那时，我对红色医生有一种又崇敬又神秘的看法，总觉得无论在政治上或在技术上，红色医生的水平总是高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因此我想：自己年龄小，文化程度低，即使抽调学员也轮不到我头上来。直到军医处肖政委到我宿合来，证实了孟谦同志的话以后，才结束了我的种种猜测。当时我的心里涌着人们去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任务时所有的高兴和激动，但也怕去了考不上，辜负了上级的期望和回部队来被别人笑话。我怀着这种心情，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和师里其他几个同志到瑞金总卫生部去报到了。
几天以后，我们迁到雩都。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有医生、队长、通信员、支书、看护员等，年龄从十六岁到三十岁，也有十多个女同志。在考场一坐下来，就只听到自己的心跳，焦急地等着试卷，一拿到手，却又胆怯起来。还记得政治常识的例题有：“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两个政权?”卫生常识的例题有：“怎样讲卫生?为什么要学医?”算术题目里有一个四则混合运算题，现在看来是很容易的，但当时却像掉在迷魂阵里似的，怎么也解不开。
考试后，第四天就发榜了，由于参加考试的人都是工农子弟，那时文化程度低，只录取了正式生十九名及旁听生六名。学校设在一个空祠堂里。我们忙着准备开学，进行清洁整顿，把墙上的灰尘和蛛网弄干净，向老百姓借来的桌、凳长短不一，我们想尽办法把它摆得更整齐一些。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兴致勃勃的，似乎心里都在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始学习啦……”
一月十五日下午举行了开学典礼，我们走进教室，静静地坐下。没有隆重的布置，甚至连红绿纸的标语都没有，从表面上看不出一点喜庆节日的样子，但从同学们的脸上却可以看到那种既庄严又兴奋的神情，连那个年龄和我相仿，在什么地方也难安安静静待上五分钟的小鬼，也端端正正地像个大人似的坐在我旁边。在开学典礼的大会上，朱德军长给我们讲了话，他告诉我们，红军已经扩大了好几个军，但卫生人员却很缺乏，因此要培养自己的医生。他勉励我们学好本领为红军干部战士服务。接着，贺诚校长(兼)报告了学校的成立经过，教育部陈正方同志宣布教学计划和学校的规定，并把全校的教师给大家作了介绍，两位业务教员，一位政治教员。最后由学生代表刘福同志讲话。
晚上，还举行了晚会，总部的干部演出了他们业余排演的话剧。第二天，由教育长上第一课一拉丁语，在讲了为什么要学拉丁语之后，他就在黑板上写了A、B、C……领着我们念，教我们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门不好读不好写，但却很新鲜的功课。那天，在吃饭和睡觉的地方都能听到一些生硬的朗凑声。开始一个阶段，我们只学生理学、解剖学、药物学和拉丁语几门课程。约一个月后，因工作需要我们学校随三军团医院，支援攻打赣州的战斗，战斗结束后至谭头圩组织临时转运医院，将伤员送至阳曲后方医院而后就地复课。
五月间，接总卫生部命令迁汀州，尚未开课，又分别去一军团、五军团支援攻打福建龙岩和广东水口的战斗，在广东新丰组织临时医院。对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人来说，随军执行任务并不是生疏的事，我们除做一些外科治疗外，还要找房子、借门板、搭床铺、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医院的组织形式是家家作病房，人人当看护)，只要有空，我们仍然坚持学习。记得有一次行军途中，在一个村子边的树林里休息时，我们学拉丁语，教育长用一块门板作黑板，柴炭作粉笔，我们席地而坐，一边念一边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写。支援战斗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在兴国北面的茶岭村恢复了学习，这里是一片大山林，从来没有受过敌人的袭扰，附近有一个后方医院，医院里有大学程度的医生(大部分从白军里解放过来的)，也来兼课，于是又开了几门新课。
学习是紧张的，午前午后各上课几小时，其余时间自习。那时，每周只有一次政治课，其余全是业务课，学校设备很简陋，只有那架油印机和少数的生理解剖挂图及一具人体骨骼标本。还有两架显微镜，但因敌人封锁，弄不到染色的材料而始终没有用过。没有教科书，就由教员编写讲义，学生参加刻印。除了学习外，我们还常常给军属代耕、插秧、送粪、收割、担水，有时还要为自己去担粮挑柴。我们文化程度低，有些东西使人觉得玄妙得很，教员反复讲了，自己还要反复思考才能弄通。多年以后我从显微镜里看既形象又清楚的红血球和白血球，但那时却只能凭记忆力把讲义上说的记住，根据讲义的内容去想象红血球、白血球和血色素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同学们是很吝惜时间的，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有时要唱歌，如果不是指导员下来催促，是不会放下讲义的。
晚上，教室里静悄悄的，两个人之问，放着一盏有五钱灯油的小灯，大家都尽可能地把灯芯捻细些，希望能够熬过更多的时间，有的同学目不转睛地瞧着讲义，有的眉头微皱，苦苦思索，有的则握笔疾书，赶抄笔记。虽然灯光如豆，但却都全神贯注。油尽灯灭之后，有时几个人还要到外面去讨论一阵。山林的夜气，使人感到无比清新，舒展一下身体，轻轻呼吸，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学校在茶岭村复课后，上级任命了我们的生理和解剖教员为学校的校长，他叫彭真，曾经先后留学日本和苏联，但却布衣草鞋，和蔼谦虚，看不出一点洋气和傲气。他任校长后，仍然给大家讲课，直到大家明白为止。他总是主动给因病残或因事不能来的教员代课。晚上，当我们睡觉时，常有同学望着校长的窗户说：“看，校长还在写讲义。”有空的时候，他常给我们讲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年计划的故事，每当他讲完一个段落而停1小-时，总有几个人同时问：“还有呢?以后呢?”他微笑说：“以后的事情下次再讲吧，现在该去学习了。”他常常提醒我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有一次，他说：“你们是第一期，是后续者的榜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建立学校来培养你们，应该知道，在校时和出校后的责任重大。”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水口战役结束后，我们在新丰成立I临时医院，先后接收了一千多名伤员，彭真同志是院长，也是唯一的医生，他把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负责轻伤员的治疗和看护，我们这第二组给他当助手进行手术。那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因任务急迫，他给讲了怎样消毒、麻醉、传递器尤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手术工作。进行当中，有一次我给一个导太多，以致呼吸微弱，发生了危险，他镇静地停下手术，进行亍诉我应该怎样做，语气里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后来我怕发生危#得太轻，以致手术进行时伤员动起来了，这时他又停下来，指示手术不停地进行下去，像我们那样的小伙子也觉得疲乏，想找一下，但彭真同志却一直坚持，有时直到深夜才休息。
到茫岭村不久，医院的医生因有组织暴动的嫌疑而被扣押了，不但兰课程无人教了，而且医院的伤病员还要我们去治疗，那时我们举分内科学和处方学，怎么敢去给伤病员看病呢?校长用鼓励的丁讲了诊断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弄不清楚时，可以把病情记睡查书，弄清了再开处方。我心情紧张地走进病房，在第一个病F，问罢情况要作诊断，但到底是什么病呢?我苦苦回想书上说§也想不起来。这时，我觉得好像全病房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曼不免发慌，只得把病情记录下来，回去查书。晚上，当我对着有些无法确定的病情记录发急时，校长来了。半个多月后，医院的教员问题已弄清，又都回来了，我们才又继续学习。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名同学参加毕业考试，全部及格了(六名旁听生因跟不上学习，已在中途退学)。总卫生部对我们是很重视的，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经过后方办事处主任杨立三同志的批准，学校给我们每人做了个斜纹布的列宁式制服和一个油布红十字包。毕业典礼那天，我们穿上新衣服，二、三期的同学们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教师们见面都为我们祝贺，对我们说：“像个医生。”校长看着我们说：“你们是第一批医生!”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毕业典礼完了，举行了会餐和晚会，晚会上有我们和二期同学联合演出的、以我们学习互助为题材的话剧。临走那天，校长、教员和同学们都来欢送，有的同学紧握校长的手不放；有个同学眼里闪动着泪花，嘴唇微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却没有发出声音来，校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忘了向我们报告工作成绩!”
校长还特别嘱咐：“到工作岗位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这时，我又想起他曾亲切而又严肃地说过：“应该记住，在校时和出校后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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