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狭窄，人又多，又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部队正向另一个方向移动，行走得非常缓慢。我和团长郑伦同志站在路边一个小店的门口，等待着兄弟部队通过，然后再带领我们教导团团部的人员和没有派出去作战的一个机枪连，跟随大部队的后面行进。
突然，有个穿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士兵，带着一个老百姓满头大汗、急忙忙地向着我们这边走来，看上去是有什么急事。他走到我们前面不远，抬起头来没头没脑地大声问道：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们有些奇怪。
“我们是旅部的。”郑团长反应很快，他看了看这个士兵，马上回答说。我立刻明白了团长说的这个“旅部”是指的敌人的旅部，因为我们红军是没有旅的编制的，在这种敌我混乱的情况下，提高警惕性是很必要的。
“你们师部呢?”那士兵又问。
“你有什么事?”
看来那个敌军士兵真的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人了。由于当时红军供给困难，常常缴获敌人的军服做军装穿，所以敌人的士兵才会产生这种误会。只见这士兵慌慌张张地解开衣扣，从军衣最里边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翻出一封信，递给团长说：“我们的部队全被打垮了，只剩师部的一些人在高山上。请你们师长赶快派队伍去援助，再迟，我们师长就要急死了!”郑团长看了看信就交给我，我打开信一看，啊!原来是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给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的求援信，信中写道：“弟处境危急，请火速派部增援……”陈时骥还在做梦呢，他还不知道他所请求的五十二师已经先于五十九师被我军歼灭了。
郑团长向那个士兵询问清楚敌人的情况之后，就叫通信员把他带到屋里去喝水。接着，团长又问了一下老百姓，那老百姓说：上午有二百多人跑到他家旁边，大部分都没有枪，就在后面的那个高山上，离这里有二十多里地。我们看了一下军用地图，是北面最高的一座山，图上标明叫“摩罗嶂”。
我们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呢?我们教导团的部队都派出去了，一时无法调回来。好在军团司令部离我们还不远，决定由郑团长去请示军团首长，我带着剩下的一个机枪连和团部的人员继续行动。约摸两个小时后，郑团长带着军团首长的指示回来了，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部队沿着山脚的几个村庄宿营。郑团长就带着军团保卫部和三十三团去“接”那个五十九师的师长陈时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机枪连通信员跑来报告：发现后面山上树林里有一股百多人的队伍。这个方向没有我们的部队，哪里来的队伍呢?我立刻联想到陈时骥求救的那封信，这支队伍很可能是被打散的敌人。
这个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马上派机枪连一个排长带着仅有的六支步枪和团部通信班的几个人去侦察。
“砰!砰!砰!”由山上树林里传来了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枪声就不停地响着。这是派出去的侦察部队和敌人打起来了。机枪连连长带着刚刚缴获的四挺轻机枪，跑步上去增援，和敌人展开了战斗。
不一会儿，枪声渐渐停止，战士们押回来一大批俘虏。从俘虏口中，证实他们确是五十九师师部的人员，但师长陈时骥还在山上。我派通信员立即押着两个刚刚俘来的军官，去报告给军团首长。
不一会儿，接到军团司令部通信科长传来军团首长的命令：“敌师长还在山上，军团长和政委命令我们教导团，一定要把陈时骥捉回来。”
我带着仅有的两个通信员，赶上山去。爬到约有五六里路高的山顶，遇到了机枪连连长和排长。
我向他们问明了情况，便分别散开去搜寻。当我从山上走下来时，遇上我团特务连的一个排长派人来报：敌人的师长被我们捉到了，已经送到军团司令部去了。
午后，我和郑团长来到军团部驻地的一间小房子里，只见陈时骥正在用热水洗脚，嘴里还喃喃地说着：
“好疼呀!好疼呀!”是啊!他打赤脚跑了一夜山路，怎么能不疼呢!郑团长打趣地问他：
“你派来送信的是什么人?”
“是我的传令兵，已跟我多年了。”郑团长点了点头，带着调侃的口吻对他说：
“谢谢你的传令兵给我们带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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