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坊战斗我负重伤后，在九军团卫生部的医生张汝光同志给我动了手术，把敌人的炮弹片从腰部取了出来，那几天，正是中央机关和红一军团、三军团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的非常时刻。虽然当时并未料到要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长征，但由于黎川、广昌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失利，大家都已预感到总有一天会发生“大搬家”的事情。从温坊到瑞金的路上，我看到九军团卫生部的伤号约有一百多人，像我一样坐担架的重伤员就有七八十人。天上有敌机巡逻，远处不断传来炮声，形势的严峻是大家都感觉得到的，好像有什么不测事件随时会发生，每一个伤病员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到瑞金以后，我们卫生部驻在距城十几里远的一个大村庄。两天后，军团首长罗炳辉、蔡树藩、郭天民、黄火青等同志前来慰问我们。罗军团长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和伤员告别，我躺在隔壁一个小房里，听他对伤员们讲话说：“你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来应当让同志们吃好睡好，安静养伤，但是蒋介石这个狗杂种不让我们好好养伤。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军团就要离开这里去作战。伤员同志们无法随部队行动，暂时留下来，由苏维埃政府照顾你们，待伤好以后可以回到原部队，也可以参加地方红军。希望同志们安心休养，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再见!”尽管我是独自一个人躺在隔壁的另一间小屋，却对隔壁大屋里发生的一切，听得一清二楚。
听罢军团长的讲话，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向首长提问。我看不到是否有人掉眼泪，但完全能想象出伤员们沉痛的心情。我心想：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到现在，已经打了五年的恶仗，牺牲了多少亲密的战友，好不容易才打出中央苏区这片江山，可今天，连这片江山也保不住了，而且由于自己身负重伤，不得不留下来，留下来的命运，可想而知，一旦被敌人抓住，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想到这里，心里痛如刀绞。但是为了不让军团首长难过，也为了不给别的伤员加重思想负担，我把满腹的悲哀压到心底，期待着能和军团首长见上最后一面。
果然，罗、蔡、郭、黄四位首长离开那个大屋子，就来到我这个小屋，他们给我带来四筒罐头，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我们准备把你抬走，希望你尽快康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天哪!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顿时使我心花怒放，可是，再一想到有那么多伤员、战友留下不能走，而且自己不能打仗不说，还得由几个同志抬着我行军，这种内疚的痛苦，一直折磨了我一个多月，直到我后卫部队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我才从担架上下来，可这时我的健康状况仍不能回到作战部队工作，只好暂时留在司令部担任了作战科长。
九军团和五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主力的侧卫和后卫，主要任务是对付一直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约六七万人。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编制满员，装备精良，从我军撤离瑞金以来，一直像两条恶狼一样跟在我军后面，对我威胁很大。我们和五军团对付这两条恶狼的主要方法是：以破坏桥梁、公路、砍断电线的手段，使敌人的行军速度减慢；遇到有利地形，就停下来给他迎头一击，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术，牵制敌人，使敌人在我军穿过一、二、三道封锁线的约二百公里的行程中，始终落在我后卫部队的后面，直到我军到达湘江东岸、广西全县一带。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周、吴纵队终于追到我五、九军团的身边。为了掩护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九军团和五军团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决战，在湘江东岸血战了六七天，尽管牺牲惨重，但终于完成掩护军委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后，我九军团奉命驻进遵义东北方向的湄潭、绥阳一带休整。这时我的伤口已全部养好，我向军团首长提出了回到七团工作的要求。罗军团长对我说：“七团已由冯玉良同志接替你担任了团长，你就别回七团了，到九团当团长吧!”这样我就到九团和团政委姜启化同志搭档了。
遵义会议后，我们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一时还不了解，只听说我们要渡过长江，去和川北、陕南的四方面军会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希望能尽快到达富裕的“天府之国”，每人能换上一套像样的棉衣。这之后，是接连的跑路、打仗，一渡二渡再渡赤水河。
红军第二次来到川南，是三五年三月中旬。趁蒋介石重新“摆棋子”的时候，我们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教训。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这才给我们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我军的前进方向，当时还是提出“争取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可是，川军对长江的封锁越来越严，云、贵两军东西夹攻，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三月二十日，我红军主力在我九军团掩护之下，突然又从太平渡架桥渡过赤水河，并取直路到达沙土一带，连夜渡过乌江。九军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军委计划的时间赶到乌江边，而守卫桥梁的部队，为了断追敌之路，按军委的原定计划已经将江上的浮桥拆掉。这样，九军团就被阻隔于乌江北岸，成为一支独立于黔西一带的“别动支队”了。
我们像一个失去了娘的孩子，架起电台，整夜整夜地呼叫着：“红星!”“红星!(中革军委代号)”希望和军委取得联系。
我们一边寻找中央红军主力，一边投入机动战斗，很快，就像猛虎扑羊那样，在金沙县境内的老木孔吃掉了贵州军阀犹国才七个团的三分之一，歼其两千余人，生俘敌人一千八百余人，缴枪一千余支，还捉了他们两个团长，并先后把长岩、瓢儿井的反动地方武装一网打尽。这只掉队猛虎的突然出现，使敌人恐慌万状，打乱了蒋介石集中全部兵力追赶红军主力的计划，不得不分散出很大一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这支留在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
关于这一段战斗史实，原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同志曾这样回忆道：“红九军团离开主力，单独活动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在这长途转战中，由于军团党委的正确领导，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群众的热情支持，我军团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军委和主力的光荣任务。”
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九军团终于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并同主力一起，于六月中旬到达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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