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冬天，红九军团成立不久，我们七团奉命从瑞金开到广昌——建宁之间的千善村一带，依托武夷山脉，修筑防御工事，准备堵击来自南昌方向的敌人。我团全员一千余人，要在短时期内和另两个团共同修好五公里宽的三道防御工事，任务是很艰巨的，加之当地山高坡陡、森林屏蔽，又是雨季，给施工带来很多不便。可是，为了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家不怕劳累，夜以继日地挖山修壕，砍树筑堡，三道防线按期完工。至今还记得，完工以后，朱总司令派来工兵团团长王耀南同志前来检查验收时，对我团的工程质量表示满意。这年九月间，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出谋划策下，调动了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围剿”。
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实行所谓“短促突击”、“全线抵御”，这样一来，我红九军团的全部兵力都进入了阵地，与来敌展开了正面交锋。敌人每天有十多架飞机在我们的工事上空轮番投弹轰炸，地上又有几十门山炮、野炮不停地向我阵地倾泻炮弹。我们的工事既不是钢筋水泥做就，也不是铁丝电网连成，怎能经得起敌人的狂轰滥炸?不少工事被炸垮，有的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和碎石所掩埋，我军只能是在无工事情况下战斗。敌人的炮火一停，其执法队就催逼着怕死的士兵，像羊群一般漫出阵地，向我扑来。我在电话上再次向三位营长下达命令：敌人不到我手榴弹杀伤距离，任何人不得开枪。
敌人距我阵地越来越近，当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的时候，各营先后发起火力攻击，死伤的敌人纷纷倒下。一次，我三营营长刘昂同志，亲自率领一连人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杀伤敌人数十人。敌人的冲锋和我们的反冲锋，每天约反复六七次到十一二次，每次冲杀之后，总有三四十或五六十不等的敌人尸体躺在我阵地前沿。
天黑之后，敌人不敢出动，我们就修复工事，走出掩体，把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收集回来，及时补充自己的急需。这样坚持了七天七夜之后，我在指挥所接到了军团长罗炳辉同志的电话，他命令我团于夜幕降临之后，悄悄撤出阵地，迅速回到根据地重镇建宁待命。我团的钢铁阵地，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某团接防。这是九军团创建以后所打的第一个硬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在我党我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与我中央苏区红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但是，这个政府很快被蒋介石扼杀于摇篮之中。之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进行蚕食。党中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扭转红军被长期围困在武夷山麓狭小天地的被动局面，七月间作出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命令红九军团护送七军团越过武夷山脉，穿过福建中部的沙溪、尤溪河流域，到达了闽江东岸。此一举，被称之为“东线活动”。
为了护送七军团顺利渡过闽江，军团向排以上干部作了动员。在军团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指定我红七团担任前卫。我与团政委张振凤同志交换意见之后，立即向全团官兵传达了军团部的命令。我们针对即将进入白区的敌情，做了相应的准备。如考虑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与大量集结之敌相遇的可能性较小，但地主武装民团分子几乎到处可以碰到。为了对付这些“绊脚石”，我们把侦察排从头到脚化了装，穿戴完全是中央军模样，我们把这个排部署在部队的最前头，既能为后续部队摸清各种情况，又能相机行动，不放一枪就能把小股敌人一口口吞掉。
七月中旬，当我团离开根据地，进人蒿口以东的第一个较大的集镇沙芜塘时，我侦察排就与一个民团的小头目相遇，排长陈生宝同志对他说“中央军大队在后，你赶快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我们的长官要给你训话，集合时要全副武装，但为了长官的安全，任何人不准在枪里上子弹。”那个小头目立即执行，很快把八十多个民团分子集合起来。此时，陈排长当机立断，指挥全排战士迅速把敌人的枪支缴了，并向他们宣布：“我们是红军，通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谁与红军为敌，谁就是汉奸，一律以汉奸论处。”这些民团分子，听了陈排长的话，吓得目瞪口呆，一致表示：绝对不与红军为敌。
我团从宁化出发，过清流，经蒿？、沙芜塘、大湖、益口、新桥、尤溪，到闽江边上的樟湖坂，在长达六百余里的行程中，除佯攻永安城时敌人向我开枪放炮外，大都是采用陈生宝同志的战术，灵活多变地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一扫而光的。在七军团顺利渡过闽江后，九军团即从原路返回。在我军调头回师之时，缴获了闽西军阀头子卢兴邦的火药四百余箱，同时缴获食盐六七万斤，这两项物资都是中央苏区的奇缺之物。当时我们的兵工厂，因为没有这种火药，所造的子弹射程短，穿透力弱，而由于敌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买一两食盐，得花一块银洋，因此军委电令我军团，务必把这批战利品运回中央苏区。
由于敌情严峻，我军回师不能走大路，各种车辆无法利用，只好由全体指战员来肩挑背扛，上至军团首长，下至班长战士，平均每人身上负荷不下五六十斤。道路漫长，烈日酷暑，苦不堪言。但是在六七百里的背运途中，无人掉队，更无人叫苦，一直把十余万斤火药、食盐全部运回中央苏区，为红九军团赢得了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美名。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在完成护送七军团渡过闽江、为中央苏区运回火药、食盐十佘万斤的任务以后，我军团驻扎在长汀以东的连城温坊一带休整。
大约十天之后，就开始修筑防御工事，防止东线之敌进犯我长汀、瑞金，所修交通壕、掩体长达三十华里。不久，敌人也在我正前方的对面山上开始修筑工事，建立碉堡，双方都能看到对方的活动，但不在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谁也不盲目放枪。
一天，军团长罗炳辉把电话打到我的团指挥所，他说：“在你七团的右前方，敌人有个突出部，约有一连人在那里担任警戒。他们刚刚搭起帐篷，准备在那里筑碉堡，趁敌人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突袭他一下，怎么样?”我对军团长说：“很好!我团愿意担任突袭任务。”
罗炳辉军团长接着以命令的口气说：“命令你团今晚派一个营去，把敌人那个突出部干掉!”我放下电话机，就把二营营长李松叫到我的指挥所来，当面向他交代了夜袭敌人的任务，并和李松同志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法。按照我们的计划，全营指战员轻装出发，每人增带五个手榴弹。在夜深人静以后，我二营指战员悄悄出发，慢慢下山，迂回到敌人的左后侧，逐渐完成三面包围。
凌晨一时整，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三百多健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冲到敌人帐篷附近，几百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有的敌人来不及穿衣，裸体跑出帐篷，一百二十多个敌人，除十五人被俘，另十几人逃跑外，其余全被击毙。这次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我无一伤亡，迅速回到自己的阵地，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不久，李松被提拔为我七团副团长。
但在这之后，战场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团与敌人相持战斗了几天以后，发现敌人投入的进攻兵力越来越多，冲锋的次数也与日俱增，我团的伤亡也在逐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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