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在渤海平原上，我们七师宣传队成立了。全队三十多个人，分四个小队；我们小队全是十四至十七岁的小同志，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首长和同志们封了我们个“小鬼队”的称号。以后， “小鬼队”就成了我们正式的队号了。至于是第几小队，连我们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那时候我们穿上军上衣，打上绑腿，不用穿裤就是一个兵，每逢发下军装，穿起来风纪扣总是结在前怀里，要不是女同志帮我们缝缝领子，敛敛袖子．那么，穿在身上真象“道袍”一样。
人小穿衣服不合适，但也有优越性，比如说睡觉就比大个子方便：北方的冬天是够冷的，每人又只有一床单薄的棉弛，夜里确实冻得够呛，可是我们呢，四个人合伙，把被子铺上一床，俩人一个被窝，剩下的一床再盖在上面。别人只有一层，而我们连铺带盖就有三层，可暖和啦。
小鬼当然就有股小鬼劲。刚建队的时候，看了渤海“行署剧团”演出的“闯王进京”以后，拼命模仿。那时还没有乐器，于是回到驻地，木桶当鼓，脸盆当锣，叉耙、扫帚作为枪刀剑戟．小队长孙美峰当闯王，小队副刘盂津演多尔衮。登崩仓!咣咣咣咣……“巴都鲁!”“有!”“随我进关。”噢……一场混闹，就在院子里开始了。
那时老百姓见了我们，都叫我们“小八路”，有的同志弥我们是“娃娃兵”。看来他们这种叫并无不好的意思，而是出于亲热爱戴，但我们总不愿听这种称呼。记得有一次，小张与一个同志争辩着说：“不，我们是小文艺工作者”，惹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自此以后，除“小八路”“娃娃兵”外，又多了一个“小文艺工作者”的称号。
最高记录
“胜利是打出来的，不是走过来的”，但在运动战中，为了取得胜利，跑路也很重要。拿我们小鬼队来说，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人小心不小，从不甘心落后。每次行起军来，斜背着挎包，为了好看，还故意把刚发下的毛巾夹在挎包盖上，让两头垂下来，象穗子一样。用黄绳子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上，放上巴掌大的一双鞋子，上面再横放上一把胡琴，雄赳赳的走着。大同志走两步我们就得走三步。两只小胳臂，一甩一甩的，可带劲啦。休息时，带着背包原地仰面朝天一躺，背包当枕头，也满舒服，前面一喊“跟上”，爬起来就走，根本不用耽心丢失什么东西。就这样，战士走过的路，我们也走了，有时一天走它百八十里，也没掉过队。
行军我们常常是提前出发，最后到达。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间歇，不致过累，一方面可以赶到部队前面搞茶水站、鼓动棚，做些行军中的鼓动工作。
不少部队都乐意跟我们一齐行军。我们一路歌声不断，特别活跃。有时真累熊了，不想唱，可是同志们一激：“小鬼队、真熊了”．谁肯示弱．又唱起来了。有时干脆插到同行的队伍里，边行军边教歌，休息就说快板，使得整个部队非常活跃。
碰上冒雨行军，可就苦了我们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转战鲁中，老天爷象故意与我们怍对似的，行军就下雨，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有时一夜淌几道河，大同志挽挽裤腿就可过去，可我们就得脱裤子。队伍里又有女同志，既不方便又太麻烦，所以索性穿了裤子淌水，因此衣服经常是湿漉漉的。碰上泥路，我们就成了“摔跤冠军队”，弄得活象泥人。
记得最伤脑筋的是解放泰安以后的一次夜行军。部队刚出万德镇，天就黑下来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夹着暴雨，帽沿被雨浇得垂了下来，直往脸上流水，眼也睁不开。天黑，又是行进在山路上，看不见路，怎么走呢?不知是谁想出办法，拉着骡子的尾巴前进。平常行军，拉着骡子尾巴走。不但省劲，还可以边走边唾，的确不错，可是现在不行了，碰上爬坡过沟，骡子一跳。人根本没有准备，结果是摔得鼻青脸肿。没有办法，只好慢慢地前进，一步挪不了四指，那里象走路，简直是爬行。
天黑，山陡，路滑．别说两只脚，就是再加上两只手，也难免摔跤滑下来。还是队长的办法多，他解下绑带，接起来拴在前面路旁的小树上或者石头上，大家拉着绑带前进。电光闪时，可以看出黑乎乎长长的一串，真是名符其实的“鱼贯而行”了。好景不长，突然绑带断了，一个个骨碌碌滚了下来。好险哪l幸而没有悬崖，要不，不摔个粉身碎骨，也会摔个半死不活。
就这样，也没有一个发牢骚的，只要稍微能喘过口气，仍然可以听到“艰苦的几百里路行军好，多少的模范同志立功劳……”的歌声。
天亮了，雨也停了，计算一下行程，整整一夜，走了八里路，创造了有史以来行军最慢的一次“最高记录”。
小八路也不简单
我们是宣传队，也是战勤工作队。每逢战斗，我们就高度分散了：到前线去担任喊话和报道的，搞担架的，带俘虏的；我们小同志和女同志则多是到后方作护理伤员和抚恤工作。
那时，遇到战斗，都抢着到前面去。特别是三打邹平时，大同志林效颜随突击队到前沿去喊话，缴到了一只美式手枪以后，谁也不乐意在后面工作了。我们也在会上鼓着小嘴向队长提过意见，说队长瞧不起我们，每次战斗总是把我们分到医疗队去。尽管这样，分配到医疗队，还是干得那么带劲。医疗队里，设备可以说是没有，一切一切都是就地取材：我们用谷草铺成厚厚的通铺，再用高梁杆子捆成铺边，用芦苇削好吸水管，做好这些工作以后，就提着灯笼在路口象接亲人一样的接伤员。
我们不懂护理学，但却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尽量减少伤员痛苦，使他们早日痊愈，把每个伤员当作自己的哥哥一样对待。起初，我们对医院的生活，也感到非常可怕，什么样的伤员都有。夜里，在暗淡的豆油灯下，呻吟声、叫喊声，更是怕人。记得有一次十四岁的女同志张荣生被吓哭了。这也难怪，不是参加革命的话，这时我们这些小鬼，也许正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熟睡哩!现在呢；不但不要别人照顾，还要来照顾别人。我们又想到这螳同志们牺牲流血，又是为了谁呢?想想这些，以后逐渐不怕了。每当伤员痛苦呻吟∞时候，就想法安慰他们，唱歌、读报给他们听，借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在医院工作中，我们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同样也为不少战士们的高贵品质和行为所感动。我们逐渐锻炼得坚强了。
战斗，我们的确懂得太少了，但并不怕。当敌机在头上转的时候我们也学着队长的样子。指挥着民工分散隐蔽。说起带民工，虽然我们是毛孩子，同样也能带几十几百副的担架。打邹平时。前方缺了担架，我们三更半夜的到处动员民工，挨门挨户地喊着：“老大爷，前方打仗啦!咱去抬抬伤员吧”，就这样，一会儿几十副担架就随我们出发了。
打仗时带俘虏，他们欺负我们人小，不听话。的确，他们坐着跟我们站着就差不多高。可是我们不管这些，同样和其他同志一样，照顾他们吃饭、睡觉，对他们进行教育，一讲也是一套套的大道理，讲得有条有理，到时候，乖乖的听我们的。所以俘虏们常讲：“别看是小八路，也不简单”。
我们的演出
战斗结束后，部队要评功、庆功、休整，我们这时的任务是演出。提起我们的演出，拿现在来比，简直不象话，全部财产是一套幕布，两盏汽灯，有时煤油缺乏，干脆用锅子放上豆油、棉花点起来干。化妆品除一盒凡士林外，其它油粉，全部自造，灯烟是用不完的黑色油粉，再调上点红油墨就是上好的印度棕色。乐器除一部分是缴获来的外，其它也是自造的。山炮弹钢壳做胡琴，大低胡是用装榴弹炮的纸壳蒙上羊皮做成的，音色虽不太好，但配乐时也还满有气氛，布景则是用高梁杆破报纸糊的。就这样我们电演了不少节目。如“军民合作打老蒋”、“逃出阎王殿”、“买卖公平”等，同样受到大家欢迎。
提起业务学习，更是可怜，一是没有时问，二是没有材料。记得一次队长从兄弟团体里借来了一本“史丹尼体系”大家如获至宝一样，几个通宵抄了下来，珍惜的称之为“半部天书”，可是以后行军遇雨，多被淋得一塌糊涂，看不清了。语言训练更没有，演出时舞台上可真是“南腔北调，百‘话’齐放，”啥土音都有。演员训练更差。记得排“血泪仇”时还闹过大笑话。演到“卖桂花”和“东才被抓丁”的时候，乐队哭得泪湿琴弦拉不响，吹笛子的只咧着嘴哭，吹不出气来。这些倒不算啥，最笑话的是连扮演反派人物的田保长也哭起来了，戏根本排不下去了。演田保长的孙景村同志哭着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不哭更难受。”是啊，大家都是从苦难的岁月中熬过来的，孙景村本身就要过几年饭，在这种情况下哪能不哭呢!最后还是导演向大家再三说明了演出的目的和意义，演得不象，怎么能达到教育目的呢，戏总算排出来演出了。可是以后演出中，仍有很多同志暗暗地流了不少泪水。
演出的效果很好。记得在八五团一次演出，一个新解放的战士，从开始看就哭，看了不到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摸起枪来，向着台上的保长，就要开火，幸而班长发觉，才未发生危险。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了部队，也深深的教育了我们自己。
我们在斗争中逐渐锻炼得坚强了，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下长大了。已再不是“娃娃兵”和“小鬼”了。每当我看到文艺团体演出时，都很自然的想起那时的情形，沉醉在“小鬼”时代生活的回忆中。《渤海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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