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吧!坚强些，勇敢地活下去，找到自己的队伍，我才二十岁啊!绝不能这样就完了。我自言自语着，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我取下了头上缠的白布，把它紧紧地包扎在伤口上，然后忍着疼痛，困难地把牺牲了的战友搬进沟里，撬了些树叶乱草掩埋起来。
“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天一亮，敌人一定会来搜查的!”我在思索着，“可是，往哪儿去呢?城里?不行!那里有敌人。往河龙坪去?也不行，那儿有保安团!”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的设想，又一个接一个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啊!杨老爹家!”我心里突然想起杨老爹来，八个月前，我们班在杨老爹家住过，“老爹是咱们自己人啊!暂时到他那儿去吧。”
杨老爹家只有他和老伴，两口子今年都是六十开外的人，就住在离这儿约两三里路外的小岗上。提起老两口，谁都会为他们凄凉的身世感到同情。杨老爹原来也有儿子、媳妇和一个没满周岁的小孙子，原来本是幸福的一家。两年以前，儿子被国民党抓出去当兵，由于不愿意和穷人的队伍——红军作对，就开小差跑了，后来抓回去被连长枪毙了；儿媳妇被别人霸占，小孙子因为没有奶吃，没两个月就死了。他俩老在盼着有一天这里也变成苏区，二老倒不是盼望分点田地，而是盼望着共产党来替他报仇。过了不久，红军果然来到这个地区，老头老婆见到了我们，好像见到了亲人，我就在他家住了半个多月，二老把我们当儿子一样看待。老人家不幸的遭遇，在战士们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恨。
天边闪烁着几颗星星，身边安静地躺着牺牲了的战友，夜风吹得残叶沙沙响，枪声早已沉寂了，腊月的冷风穿透了破棉衣，身子不断战栗。“爬吧!忍受疼痛，战胜困难，到杨老爹家去，一切都会好的。”借着星光，我大体辨别了一下方向，便往杨老爹家爬去。爬过无数草丛，穿过一片灌木，越过几条小溪……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星星落了，东方出现了鱼肚色。
“赶快爬吧，要不天就快亮了!”我焦急地想着，但是全身困乏，四肢无力，伤口剧烈地疼痛，饥饿与寒冷侵袭着身子。我终于爬到了杨老爹家，破旧的独立家屋的影子出现在眼前，啊!惊喜和兴奋使我忘记了困乏、疼痛、饥饿、寒冷，忘记了一切……
杨老爹两口见了我，也是喜出望外，老两口赶紧把我弄回家里。天大亮了，老妈妈给我烧水洗伤口，大爹从山上找回来些草药，用嘴把这些草药嚼得稀烂，装满了一小碗，然后敷在伤口上，用一块干净布包好。老妈妈又端来了半盒米饭和一大碗鸡蛋汤。见到老妈妈满头白发和那慈祥的面孔，那老态龙钟的样子，使我感到了母亲的温暖。不知什么时候，感激的泪水挂满了我的眼角。
离杨老爹家约四十里地，有一个有名的镇子叫做河龙坪，因为这里不是苏区，没实行土地改革，红军来过几次，只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爹打听到河龙坪附近有一个大村和小村，这两个村连在一起，人们叫它大小村。大小村里有好几十个红军的伤病员在养伤养病，这些伤病员有的住在地主家，也有的住在穷人家。红军的伤员住在地主家这倒不是个怪事，据说这是贺龙司令员交给他们的，大地主家交三个、四个，小地主家交两个，穷人家里交一个或不交，凡交给穷人家照看的伤员，红军走时都留下几块白洋和一些粮食，交给地主家的就什么也没给。当然地主家很不愿意收留红军的伤病员，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据说贺龙交代过，伤病员交到谁家，谁家要负责吃喝和医治，国民党军队来了，还要负责转移和隐蔽，假若谁家有虐待行为，或少了一个伤病员，红军回来就要找谁家算账，同时红军还留下了几个秘密的工作人员，专门监视那些地主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收集伤病员的反映，对那些态度不好的地主提出警告，因此红军的伤病员住在这里是很安全的。
天刚亮不久，杨老爹就背着我经河龙坪去找红军的“医院”，一路上累得老爹上气不接下气，天又黑，走大路怕被破坏分子看见，尽绕着小路走。老爹有时搀着我，有时背着我，高一脚，低一脚，走不上两里路就得坐下来歇一阵。我极力忍受着由于行路引起的伤口的剧烈疼痛，为了不让老爹知道，我一声也没敢哼，我也尽量坚持着自己走路，不叫老爹背我。这样四十里地，直到快天亮才走到。
来到大小村的时候，天还没亮，找谁联络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先找一家屋子破的人家歇一歇，因为破屋子里住的是穷人，穷人才是自己人。歇一歇等到天亮再找人家打听谁收伤员。
老爹和我来到村外一家破草屋，虽然天还没亮，草屋的烟筒已经冒烟了，老爹上前敲了敲门，轻轻喊了几声，门开了，老爹进去后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就出来把我搀进屋子。
这家人姓向，三口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还吃着奶的小孩，以打柴为生，还种着二亩菜地。
男主人向青，听说来了红军伤员，连忙从床上起来穿衣服，向青和向青嫂都坚持要我留在他们家里，说一切由他俩负责，错不了，并且还说他家以前住过一个养病的红军排长，上个月才离开这儿找队伍去了。
从这以后我就住在向家，老爹隔不上十天半月就要带些鸡蛋、黄豆之类的东西来看我一次，过年的时候还把他家报晓的大公鸡也送来了。
在向青家住下不几天，向青就和红军留在这儿工作的一个金同志取得了联系。金同志经常送些药来，还送来两块白洋，也经常来安慰我，叫我不用着急，说红军会回来的，伤好了就送我回部队。但金同志究竟住在IIIIJL，我却始终不知道。
由于手榴弹片在腿里没有取出来，伤口一天天在恶化，虽然向青嫂经常熬些草药水给我洗伤口，但终于化脓了，腿肿得像一个小水桶那么粗，脓灌满了一条腿，就是流不出来，成天不能下床，拉屎撒尿全靠向青嫂来服侍。杨老爹见到这种情况，焦愁得眉头成天都皱在一起，几天都守在这里不肯回去。老爹想尽了一切办法，用磁针挑，用生黄豆嚼碎含口沫敷，什么偏方都用过了，脓就是出不来。使我感恩最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老爹在用尽了办法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俯下身子用嘴吸我的伤口，结果终于吸开了口，那脓像撒尿一样流了半盆，连弹片也随着脓一起流出来了，肿得像小水桶般粗的腿，顿时瘦了下来，现在却只剩下一根骨头和一层皮了。
“国民党军队来了!”这天，乡亲们突然得到消息，有红军伤病员的人家有的忙着把伤病员转移到山里去，有的藏在地窖里，有的藏在柴革堆里，到处一片忙乱，地主却兴高采烈地杀猪宰羊，准备着欢迎。
夜里，向青出去帮助别家转移伤员，向青嫂把我搀扶到离大小村好几里地外的一个山洞里去，每天夜里不是向青就是向青嫂按时送来些煮鸡蛋、甘薯、烙饼之类的东西。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真的开来了一个团，就驻扎在大小村一带，到处逼粮要款，打狗抓鸡。最可恨的是地主王二胖子的二儿子王光，领着国民党军到处搜查红军的伤员，藏有伤员的地主家，怕被搜去了，将来红军回来无法交代，都只好给王光送些财礼，王光就不去搜地主家，装做不知道，而专门搜穷人家，要不是风声传出得早，转移得快，我们这些伤员一定会吃大亏。王光这个小子很坏，去年下半年曾因他告密有两个红军伤员被保安团抓去，红军本来要惩罚他，可红军来了他就跑了。听说红军曾经警告过他爹王二胖子，王光要再这样就会和王二胖子算账，他才算老实了些。但最近几个月因红军没来，又没有消息，而国民党军队来得较勤，这小子又得势了，还散布说什么红军被围剿光了，剩下的跑到四川陕西去了等等，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很为红军担心。
这一次搜查的结果，一个也没有抓着，气得国民党军官直跺脚，骂王光是个无用的东西，王光没有办法，就采取了逼交的手段，带着白军到以前收容红军伤病员的人家去，又是打又是骂，拉得枪栓咔嚓直响，强迫交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个交的。
那几天，王光也领着兵到向青家去了好几次，把向青和向青嫂毒打了好几顿，也没逼出人来。一天夜里，向青嫂正提着筐子给我送饭，给王光抓住了，王光狠狠地打了她几个耳光，骂道：“哼!臭娘们，还说家里没藏红军，给谁送的饭?”
向青嫂被打晕了头，丢下饭筐子就往家里跑。这时候，两个国民党兵把向青嫂抓过来，又打了一顿，非要她领着去找伤员，她说什么也不去。这时候村口围满了人，不知是谁把王光的妈叫来了，这地主婆子见满村的人都围着看她的儿子打人抓人，她害怕红军回来的时候大伙告她家的状，便装着一副慈善的样子劝她儿子回去，王光正在下不了台的时候，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怒气冲冲地带着兵走了。这件事是我从山洞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就是两个多月，我的伤口渐好，能够下地了，我每天就帮助向家侍弄菜地或干点别的什么。
可红军的消息一点没有，九师到哪里去了?我的亲爱的战友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到哪里去打听呢?
到了一九三三年四月间，伤口完全复原，我又成了一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了，每天和向青一块上山打柴，一块挑柴到河龙坪镇上去卖，边卖柴边打听红军的消息。有人说红军打垮了敌人的围剿，贺龙带着红军到江西去了，有人说到湖北去了，也有人说红军被打散了，传说不一。
红军有好几个月没有消息了，地主们的态度渐渐有些改变，地主赶伤员，不给伤员饭吃的事情常有出现。有些快好了的伤病员和轻病号已经陆续离开这儿，想法找部队去了，重一些的伤病员已由地主家迁到穷人家里去了。我也应该找部队去了，我正准备去和杨老爹和老妈妈告别的时候，向青卖柴回来，递给我一封信，说是金同志临走前写给我的。原来金同志要到别的地方执行任务去，他知道我是党员，就把这个地方的工作交给我了。
这是党交给我的新任务，我必须在这儿留下来。我装得很不关心红军，许多人问我什么时候回部队，我也没表示什么态度。后来村里一天天地传说：“王万金要在这儿安家当老百姓了，再不回部队了。”甚至还有人来给我提媒，我也含含糊糊地应付着。的确，从我的表现上来看，完全成了个老百姓，不知道我来历的人，谁都不相信我是一个红军战士，大小村的人，连地主在内差不多都认识我了，保安团也不注意我了，这给我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条件。
近日来，王二胖子变得更坏，依靠着钱的活动，二儿子公然在县里当起什么保安队副来了，经常派人到河龙坪一带来收壮丁费、保安费，还到处搜查红军的伤病员，使藏有伤病员的人家担惊受怕，这就给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击王二胖子的疯狂，我和向青商量着给他家去了一封不署名的信，告诉他如果再这样下去，红军回来就对他不客气了，这样王家果然又老实了些。
五月间，突然接到金同志的来信，要我查清河龙坪一带地主家有多少粮食，多少猪，多少羊，藏在什么地方，并说红军就要回来了，一切需要做好准备。这个消息使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我就把消息传达给伤病员们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盼望着红军早日打回来。
上级所需要的情况，我早已知道得很清楚，王二胖子家有十三口猪，两口母猪，还有一群小猪崽，粮食都埋在地下；张财仁家有七口大猪，上个月赶伤员就有他家……
六月初，红军到了离河龙坪几十里路的地方。这时候，我已经抑制不住想念部队的心情，等待不及，就找部队去了，赶了三十多里地，果然找到了红军的先遣部队。我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母亲，强烈的兴奋和激动，使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了，只在队伍中穿来穿去地问好。回到这里来的是红三军的独立团，我找到了团部，也找到了金同志。
成群的孩子们到处乱跑乱跳，乡亲们扶老携幼在村口迎接自己的亲人——红军。长期留在这儿的伤病员们，也都拄着棍子来找部队了，互相叙说着离别后的思念，这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高兴的情景啊!红军刚到一会儿，团部门口就摆满了乡亲们送来的山药蛋、南瓜、鸡蛋……
在欢迎红军的人群中，王二胖子、张财仁家的人也都强作笑容来了。我心里暗暗地说：不要再耍花招了，一切我们全明白。
第二天上午，我们和老百姓一道清算了王二胖子和张财仁家，我们将清算出来的粮食、猪、羊等，除了红军吃和带一部分外，其余的都分给那些曾经收留过红军伤病员的穷人家。
晚上，红军派人给向青家送去了一石米和几件棉衣，向青和向青嫂坚持不收，要把粮食留给红军吃，经过许多解释才勉强收下，并埋藏起来。
队伍在这里住了几天又要出发了，我被分配到特务连当班长，走的时候我去和向青家告别：“青哥、青嫂，我要归队了……”
我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打搅你家半年，是你们救了我的命，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俩啊!”我哭了，眼泪流满了一脸，
“请转告杨老爹和老妈妈，就说我走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他二老救命之恩……”
向青也只是流泪，一句话没说出，临走，向青嫂塞给我一包东西说：“留到路上吃吧!”
我转身走了，挥泪告别了半年来用自家的活命粮和生命救治我的向青、向青嫂、杨老爹和这里重情重义的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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