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讲述青年干事在红四连的故事

Admin 发表于2016-03-14 10:53:05
项山战斗胜利之后,福建军区独立十师红一团和兄弟部队奉中革军委之命,由江西寻邬、筠门岭出发,经会昌、瑞金,折回福建宁化、禾口集结待命。团政治处胡主任利用这个战斗空隙,召开了各连政治指导员会议,听取这段行军、作战的情况汇报,并部署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落实会议精神,会后,政治处的工作人员都分头下连队去帮助工作,青年干事张日佐被分配到红四连。那时正值繁花似锦的阳春季节,禾口这地方漫山遍野山花烂漫,彩蝶飞舞,把苍翠的群山装扮得分外妖娆。田间,农民们正忙着春耕播种,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前线,苏区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青年干事张日佐穿着整洁的军装,身背包袱、雨伞,脚蹬草鞋,精神抖擞地沿着山花簇拥的山径,朝红四连的驻地——方田村奔去,他被这片迷人的春色和农友们一张张亲切的笑脸所感染。
一九三二年春天成立红四连时,张日佐曾经到过这个连队,这是一个有名的青少年连队,上至连长、指导员,下至战士、炊事员,都是十三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而且大多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一年来,他们转战在闽西和闽粤赣边区,像一群勇猛的小老虎,经常出没在敌人后方,捣敌巢,抓舌头,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土豪劣绅、土匪民团闻风丧胆,国民党反动军队更是伤透脑筋,按照反动派自己的话讲:“这些娃娃兵,打起仗来个个不怕死,来如闪电,去如疾风,看不见,摸不着,神出鬼没,很难对付。”正因为如此,张干事特别喜欢这些“红小鬼”,但他同时知道,由于战斗频繁,生活紧张,青年工作得不到很好开展,连队发生的问题不少,这些“红小鬼”大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和军烈属子弟,入伍前大多是文盲,虽然阶级觉悟高,组织纪律性较好,但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低,年纪轻,缺乏经验,平日里喜欢玩耍,有的还会淘气、哭鼻子,这次项山战斗中有的人发洋财不归公,筠门岭北上时,连队还发现有个别人怕苦、怕累,甚至有个别人开小差。所以,张干事边走边盘算,这次到红四连怎样帮助党支部教育好这些青少年战士,使他们更迅速地成长。
张干事认为,共青团是教育青年的大学校,应该把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到红四连后,发现个别团员和青年华而不实,好说漂亮话,工作不扎实,甚至还有说假话的。这种不良风气如不纠正,将会影响青年的健康成长。当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创办了一种机关刊物叫《青年实话》,张干事心想:团刊题名《青年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对青年讲“实话”——心里话,又是要求青年要讲实话,办实事,于是,他就经常运用《青年实话》教育青年。
有一天,他给团员、青年上团课,特地讲解《青年实话》中的一篇文章:“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办事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群众负责,两者是一致的。”这些话,句句切中青年的思想。战士们都反映,如实反映情况是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年轻人,从小小的年纪就应培养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好作风,不老实的人总是要吃亏的。经过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红四连青少年战士的作风很快地转变了。
红四连从禾口出发那一天,经过宁化县城,沿路很多群众组织欢迎,特别是到了县城两座宝塔下,群众更热情,烧了很多茶水、粉干、稀饭,还准备有不少水果、鸡蛋慰劳我们部队,战士们很受感动,张干事见状带领部队唱歌、呼口号,感谢群众的热情关怀。到了宿营地后,他启发战士们讨论:“为什么群众见了国民党军队就跑,见了红军却这样热情欢迎?”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因为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斗的,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所以群众才会欢迎我们。”
张干事笑着说:“对,正因为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我们处处遵守纪律,我们热爱人民,人民群众也才热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自觉遵守纪律,多替群众做好事,才配得上红军这个光荣称号。”讨论后,他立即带领战士给群众挑水、劈柴、打扫环境,军民关系更加融洽,那些曾经违犯过纪律的战士也受到一次实际的教育。
张干事知道要想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必须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团结教育青年。行军中,他总是和战士们走在一块,边走边谈心边做思想政治工作,还经常帮助体弱的小战士扛枪背包袱。有一天,行军经过金鸡岭,山又高又陡,加上连日阴雨,山路泥泞,稍不留神,就会摔跤。张干事在行军队伍中,一会儿搀扶战士爬陡坡,一会儿又帮着炊事员挑炊具担子,累得汗水淋淋。
当部队走到东风亭时,张干事突然发现战士小徐坐在亭边喘粗气,脸庞通红,额头直冒虚汗,他想小徐可能有病了,马上传话叫卫生员赶上来,果然,一量体温,小徐发烧到三十九度,他二话没说,砍下两根竹子,做了副简易担架,和卫生员一起把小徐抬过了金鸡岭,感动得小徐含着热泪说:“张干事真比我亲哥哥还亲!”张干事如此关心战士,战士自然也把他当成亲人,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难解决的问题都肯对他说。
有一天,共青团员陈福仙来找张干事说,家里来信要他回去娶媳妇,不然女方就不跟他,要嫁别人了,张干事把陈福仙的家信拿来一看,发现信中的字迹端正,词句流畅,不像是一般农民所写,便问陈福仙:“你家和你未婚妻家有没有文化高、毛笔字写得好的人?”陈福仙想了想回答说:“没有。我们村里只有一个叫陈家云的富农,读过私塾,村里人写对联都找他。”张干事敏锐地察觉:这封信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伪造的。所以,他又问陈福仙:“你相信不相信未婚妻会跟别人?你过去不是对我说过,你来参加红军时,你未婚妻还亲自送你到十里亭倾诉感情,现在可能变心吗?”陈福仙略有所悟地说:“对啊,我临走前她还送我~首山歌,唱道‘送郎当红军,家里的事儿莫挂心,祝你前方打胜仗,狠狠消灭白匪军’。”
张干事听罢笑着说:“所以我不相信你的爱人会跟别人,你若不信,我帮你写封信到乡苏政府干部那里了解了解。”张干事就为陈福仙写了一封信,不久,乡里回信,经过调查,果然是那个富农分子伪造的假信,目的是要拉陈福仙的后腿,破坏红军的巩固和扩大红军的工作。过不几天,陈福仙的未婚妻也来了信,要陈福仙不要相信坏人造谣,安心在红军队伍里干,她在十里亭的誓言永远不变。陈福仙心上的疙瘩解开了,情绪很快安定下来,又像往常一样蹦蹦跳跳、乐呵呵地干起工作来了。
张干事在每次战斗中总是那么英勇、果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四月十二日,红军东方军攻打清流县城,上级命令红四连坚守清流县城东北方向的莲花山阵地,阻击增援清流县城的敌人,红四连在莲花山阵地坚守了一天一夜,翌日拂晓,东方刚刚露出晨曦,永安方向的兄弟部队也与敌人的另一路增援部队接上了火。这时,敌人为要解清流之危,狗急跳墙,不顾一切地对我莲花山阵地再次发起猛攻,妄想从莲花山打开一个缺口,好与永安方向来增援之敌会合,前后夹击我围攻清流县城的红军。
敌人来势汹汹,轰轰隆隆地用炮火猛轰我红四连前沿阵地。不料,一发炮弹正在张干事的附近爆炸,他不幸负了伤,卫生员赶紧给他包扎后,要送他下阵地,张干事倔强地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还要继续战斗!”接着,他提高嗓门大声地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有我们的顽强,就不让敌人猖狂!人在阵地在,坚决把敌人打下去!”这时,团直机关枪排增援来了,红四连的战士们士气更高,与炮排战友并肩战斗,互相配合,机枪口喷射出愤怒的火焰,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在阵地前丢下不少的尸体和伤号,再次败下山去。
就这样,张干事和红四连的勇士们坚守阵地两天两夜,胜利地完成了“围城打援”的阻击任务。当陈连长接到上级“撤离阵地”的命令时,张干事又主动要求留下掩护,让连长带领部队迅速撤离,他和二排长一直坚持到最后。临撤出阵地时,他还动员战士们要沉着,保证不掉下一个伤员,虽然他自己也负了伤,仍以最大的毅力搀扶一个伤员下山,安全到达集结地——渡水塘。
四月十八日,莲花山阻击战刚结束不久,一团又接到东方军军指挥部命令,要他们立即赶到连城溪尾上村,配合兄弟部队阻击由连城方向来的敌人。部队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硬骨头作风,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连城方向进发。山区气候瞬息万变。当部队行军快到北团溪时,突然发现西北方向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红四连到达腊坑渡口,将要渡河时一场暴风骤雨来临了,狂风夹着暴雨瓢泼似的向战士们袭来,把战士们淋得全身透湿,冻得直打寒战,更危险的是,上游的洪水已沿着溪床往下涌来,水仗风势,风助浪威,把北团溪搅得像一锅滚开的水,奔腾咆哮着向渡口冲来。洪水来势汹涌,四连的青少年战士个子小,力气不大,许多人不会水,很容易被洪水冲倒,张干事带伤和四连的干部都主动站到急流中,接力地把一个一个战士接过去。不料,刚接完七班,八班排头的两个战士手没拉紧,被一股洪峰击倒,瞬间被冲向溪中一个深潭。张干事看情势不妙,没等招呼别人,便不顾一切地独自跳下深潭抢救。
这时,杨指导员正在岸上指挥部队渡河,一看张干事跳下深潭抢救八班战士,望着深潭水面上泛起的一圈圈旋涡,连草鞋也来不及脱,便边冲下溪来边焦急地呼唤:“三排长,快把张干事拉上来!”
三排长正赶向深潭,张干事已一个猛子扎进深潭把两个战士抢救到浅水地区。这时,他喘息未定,又看到一个炊事员被洪水冲倒,便再次奋不顾身地跳下深潭,把这个炊事员也抢救上来。可是,当他游到浅水地区正要站起来时,由于身上有枪伤,加之劳累过度,精疲力竭,脚没站稳,一股洪峰涌来,把他也击倒了。他奋力挣扎,但洪水汹涌如猛兽,一时驾驭不住,把他冲向一块礁石,他的头部猛撞在礁石上,霎时昏迷过去。幸好陈连长、杨指导员和三排长赶到,才把他抢救上岸。因头部伤势严重,张干事被马上送到红军医院抢救。
张干事舍己抢救阶级兄弟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团。红四连党支部一致通过向团首长建议表扬张干事。经师团政治机关批准,表扬张干事为“模范青年干事”,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习张干事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合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作风。
我跟张日佐同志在红十师一团工作多年,我们在一起很熟,同年冬初又一起调随营学校青年队学习,在一个队里,毕业后他被调回原部队,我们才分别。一九三四年我们随各自部队参加长征,直到遵义会议前,才得知他已不幸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长征路上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却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想到他,就仿佛看到无数优秀的红军基层干部身先士卒、鲜活生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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