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县东门外三阳街天岳书院草坪上开大会，一方面是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一方面誓师攻打长沙。大会原是准备在上午开的，因为人太多，光进会场就进了半天，所以到中午才正式开会。第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滕代远政委，暴动委员会的赖汝樵、杨幼林等同志，都是大会的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参加了大会。难怪人们说“人过千万，无边无际”，这天参加大会的队伍，从天岳书院门前直到鲁肃山下，方圆站了二里多地。人越多，士气越壮，到处在唱歌，到处呼口号，整个的平江城都沸腾起来了。参加大会的，无论是正式红军，还是游击队、担架队、运输队、慰劳队、少年先锋队，都扛着红旗，那会儿的旗帜很多，连有连旗、营有营旗、团有团旗，每个人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口号的小红旗。
会场里搭了一个大台子，这是给大家讲话用的，各单位的领导人都站在台子上面。彭老总(湘鄂赣区党政军民那时都这样爱戴地称呼彭德怀同志)往前台一站，轰动的人群立刻肃静下来。彭老总说：
“大家都嫌小仗打着不过瘾，都想打个大仗，这回就要打个大仗了!你们晓得我们要打哪里呀?”
彭老总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下面就喊起来了。
“打长沙!”
“打到长沙去!活捉反革命头子何键!”
“打到长沙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打下长沙，攻取武汉!”
“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
人群里口号声雷动，红旗飘飘，像海洋里的浪潮一样。
彭老总向大家挥了挥手，继续说：
“要打大仗，要打胜仗，不在我们想不想打，要看我们会不会打，会不会找机会，现在湖南的敌人正和广西的军阀争地盘，主力多半到那方面去了，留在湖南的不过一半，但是比起我们来，他们的武器、人数，还是要强几倍，我们还是不能轻敌，轻敌者必败。”讲到这里，彭老总向四外看了看，像是场内的人都被他看到了似的，又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不消灭他们，工农就无法安居乐业，我们要坚决把这些反动派消灭掉!我们是正义的军队，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战的军队，人们拥护我们，我们一定会胜利。”
这天晚上点名的时候，中队长彭希凡建议我去请求让我们大队担任攻打长沙的前卫。
彭希凡是个很好的同志，打仗勇敢，上刀山也不怕，而且他有一股子虎劲，一打起仗来，就往敌人群里冲，不顾左，也不顾右。我说：
“打前卫我倒是有胆量，上级也会信任我们，就是要看我们大家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
“我们有胆量，有信心!”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吧，那我们就去做准备吧!”
点名以后，同志们便擦枪的擦枪，磨刀的磨刀，做着冲锋陷阵的准备。那时候，部队里带的东西很少，除了枪支子弹以外，无论干部或战士，都是一身衣裳，一袋子干粮。我们队还比较好一点，每人有一套斜纹布灰军装，臂上有个红臂章，脚上穿的一双草鞋，腰里也还插着两双。这种草鞋是用布条和麻绳做成的，前面还用红毛线织了一个大红球，穿到脚上，又舒服，又好看，因为它好看，有了布鞋我们都不愿意穿。
第二天，我们八军还在平江城内照了一个全体相。各中队、小队也都开了会，党员也开了会，都作出了一定要打下长沙的保证。
军团的计划，本来还准备在平江休息几天，到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的那天，再出发攻取长沙，在长沙过“八一”。可是敌人等不及了，何键派十五师师长危宿钟带着四个多旅的兵力，分两路纵队向平江来了。
二十四日那天，一清早我们全军就上山了。第五军在左翼，第八军在正面和右翼，给敌人摆好了一个口袋阵。队伍在山上布置好了，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还不见敌人的影子。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在晋坑一带停住了。彭老总也不愿意等了，他说：“敌人还在摆资格，不肯往前走，那么我们就迎上去吧!”于是二十五日，我们便离开了平江城，顺着通往长沙的大路向晋坑前进。八军在正面，五军在左翼，后面紧跟着近二十万的农民赤卫队。大队人马摆了二十来里长，前面已到了圣褂尖，后面的还没有离开平江城。
那天，我们大队真的担任了前卫。干部战士对于担任前卫都感到非常光荣，对于完成任务的信心也很足。我们一上圣拼尖，就发现三角塘和晋坑一带的山上都有敌人。这时我便命令二中队占领前面的一个小山包，其余几个队在圣褂尖展开，同时派人把情况报告给纵队长。
二中队队长彭希凡又犯了毛病，他带领着一个中队，一下子就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与敌人“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小部队远离本队，单刀直入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气得我直咬牙，骂道：“不听指挥，今天要是把这个中队给损失了，非处分他不可!”还好，乒乓了几下子，他就退回到指定的山头上。损失还不大，只伤了十余人。这时，我接到了总部猛攻敌人的命令。
前面一打响，后面的部队就很快地占领了圣褂尖、屋瓦尖和锅棚尖一带的山峰，五军主力向殷家洞前进，从左后方包抄敌人。队伍刚布置好，一声冲锋号响，红旗一招，数千个人便一齐从山林中冲下。这时，机关枪像炒豆一样，激烈地向敌人射击，那真是炮火连天，杀声震地。我们的人都像小老虎一样，又占着优越的地势，敌人招架不住，马上向晋坑和三角塘的后山跑。国民党军队在前面没命地跑，红军便紧跟着屁股追，山里的树林又深又密，许多敌人的帽子给树枝剐掉了都顾不得拾，有的还嫌枪碍事，扔掉枪空着手跑。
尽管敌人跑得快，但还是跑不过红军，因此，被打死和打伤的很多。我抓着一个白军，他一见我，双膝跪下，求我饶命。我问他：“枪呢?”
他赶忙从草地里取出一支枪，双手捧上说：“在这里，在这里。”同时还掏出五元钱来。
“红军要枪不要钱，你把钱收起来。”我接过了他的枪，又问他：
“你为什么要替有钱人来打仗?”
“我也是穷人，是国民党抓来的。”
“红军不杀俘虏，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给你三块钱，回家去好好地安家，今后要认清革命道路，不要替军阀和土豪劣绅卖命了。”他说：“至死我也忘不了红军的恩情。”
老乡们见红军追杀敌人，直鼓掌喊好，又是给我们送茶，又是送饭，跷着大拇指说：“同志们真英勇啊!”
黄克诚同志那时是五军某团的党代表，他是个近视眼，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在树林与敌人战斗时，被树枝把眼镜剐掉了，他没有眼镜便走不得路，看不清哪个是红军，哪个是白军，这样他便只好把枪顶上子弹隐蔽在树林里面静听，听着红军过来就跟上，听着白军过来就开枪。后来碰到了个老乡，便把那个老乡叫到跟前，叫他替他看着，哪些是戴红袖章的，哪些是带白袖章的，我们冲过去的时候，老乡告诉他说：“戴红袖章的来了。”这样他才跟上队伍，黄克诚同志后来给我们讲起在三角塘把眼镜弄掉的事，还好笑哩。
在晋坑、三角塘一带打了两个多钟头，待红五军的包抄部队一到，敌人见势头不好，便拼命地逃跑，我们即紧跟在敌人的屁股后面追。有的战士边追边喊：“白军弟兄们，不要跑，缴枪吧!缴枪不杀!现在往哪里跑哇?跑到长沙去也还得把枪交给我们，现在缴枪还有三块钱呢!”有些国民党士兵听了，便真的缴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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