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听说石首县的冯家谭、小河口又来了共产党，并且建立了区苏维埃和县苏维埃政权。我们下田的时候，常看到石首县的反动武装杀气腾腾地向那面开，可每次都是不到一两天，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垮下来了。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还听得见他们一面走一面骂：“妈的，共产党真太厉害了!根本攻不动!”
对共产党的议论越来越多了，在穷人中到处流传着共产党好、共产党帮助穷人翻身等等的议论。当时我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很想看一看共产党。不久，听说桃花山上出了很多共产党，我们就非常兴奋。
桃花山在湖南华容县境内，我们叫它东山，从我家——石首孙家场出去到桃花山，弯弯拐拐总有八九十里路程，可是还能听得到那边打枪的声音。自从反动派发现山上有共产党以后，时常去围剿，乒乒乓乓地打枪，听到枪声，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放下锄头，仔细地听一听，心里暗暗盼望着：共产党要打赢才好，打赢了下山来，好帮助我们穷人早翻身。
听说桃花山上的共产党就是六纵队，这是洪湖红军最早的前身，是党在农民运动中组织起来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大约有一千多人，枪有八百多支。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事，我这个青年雇工，一时好像有了依靠了。
我们日夜盼望着他们。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一个日子。
有一天，我到里把路外的徐家去，走了一半，前面忽然传来枪声，原来是桃花山上下来人了，南岳山下的反动派哨兵鸣枪报警，山上的反动派也乱打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心慌了，立即趴在花生地里，心想：“真倒霉!偏偏碰得这样巧，这里什么人也没有，打死了谁知道!”过了一会儿，心里平静了些，一想配合六纵队作战的人都不怕，我也不怕，于是爬起来又走。
第二天，六纵队的大队伍果然来了，远远的就是一片红。他们穿着民服，戴着民帽，有的包着头巾，脚蹬草鞋，红绑腿、红袖章，有的还束着红腰带，穿长衫的把大襟撩起来塞在腰带里，刀把上拴着红绿绸巾，子弹袋不离身，刀、枪不离手，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他们生气勃勃，有说有笑地走过我们的面前，那种勇敢豪迈的革命精神和他们全身的装束一样，像无数的火把，照亮了我们的心，烧红了半边天。
他们说这次是去配合藕池口的部队打石首的，因藕池口的部队未到，他们就回去了。我们在村边目送着他们，送他们平安地回到桃花山。
亲眼看到了六纵队的阵容，人们的心里有了底，潜在的革命力量受到鼓舞，在迅速地发展着。我的家乡也建立了秘密的少先队，这个组织以六纵队为榜样，暗中组织训练。我也参加了少先队。
一九三O年春，六纵队又下山来，他们经过黄山头到湘鄂边与贺龙同志所率领的红军会师，会师的目的是取得正式联系，研究今后两军如何呼应，也许还商量其他有关革命的重大问题。他们这次革命的会师，对于洪湖革命运动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三月间，六纵队乘会师的胜利返回洪湖，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路上反动派不敢阻挡。他们头一天攻下了郝穴，第二天又攻下了藕池口——这两个地方都是石首的水旱码头，热闹的商业集镇——对敌人震动很大。第三天，六纵队又由藕池口东渡，在离石首城二十里的地方扎营，紧张地进行着攻城准备。石首县城是一座逐渐颓坍的旧城，在长江南岸，有三座山紧接城垣，靠西北的是东岳山，东北的是南岳山，东南两山之间是笔架山。这三个山头与城垣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势。
这时，石首城内有守军一个团(缺一个营)，约有一千人。六纵队在革命群众的支援下，连夜侦察好地形，掌握了敌情，完成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第二天拂晓就向守城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早晨，枪炮声震动了孙家场的人们，大家都爬起来打听六纵队攻城的消息。激烈的爆炸声开始由石首城的西南方发起，几经起伏，逐渐向北延伸。在黑烟腾空的方向，传来一片杀声。我们知道，六纵队已突破城防，在向城东北方向发展攻击。过午以后，枪炮声集中在南岳山，看这样子，战斗快要胜利结束了。人们都称赞着六纵队攻城的本领。有人说：“一九二七年唐生智率领北伐军攻打石首城，连攻两昼夜才打下来，还牺牲了不少人，可是六纵队不到一天，就把石首城攻下了……”
黄昏之前，组织上秘密地交给我们少先队一项任务：六纵队把石首城攻下了，敌人大部被俘虏或投降，少数携枪散逃。中队长黄文榜指示，要我们在江堤要道上放哨，以便收缴散兵的枪支弹药。我们为六纵队的胜利所鼓舞，立即下了通知，要少先队员吃完晚饭“全副武装”到江堤集合。
晚饭后，天已擦黑，村中老少都忙着准备慰劳和欢迎六纵队，我们少先队员便往河堤上跑。一会儿，大家都到齐了。我们这二三十个少先队员，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扛着梭镖，有的持着练武用的棍子，站起队来也很威风。只有孙用才一人在后面不停地走动，这个人最喜欢跳跳蹦蹦，坐下来不是弹脚掌就是摇膝头，难怪大家都叫他“孙跳蚤”。有人招呼他说：“孙跳蚤，跳什么?”他说：“高兴呗，你不高兴?”
这一天，我值头班。我把岗哨布置好之后，就叫其余的人全部进入小棚子休息，二三十个人挤在一个黝黑的小棚子里，很是热火。我们正在计划着抓俘虏，忽然听到外面岗哨在喊：“河滩上来了很多人!”稍停了一下又喊：“反动派来了!”我们一听是反动派，连忙带着扁担、梭镖，挤出棚子，以“战斗姿态”冲上河堤。仔细一看，果然过来了一些影影绰绰的东西，于是我们大声喊道：
“口令!什么人?”
“我们，我们是一家人，不要多心。”“站住，再动我们就要……”
那些家伙怕我们放枪，马上就说：“不要打了，我们是城里下来的，饶了我们吧!”话音未了，扑通扑通地跪下了几个。听这声音就是反动派。
“好吧，其余的原地不动，派个代表来!”
一会儿，那边来了个代表。我们怕他看出我们没有枪，会造反，于是就对他说：“你对他们下命令，把枪放下来，到一边集合。”这个代表照做了。我们就收缴武器，共得步枪二十余支。看来，二十多个俘虏都是当兵的，这倒也奇怪。我们想，这样多的人和枪，不能没有一个当官的领头，于是厉声问道：“你们当中谁是当官的?”“连长。”
“谁是连长？”
俘虏们相互晃动一下，一时没有人答话，空气紧张了，这时有一个俘虏对着河堤那边打了个手势，我们一看，果然堤那面有个黑影趴在地上移来移去，好像在摸什么东西。我们立即叫他过来，问他找什么，他不讲，只说掉了一件东西，我想可能是枪，因为开始他以为我们是白天与他们打仗的部队，就把枪丢了，后来看到我们是老百姓，又想去摸来和我们干，即使不是枪，也是比枪更重要的东西。
抓了这二十多个俘虏，没地方送，留下来还怕他们造反，因为我们都不会打枪。于是，我们就对他们讲话：“你们都是穷苦人，缴了枪，不要再当反革命。现在放你们回调关(在桃花山附近)去，回家后好好种田，不要为反动派当炮灰。”俘虏们临走时，有的一步一句感恩话。
回到家里，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我一夜也没有睡着，心里总惦记着敌连长在堤上寻找的那件东西。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往堤上跑。可不是，差着好几步远就看到一支“赤把连枪”摆在堤坡上，连枪上还系着一条淡红色的丝带子。我拎着红丝带子把枪提起来，知道有子弹，又不懂怎样才能搞得出来，只好提回村去再说。
孙家场一早就沸腾起来了，穷人们争先拥出来看新世面，到处洋溢着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孙家场的劳动人民第一次有了枪，而且有那么多的枪，心里自然非常激动，有的就说：“我们有六纵队做靠山，又有了这些枪，我们闹革命，再也不怕反动派逞凶了。”
但是，孙家场好几十个人，竞没有一个会打枪的，特别对这支连枪发愁。有人提议去搬六纵队的同志来教，有的主张到苏维埃去想办法。大家正议论纷纷，从人群后面突然挤出一个人来，他说：“我来，我是受过训的。”大家一看，他是区苏维埃来的，就把枪交给他。他接过枪“咔嚓”一声就把枪机弄开了。大家看他有两下子，无比钦佩，谁知道突然“呼”的一声，走火了。子弹打在我的脚旁，地上打了一个洞。大家都惊呼道：“不要再搞了，收拾起来吧!”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离城很近，而且又是新区，上级怕武器落到反动派手里，劳动人民又要遭殃，所以第三天就叫把枪全部上缴了。
六纵队这一仗之后，石首县城和我的家乡都解放了，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当我以乡苏维埃委员和青工部长的身份走进苏维埃政府时，谁知在这里见到的土地委员就是我的父亲——周寿宇同志。我这时才明白，几年前出现共产党的时候，我家后面的芦柴滩上已经有了党的秘密组织，从那时起，父亲就参加党了，只是那时处于秘密阶段，父亲没对任何人说，包括家里人。这时，父亲负责查土地，我负责查仓，大家到处都在谈论革命的事。每当经过村头茶馆时，就要作一次革命宣传。
公开以后的东岳山及附近沿江要地，变为红军的土炮阵地。人们把沉重的土炮抬上山顶，对准江心，每当反动派的兵运船只通过长江江面时，大炮便怒吼了。这吼声压断了敌人的长江航运线，上到沙市、宜昌，下至武汉三镇，反动派都受到威胁。
随着六纵队的不断胜利，这一带的革命力量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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