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武篆与主力会合后，在武篆休整了十余日，大批人马常驻根据地，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当时再回右江已不可能，只有东北方向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决定一、二纵队东渡红河，向河池进军。河池只有少数地方武装，敌人听说我主力部队到达，不战而逃。我们在河池驻了几天，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原准备继续向柳州发展，但是宜山的敌人向我扑来，我们就向北发展，进入了贵州的荔波。部队进入苗山，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造成了苗、汉之间隔阂严重。
当我军进入苗山时，他们把寨门紧闭，不准我们进寨。我们向苗族同胞进行宣传，他们也不听。后来，张云逸军长亲自去叫寨门。我们向他们介绍说这是张军长，他们不懂，仍不开门。后来经过耐心的工作，苗族同胞才打开寨门。部队进寨后，向苗族同胞宣传我党的主张，宣传革命的道理，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是为劳动人民打仗的。
他们第一次听说共产党，第一次看到红军。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不歧视少数民族，在苗族同胞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我们通过苗族区域就很顺利。每到一个寨子，有苗族同胞给我们带路，为我们叫开寨门，替我们做宣传。这不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而且在苗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们通过苗族区后，顺利地到达了贵州的榕江。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也是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有许多军需物资堆放在这里。
一九三O年四月间，湘桂军阀混战，王家烈把他的全部兵力开到了湖南，后方空虚，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决定突然袭击他的老窝。
四月三十日，我军进攻榕江，敌人仓皇应战，一触即溃。这次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还缴获了几门大炮和无线电台。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电台。此外，还筹了十万元的经费。在这次战斗中抓获的俘虏，经教育后，有些愿意当红军的，就留下来补充我们的队伍。王家烈听说他的后方失守，急如星火，连夜从湖南返回贵州。这时，我们已分水、陆两路撤出榕江回到河池。我们侦知桂敌已调到桂东北去了，右江空虚，就马上挥戈右江。我们首先打百色，再打田东、平马。
一九三O年六月，我们第二次回到了右江根据地。当我们回到右江根据地时，邓小平同志已经从中央汇报回来，并主持了红七军的工作。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一方面整顿部队，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县、区游击队；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小平同志还亲自到平马、田州一带做地方工作。右江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红军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平马整训后，又调我回军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
一九三O年九月，中央派邓岗同志到红七军，传达了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中央的这个指示，是我亲自用药水洗出来的。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中央的这个指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只是少数几个领导同志知道。
红七军接到这个指示后，首先扩编部队，把县、区的地方武装编到主力红军里，另外，把部队中的女同志及家属疏散到各地进行安置。外省来的女同志不好安置，就介绍到香港找省委或到上海找中央。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长途行军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完成上述准备之后，就在部队中进行动员。军部率一、二纵队离开右江，韦拔群的三纵队留在右江，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十月上旬，红七军到达河池。在河池，我们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改选了前委。会后，即在部队中进行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同时，根据前委的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改为二十一师，每个师辖两个团。十九师辖五十五、五十六团，二十师辖五十八、五十九团。红八军失败后，有一个营由袁也烈同志率领，与我红七军会合后也编入红七军的建制。各级干部也重新配备。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
转战桂黔湘
部队整编后即向柳州前进。当我们走到宜山时，发现金城江有敌人重兵防堵，就立即改道从罗城的北面走。在罗城附近的四把，我们又同广西军阀遭遇，打了一个恶仗。十月二十四日，我军到达长安。长安是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是个商业中心。我军决定打长安，筹点款。由于敌人固守，我们打了几天没攻下。当时，桂军的增援部队已从柳州赶来，我军遂向北进入湖南境内。
十一月三日，我军占领了绥宁。由于敌人的威逼和反动宣传，绥宁的老百姓全跑了，绥宁变成了一座空城。我们在这里只驻了一夜，便向武冈进军。
十一月七日，到达武冈城下。武冈驻扎敌人一个保安团，有六七百人。武冈县的城墙完好，又有坚固的设防，易守难攻。我军连攻三天，未能攻破，而且伤亡几百人。五十五团的团长在攻城时不幸牺牲。第四天，湖南的军阀何键又调四个团来增援，我们遂放弃围攻武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南经新宁，过资源，突然袭击全县。敌人根本未料到我军来得这么快，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我军一举攻克。
在全县我们休息了四天，筹集了几万元的现款。由于邓岗、陈豪人同志在红七军中积极贯彻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使红七军丢掉了左右江根据地，并且在远离根据地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使红七军减员很大，干部、战士议论纷纷。
这时，他们借口向中央去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邓岗到上海，陈豪人到香港(陈以后加入了第三党，最后也被蒋介石杀害)。不久，白崇禧亲自率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县进攻。我们于十二月十五日经永安关到达湖南的道县。部队在道县驻了一夜，就向江华进军。在向江华进军的路上，正值隆冬腊月，大雪纷飞，寒风刺骨。
这时，有的战士还赤着脚或穿着草鞋，身上穿着单衣、单裤。为了御寒，有的战士把过去打土豪时分的棉衣穿上了，不管是男的衣服还是女的衣服，也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凡是可以御寒的都穿上了。有的战士因为没有御寒的衣服而牺牲了。
到江华后，前委决定休息两天，补充衣物、给养，突击治疗冻伤。在这里，我们召开了一个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大家意见很多。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什么“立三路线”，但是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盲目地攻打敌人有设防的城市是不行的。
三个月的浴血奋战，我们没有攻克一座较大的城市，而部队的伤亡、减员却很大。如果再这样干下去，部队就会被拖垮。江华会议后，部队进行了轻装。同时，积极准备冬服，征用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花，还购买了一些衣物、鞋袜等，分发给战士。
不久，部队离开了江华，又回到了广西的贺县。这里是三省交界的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便于我们休整。在贺县，红七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我们在河池出发时是八千人，现在只剩下三四千人了。由于部队减员较大，这次整编取消了十九师和二十师的建制，把两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五十八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这时，我又回到了五十五团一个营当政委。通过这次整编和对部队进行教育，士气得到了恢复，冬服也准备好了，部队也得到了休整，战士们的斗志又旺盛了。贺县整编后，我们进入广东境内。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我们到达广东的连山。在攻打连山时，我们接受了过去打武冈的教训，没有硬攻，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这时，城里的商人派代表出来与我们交涉，答应给我们三万元现款，我们也就解围了。然后，我军向乳源县的梅花村前进。梅花村是一个山区，四面高山，地形险要。我们在梅花村休息时，粤军突然赶来。据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只有两个团。于是，我们就决定反击。
激烈的战斗从中午十二时一直打到傍晚。后来，我们发现敌人不是两个团而是四个团，敌众我寡，敌人火力也比我们强，我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这个营死伤一半，营长牺牲了，四个连长牺牲两个、负伤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是重伤，排长伤亡三分之二，战士死伤一半。我们撤出梅花村时，敌人的四个团一直尾追我们。我们决心甩掉敌人，到中央苏区会合朱、毛红军。
进军湘赣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我们到达乐昌，决定从乐昌城南二十里的地方过乐昌河。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率领五十五团先过河。由于船只少，部队渡河的速度很慢。我们一营继二营之后过河时，乐昌的敌人已占领渡口北面的阵地，我营是在弹雨中强渡过去的。
由于敌人的袭击，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被敌人截住，未能渡过乐昌河。我们五十五团过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的崇义。在崇义，我们一面休整，等候五十八团，一面开展群众工作。这时，我们已与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就在离崇义七十里的杰坝。他们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在杰坝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就把伤病员送到杰坝休养。
到崇义后，我们分析了敌情，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据侦察，崇义敌情不严重，仅上犹县驻有敌军一个师，赣江的上游一带，敌人防范较严，渡河有困难，只有北上井冈山，沿途敌人的防守薄弱。根据这一情况，前委研究决定，如发生敌情，就上井冈山。同时，我还听说邓小平同志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
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一方面与地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另一方面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小平同志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同志又回到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时，邓小平同志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
小平同志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余惠、我和张翼五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我们把这个前委叫小前委)。他在信中还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已向你们进攻，你们会按原计划撤退。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我们接到小平同志的信后，即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并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后来，我们经遂川到达大汾，得知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遂转向永新。这时，张云逸同志率领五十八团从宜章过北江，经过汝城、桂东，与红军独立第一师王震同志率领的一个团在酃县的水口会合了。
他们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后，就转到永新的天河，在那里进行了休整。我们一直在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忽然听说天河来了红军，我们遂向天河前进。
三月十九日，我们在天河与五十八团会合了。红七军的两个团胜利会师后，大家非常高兴。经过整训，部队的士气大振，在地方上又补充了一部分新兵，然后又回到永新。在永新，我们召开了红七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选举了新的前委。前委成员有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和我等。
三军联合歼敌
一九三一年五月间，红七军、独立第一师和红二十军三支兄弟部队配合打安福。适逢安福守敌五十二师韩德勤一个旅向红军进犯，在廖塘桥与我军遭遇。红七军打敌右翼，独立第一师打敌左翼，红二十军为总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我军动作快，冲得猛，敌人的迫击炮还未架好，我们就冲了上去，把敌人打垮了。
这一仗，我们消灭了韩德勤的一个团，敌残部逃回安福。这是三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我军缴获很多。安福大捷后，接着打宜春。由于敌人设防严密，城墙坚固，不好打，遂经莲花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后又打下遂川。我军连克五县，所向无敌，军威大振，给敌人震动很大。
敌人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围剿”我们。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遂将红七军和红二十军调往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此以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了。
红七军在湘赣根据地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中，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因病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苏区，又回到大汾，就在大汾、草汾、井冈山的大陇一带休息。
七月间，中央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林瑞生等同志到湘赣根据地。这时，我的病已接近痊愈，他们经过大汾时，要我留在湘赣根据地工作。九月间，我病愈后，随同遂川县委书记曹工农、妇联主任颜转姬，还有一个团委书记四个人一块去永新。
在宁冈县境内，有一段约四十里路的白区，只能在天黑时走。我们整整走了一个晚上才通过。到永新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学校分校任政治部主任。校长冯达飞，政委李朴，都是红七军的。在学员中红七军的干部、战士占一半。从此以后，我们就参加了湘赣根据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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