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夺华中的统治，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蒋，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桂战争。在蒋桂战争中，桂系的得力将领李明瑞、杨腾辉被蒋介石利用，倒戈拥蒋，结果这场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李明瑞倒戈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绥靖司令，统领全省的军事；俞作柏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俞、李主政广西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党中央就利用这个机会，派遣一部分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其中大部分进到李明瑞的部队。
在广西教导总队
六七月间，李明瑞的部队由陆路经湖南返回广西。李本人则从水路经上海、香港返回南宁。李明瑞到达上海时，他的秘书姜组武曾来找我。姜过去曾和我在湖南一块进行过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党组织派他到李明瑞部队里工作，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这次李明瑞倒戈拥蒋，姜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为李明瑞所器重，任李的秘书。我们见面后，姜约我来广西。因为我已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不能随便行动，于是，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很快就约我谈话，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意我去广西，并给了我五十元路费。
我回机关向阿炳作了汇报，辞去了总工会的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就出发了。我是经香港去南宁的。因为当时广西还是特委，属于广东省委领导，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我到香港找到省委，换了介绍信后经梧州到南宁。
在南宁找到了姜组武，就住在督办署。在吃饭的时候，姜组武把我向李明瑞作了介绍。
两天以后，我去教导总队找石澄洪，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陈豪人(他当时的身份是俞作柏的秘书)找我谈话，把我分配到教导总队当政治教官，并通过姜组武的关系又介绍了几位来广西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佘爱生，后来改名余惠，他来广西后，也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教导总队是我们党通过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而开办的，其任务是为李明瑞的部队培训初级军官。
教导总队的学员主要是从李明瑞的部队中抽来的班、排干部，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战士，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教育以后，仍回部队担任基层工作。我们党对教导总队的工作非常重视，由张云逸兼任教导总队的负责人。另外，中央派到广西来工作的同志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同志，大部分都分配在教导总队，有的担任教官，有的担任连队的领导。
教导总队一共九个连，当时连一级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还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并发展了一部分党员。这样，我们就把教导总队的领导权掌握了。另外，我们对学员的教育也非常重视，着重加强对他们的革命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样，在他们返回部队后，又可发挥作用，成为我们党的骨干力量。
百色起义
俞、李主政广西后，广西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势很好。如果俞、李政权能够延续一个时期，我党逐步争取、改造李明瑞的旧部队，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是有利的。
但是，在俞、李的周围既有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派出的代表，又有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人在监督俞、李的行动，情况很复杂。我调到教导总队不久，俞、李由于受到国民党改组派的拉拢、怂恿和李宗仁、白崇禧旧部的威胁，同时，也由于他们企图打下广东，统一两广，扩大势力范围的野心作祟，在一九二九年九月间突然提出反蒋。当时，李明瑞只有三个师，兵力不足，内部的意见又不一致，来广西的时间不长，立足未稳，成功的把握不大。
我们党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时机不成熟，曾劝说俞、李不要上改组派的当。但是，俞、李的决心已定，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俞、李建议将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下来担任守护后方的任务，并建议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南宁的警备司令。李明瑞看我们的态度坚决，只好同意了。
九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了反蒋大会，誓师讨蒋，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还发了反蒋的通电。这个通电，是佘惠同志帮助起草的。李明瑞看了电稿，只把“北伐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己”一词，改用了“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的成语，并将“天”字，改为“人”字。李明瑞的部队刚刚进到桂平，他的三个师便全部叛变。俞、李反蒋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彻底失败了。
俞、李只带一个特务连，仓皇逃回龙州。李明瑞留在龙州，俞作柏经越南跑到香港去了。
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立即按照原来的计划，把部队和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右江。因为右江的地理条件好，又有群众基础，便于我们发展。
部队从陆路走，邓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同志与小平同志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邓小平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邓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我们到百色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
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
第三，整顿部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改革，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等。同时，整顿、改造了各县的警备队，建立了各县的地方武装。
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在部队中我们党的力量很弱，有的单位党员很少，有的单位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我们就采取派党员干部下去，分单位负责“包干”的办法，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如卫生部的建党工作，就是我负责的。
我经常到该部了解情况，讲政治课，参加他们的讨论，对一些表现较突出的同志专门进行考查、了解和个别谈话。就这样，我在卫生部逐步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卫生部的部长就是第一批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党的支部。
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广西的地主武装很多，土匪也很多，我们进到右江后，有的大豪绅跑到了南宁，但多数都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和我们对峙。
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很反动，有一千多人驻在田东，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将直接威胁根据地的建设。我们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熊镐抓起来，消灭了他的队伍。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被消灭后，敌人的反动气焰才有所收敛。
第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对于干部的培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我们讲课。
我记得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我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我们当时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外，还注重军事教育。因为当时很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懂军事，也没有打过仗。因此，请军事教官给干部上军事课，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讲毛主席在井冈山总结的“十六字诀”。此外，还讲了射击要领，并进行了实弹射击。十月间，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了。
邓小平同志把右江起义的工作部署好以后，带领佘惠和我准备到左江地区去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傲准备。
我们第一天到了田东，住了一宿，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了李明瑞和许进同志。许进原名许苏魂，一九二四年我在缅甸时，许在《仰光日报》任编辑，我们关系较好，他当时是国民党仰光支部的负责人，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委。我们这次久别后相见，非常高兴，互相紧紧握着手，只是问好，谁也没有叫名字。
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可能改了名字。待又邓小平同志与李明瑞单独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已改名叫许进，我告诉他，我也改名为袁任远了。邓小平同志和李明瑞两人谈了一会儿，便决定和李明瑞一块返回百色，我们的龙州之行没能实现。
不久，邓小平同志又带一部分同志去龙州。在？,平去龙州后不久，部队就进行整顿，共编为三个纵队。以原第四大队的两个营为基础，改编为一纵队，纵队长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以原四大队的一个营为基础，加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二纵队，纵队长胡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是我；韦拔群领导的地方武装编为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后为李朴。另外，将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分配到三个纵队担任基层的领导。这个决定当时并没有宣布，直到起义那天，才正式宣布部队的建制和干部的任命。
我当时还在军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我任政治部总务科长，叶季壮任组织科长，余惠任宣传科长。以后，佘惠调任秘书长，由许进任宣传科长，军部的参谋长为龚鹤村(又名龚楚，一九三五年叛变)。
从这以后，我们就加紧进行起义前的一些具体准备工作。我和佘惠参加政治工作方面的准备，主要是起草起义的布告、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的政纲和一些标语等。我记得还发了一个宣言。除此之外，我们还翻印了党的“六大”的文件、“十大纲领”等。
翻印的“六大”文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抄写的，都是石印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为了严守秘密，我们找来的印刷工人都暂时住在机关宿合，以免泄露。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是另外几个同志负责。主要是准备军旗、刻制各种印章、胸章、臂章。胸章是分等级的，将级军官是红边，校级军官是黄边，尉级军官是蓝边。在这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大约在起义前的一两周，就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并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分两地召开，一部分在百色，一部分在平马。在百色是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主持的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讲话，并宣布了红七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各纵队的编制。最后，我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在平马，由张云逸同志宣布红七军的组成。还选举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由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邓小平同志到左江后，对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随后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三O年二月，龙州宣布起义，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兼红八军政委，何世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百色的革命风暴，震动了敌人，严重地威胁着南宁。惶恐不安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我们。当时，我们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利用我们掌握的政权，进一步发动群众，肃清根据地周围的地主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们为策应红八军，把主力部队调去攻打南宁。
这时，根据地空虚，一些地主武装约两千人，分三路乘机突然袭击百色。当敌人临近城边时，我们才发觉，只得仓促应战。因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就把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干部全部集中，带头上阵。龚鹤村带一部分干部和战士负责打东路敌人，我负责打西路敌人，罗少彦负责打北路敌人。我带领十几名政治部的干部和一个排，约五十人奔向西门。
这时，敌人已逼近到城外不远的地方。因为女儿墙已倒塌，城墙不高，我带领干部从城墙上跳下去，向敌人猛冲，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仓皇逃跑。我们追了四五里，因沿途没有搜索，怕敌人设有埋伏，就撤回了城里。这次战斗，我军三路全胜。敌人退过河以后，就不再退了，准备伺机反扑。于是，我们就用大炮向敌人轰击，迫使敌人逃到山地。
百色一仗，我们所以能以少胜多，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全靠党员干部带头，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这次战斗，我红七军主力一直打到隆安，敌人不与我红七军主力作战，却集中力量攻打红八军。由于红八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很快被敌人打垮。敌人打垮红八军后，反过来又集中力量打红七军。
红七军主力在隆安战斗失利，撤到了平马。当时我留守百色，经常和军部保持联系。
这时，一连几天电话不通，我们曾派侦察人员前去探听消息，也因田东有土匪，未能通过。我们分析主力部队可能撤出平马，但撤到哪里不清楚。如撤向百色，我们固守百色就没有问题。假如撤向东兰，百色就一个营的兵力，敌人进攻时，部队可以冲杀出去，但全军的军需物资就会受到损失。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果断的措施。由于其他领导同志都不在，只有我和符斌同志负责，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商量了几次，最后下决心放弃百色。
这一决定下达后，立即连夜动员，进行撤出百色的准备工作。我们雇了五十多匹骡子，第二天上午带着全部物资安全撤出。就在我们撤出百色的当天下午，敌人就占领了百色。我们经过凌云、凤山到达东兰的武篆，军部已先我数日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由于我们采取了果断的撤出行动，保住了辎重，使部队有了补充，全军上下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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