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来到武篆后，即与韦拔群同志一道住进了魁星楼。这是一座六角形的塔式楼房，共分四层，四丈多高，是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他们经常在楼上召开各种会议，农会、赤卫军、妇女会等各方面的骨干经常出入魁星楼，听邓政委讲解中央苏区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宣传实行共耕对巩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干部们回去后立即宣传邓政委的讲话。韦拔群同志还亲自到圩场登台向群众演讲，要求大家组织起来，实行共耕。
当地群众还利用山歌等宣传形式开展宣传，使土地革命的口号和试办共耕社的主张做到家喻户晓。为了培养骨干，邓政委还亲自主办了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他讲课深入浅出，善于诱导，关键的地方反复讲解。他是四川口音，党训班里的党员多是壮族，好些话听不懂，韦拔群同志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
因韦拔群同志曾在黔军、川军中任过职，哪里的话都会讲，就用壮族人民熟悉的比喻，通俗地给大家讲解。邓政委还常找党训班学员谈心，了解他们对土地革命和办“共耕社”的意见。如一些党员对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都一致拥护，但对分散的农民能不能搞好共耕因缺乏实践经验还不敢相信。
针对这一思想，邓政委讲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是怎样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耕种度过粮荒的，还讲了井冈山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成功先例，很快打消了党员们的顾虑，大家一致赞成共耕。邓政委在宣传意义、培训骨干的同时，以武篆区中和乡东里屯为试点，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了解到全屯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韦、黄两户地主及一些富农手里。韦拔群家的土地早在一九二五年拔群同志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后，就召集长工佃户，当面烧毁了全部田契借据，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了。
邓政委对拔群同志十分称赞地说：“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榜样。”在拔群的带动下，农会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次实现了“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东里屯的农民在掌握了土地和政权的基础上，开始筹备建立“共耕社”。
一九三O年三月十九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共耕社”在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东里屯诞生了。全村三百多人全部入了社，并隆重召开“共耕社”成立大会，邓小平、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同志，代表红七军前委到会祝贺。他们佩戴红布条，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会，并讲了话。拔群同志先讲共耕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讲共耕的做法。他说，“共耕社”成立后，农业要集体搞，打下的粮食按劳力分配，但副业可以自己搞，解决些油盐钱，各家自己养猪牛，“共耕社”也要多养猪牛，成员的猪牛不要马上上交，粮食也要有所机动，等红军一到就有饭吃，以免向群众征粮。他最后勉励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右江革命根据地。为了指导“共耕社”健康发展，邓小平同志经常深入东里屯走访群众，了解他们共耕后的一些想法，如产品的分配，老弱病残和烈军属的困难怎么解决等问题，带回这些问题与拔群等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负责人一道，认真讨论研究。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订的《井冈山土地法》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制订的《兴国土地法))，结合右江实际，于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正式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土地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定。五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共耕条例》，把上述问题进一步具体化。
这两个条例不仅成为东里“共耕社”的工作指针，而且也是后来全面开展整个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南国五月，木棉花红，草木争舂，世代贫苦的东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为自己耕种。
他们出工、收工、歇气、吃饭以牛角为号，出勤缺勤由组长登记。男女老少有的下田，有的看牛，有的上学，喜笑颜开，积极共耕。赤卫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平日和大家一起下田耕种，土匪来侵扰就上山剿匪。共耕社的领导由大家推选，一个不脱产，他们不但为社里的生产生活操心，还分配了耕种面积，积极参加共耕劳动。
邓小平和韦拔群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到社里检查生产，参加劳动。韦拔群还和村里的农友们开展插秧竞赛哩。愉快的劳动歌声荡漾在银海洲下，东里河畔，一块块明净的水田映照着蓝天白云，一行行绿秧装点着根据地的锦绣山河。
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东里屯共耕社办得热火朝天，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亩产大大超过了平常的年景。秋天，社员们高高兴兴地进行按劳分配；一岁以下为半份，一岁以上为全份。
人均口粮达四百多斤，口粮按人定等，落实到户，劳力好的定为一等，稍次定为二等，再次的定为三等。一等劳力可得主粮稻谷六七百斤，玉米等杂粮除外。社里专门为烈军属和困难户留出了照顾粮，为红军留出了机动粮，红军部队一到即可拨用。翻身的农民用舞狮子、唱山歌来庆祝这共耕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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