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随着队伍的扩大，经费开支也增大了，红军战士缴了枪来，赏洋却付不出了，先是用记账的办法，暂时欠一欠，待筹到款子时再付，不想日子一长，战士们又是不断地缴了枪来，欠账就越记越多，欠款越积越大，挨到年底，部队又要做一批棉军衣，明摆着，欠下的赏洋是无法还清的了。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才明白这个办法实在不好，应该让战士们明白：打胜仗多缴枪，究竟是为的什么?既不是为当官的，也不是为赏洋，而是为广大受苦人翻身求解放。我们便决定动员红军战士，自动放弃赏洋，并从此废除这制度。好在当时的红军战士，都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的杀敌缴枪，原本也不是为了领赏洋，只通过几个会议，这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发动根据地群众，进行分田废债运动，于是大家称这次废除缴枪赏洋的制度为内部的“废债”运动。自此以后，谁再缴到了枪，不再发给赏洋，而改以名誉奖励。
再说一个手枪的事。那时候，手枪比步枪更难搞到手，战士们有了步枪，干部们却光着手。有一次，记不得是哪位同志说起，说上饶可以买到手枪，但要价很高，一条手枪要五百银洋。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派人去谈谈看。不多久，枪真的买来了，一条是勃朗宁，附有五粒子弹；另一条是左轮，却是光枪一条，连一粒子弹也没有。勃朗宁手枪归给独立团团长周琦同志使用了，而左轮枪，有时挎在你腰上，有时带在他身边。左轮枪虽然没有子弹，大家却都对它挺感兴趣，不时拿它打着空枪玩，过过使用手枪的瘾头，没想到这样过不了好久，就把它拨弄坏了，扣一下，击发机张开，像尾巴似的翘在后面，不再合下来，要它合下来，得扣第二下。这真让人扫兴，还是花了五百块银洋买来的哩!后来，部队也因为枪支经常坏，需要找一个会修枪的人来，就特地物色了一位抚州佬，据他自己说，任何枪他都能修好，于是就请他来修这支左轮枪，这抚州佬来后，生了半个月的病，养了半个月，没干活，病好之后，才开始工作，每天请他吃一斤肉，修这支左轮手枪整整修了一个月，拿回来一试，不但没修好，反而损坏得更不像话，击发机张开之后，任凭你再扣第二下、第三下，怎么扣也不再合下来了。
到了六月，省里调来一位张同志，来时空着手，没有枪，他也说自己会修枪，于是这支左轮就归了他，张同志用了一个时期，又奉命调回去了，他将手枪留给了方志敏同志，这时，枪不但不见修好，反而更坏了，轮子是用细绳捆住的，要不然，就会同枪身离开。这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带在方志敏同志身边，倒也起着不小的作用，打土豪，镇压反动地主，一时还少不了它出场。但终于有一次，方志敏同志不慎弄断了捆轮子的细绳，将轮子丢掉了，光剩了一个枪架子，从此，它再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后来，大家时常谈起这支手枪，对它很生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越修越坏”。凡是遇到一件事情，越搞越是糟的，大家就说：“又是一个‘越修越坏’!”
一九二九年的下半年，独立团在贵溪的一次战斗中，歼灭了白军一个连，并缴到了一挺捷克式重机枪和四箱机枪子弹。这是我们独立团第一次从敌人那里缴到的重武器。无论是红军战士，或是根据地群众，都很少见识过机关枪，这挺枪就轰动了大家。独立团到哪里宿营，附近一带的群众，都会远近跑了来，要看看，“鸡公炮”——群众看见机枪架在地上，活像一只大鸡公，而枪筒子又像炮那么粗，就将机关枪这个名称，传讲成为“鸡公炮”。红军战士更是把它当做珍宝一样看待，行军时，争着要扛机枪，各人抬着一条腿，高高扛在肩头上，走起来比平时更长精神；临到战斗时，前面接敌的战士，忙着询问“机关枪在哪里?”“快通知机关枪走远些，别上来!”都害怕它丢失或者被打坏了。指挥员临战前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派人保护机关枪。所以在实际上，虽然缴到了一挺重机关枪，却等于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行军得扛着它，打仗要保护它，不轻易让它参加战斗。但对战士们来说，自缴到这挺机关枪以后，战斗更有精神了，时刻觉着机关枪就在后面掩护着自己似的。缴来的四箱子弹，除了试枪打过一些外，剩下的没有动用过。但说来奇怪，在白军阵营里却不时传出惊慌不安的消息，什么红军主力打了哪哪啦，夜袭了什么地方啦……
一时间，仿佛白军到处遇到红军独立团似的。其实呢，这是根据地群众的妙计。他们利用敌人害怕独立团有机枪的心理，仿照机关枪的声音，用火油箱的洋铁皮，做成了假机枪，夜半三更，摸到白军据点和民团驻地附近，先打几枪，然后，假机枪就“哒哒哒”地响起来，愚蠢的敌人不知底细，听见有“机关枪”的声音，就真的以为是独立团来了，整夜提心吊胆。我们自打有了这挺“鸡公炮”，并没怎么用过它，它却在传说中越来越神气，战士们喜爱它，群众崇拜它，敌人惧怕它，无形中给部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一九三O年初，这挺“鸡公炮”随着新编成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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