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一九二五年前，魏野畴同志曾在陕北榆林中学教书。当时由于他的思想先进和德才兼优，深得一般青年学生的热爱和信任。他利用教书作讲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学说，启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爱国热情。因而他就在陕北青年学生中，普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大量积极地投入革命运动和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斗争，以至建立陕北苏维埃政权，与他这位思想的开荒者、革命的播种人和杰出的革命活动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陕北党的优秀领导者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以及陕北和西北很多老党员、包括已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都是曾在魏野畴同志直接影响和亲自培育下的优秀学生。由于魏野畴同志领导学生运动出名，曾被称为陕西的“学生司令”，这是魏野畴同志当之无愧的光荣称号。
当我一九二三年进入榆林中学读书时，魏野畴同志已被当局认为思想左倾而被迫辞职离校，但他遗留下的革命影响还深深影响着在校的同学，我虽然没有亲受他的教诲，但不断听说前期同学对于他的许多传说。更因为魏野畴同志和我父亲在一九二一年前后都曾在榆林中学教书，且彼此间友谊深厚，我在小学时期，就曾听我父亲对于魏野畴思想和人品有许多赞扬和称道，又看过魏野畴同志和我父亲的合影，因此魏野畴同志在我幼年时代已经深深影响着和鼓舞着我，启发了我对于革命的理想和追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终于见到了魏野畴同志，并在北伐军队中长期同他一起工作，亲眼看到他对于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耐心指导和谦虚真诚的风度，以及他那种富有天才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刻苦勇敢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我觉得任何青年，只要在他的指引和感动下，都会为了革命理想勇往直前。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魏野畴同他的亲密战友李子洲同志一起建立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他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并曾一度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成为社会公众所尊敬的有声望的教育家。他大力改革了陕西教育事业的面貌，同时掩护我党在陕西教育界进行的大量活动。魏野畴与西北上层人物如冯玉祥、胡景异、孙岳、于右任、杨虎城、吉鸿昌、邓宝山、高桂滋等，都建立了密切联系，因此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大大影响了这些人物，并且利用这些联系把我党党员和进步青年大量输送到西北军队和政府中，这对于当时组织与推动西北革命高潮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渡长江北进，西北军出潼关东征，大会师于河南中原一带。杨虎城将军在西安誓师出关东征时，曾恳切邀聘魏野畴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经党同意派魏野畴同志全力协助杨虎城将军出师东征。魏野畴即率领了一批革命青年，分别在杨虎城军中各师、旅、团、营、连，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及政治工作制度，大大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很快出现了全军士兵革命化的高潮。杨虎城军之号称为“铁军”者，即此之故。
当时杨虎城与魏野畴同志的个人关系非常友好，杨虎城对魏野畴是言听计从，表示了极大信任和尊敬。杨虎城曾公开宣誓：“要与魏野畴合作到底，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不料杨军到达河南安徽一带防线，正在待命北伐之时，国民党已开始公开叛变革命。不久蒋冯会议公开反共，武汉政变，国共分家，所有北伐东征各军，都公开实行清党。此时杨虎城将军对魏野畴郑重许诺：他的部队绝不清党，如果共产党员要离开他，则他个人(指杨虎城本人)也断然离开军旅不干了。他不但拒绝执行清党命令，并向魏野畴同志表明了自己决心全力掩护共产党人的决心，同时诚恳请求魏野畴同志大量吸收各军清党出来的共产党员到杨军来工作。
这时，魏野畴同志亦已有远见地初步意识到，党要领导中国革命，绝不应放弃武装，因此魏野畴同志答应了杨虎城将军的请求。魏野畴同志团聚了一大批党员，仍留在杨军中继续活动，并在士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和加强军官和士兵的政治教育，开办军官学校，培养了大批军官。同时，魏野畴同志亦预见到在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逆转下，这种暂时有利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因此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军队中党的武装活动，另一方面必须开始深入广大农村，进行农民运动，以备一旦形势更加恶化后，就把军队中已经掌握的武装力量迅速转移到广大农村中去，与农民武装会合起来，然后依靠广大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魏野畴同志抽调了大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在他的政治部中组织了多个民运队，分散到安徽北部的广大农村中去建立地方党和开展农民运动。
正如魏野畴同志所预见到的一样，不到半年之后，蒋介石果然以“勾结共产党，图谋反叛”为罪名，将杨虎城将军软禁于南京，迫令其出游日本，而下令以孙蔚如为杨军的代理军长，孙蔚如于是秉承蒋介石指令实行清党。此时魏野畴同志早已转入皖北地方党，魏野畴同志通知杨军中凡未暴露的党员，仍继续隐蔽下去，凡已暴露的党员，则全部转入农村，并尽量设法携带枪支武器。从此，杨军中除少数党员继续隐蔽活动外，大部分党员都携带枪支转移到皖北广大农村中，进行农民运动，从此大大加强了皖北地方党的力量，为皖北农民大暴动和苏维埃运动，准备了先决条件。魏野畴同志是皖北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在他亲自派往各县的民运队积极开辟工作的基础上，同时积极联系散布于皖北各地的党员，很快建立了党的皖北特委领导机关，魏野畴同志担任特委书记。经过党的豫南特委和河南省委，又很快同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魏野畴同志一方面把由杨虎城军队中撤退出来的大批党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县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同时还选择一部分党员，通过私人社会关系，派人当时驻防皖北阜阳一带的高桂滋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中进行秘密活动。经过三个月时间，皖北各县党的组织很快发展起来，各县多半建立了县委领导机关，每个县委都发展了或多或少的农村支部。尤其在高桂滋部队中党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当时高桂滋军特务团三个营的十二个连部都为我党党员所掌握，各连都有党的支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情报，高桂滋特务团党员名单失落于反动团长高建白手中，该团党员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自然不能坐以待毙，皖北党特委研究了这种危急情况，认为必须先发制敌。于是在以魏野畴同志为首的皖北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下，于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六日夜半，发动了高桂滋军特务团的兵变，打死了团营连的一部分最反动的军官(团长高建白未被击中)，武装部队在我们党员掌握下，分为两路出城，西路军由魏野畴同志亲自指挥，于拂晓到达城西三十里之沈丘集一带；北路军由昌绍先、杜聿德两同志指挥，于拂晓到达城北三十里之刘集，当即同刘集区农民大暴动胜利会合。这天，在工农兵约三万余人的暴动群众大会上，公审和枪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并正式宣布建立了皖北苏维埃政府，皖北工农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工会农会等组织。
大会决定一方面提高警惕，准备迎接敌人的一切进攻，另一方面继续扩大暴动的胜利战果和扩展苏维埃区域，同时宣布解除一切地主武装，没收其土地、房屋、牲口及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等法令。当时群众情绪空前高涨，数日之内附近百余里的大小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牲口及武器等，均被农民没收和分配。有些地主土豪甚至“自动”向区苏维埃政府或农会交出很多机关枪步枪等武器(皖北一带因多年军阀混战，农村藏存武器甚多)。
工农红军和赤卫队的人数和武装很快增加和壮大起来，当时工农红军已扩大为一个主力团，赤卫队扩展到五万余人，农会普遍建立起来，乡村政权都掌握在贫雇农手中。胜利不断向前发展，革命群众镇压了一切反动势力，每个农村都插起了镰刀斧头红旗，到处洋溢着革命胜利的景象。
这种胜利局面只维持了半月光景，很快，敌人的反扑开始了，高桂滋部拼凑了附近各地敌军约三四个团，由侥幸未死的反动团长高建白统一指挥，向刘集苏维埃区进攻。我红军及赤卫队由昌绍先、杜聿德指挥，全部出动应战，激战两昼夜，终因我军子弹用尽，各县党亦不可能于仓促之间发动农民驰援，在敌军步骑四面合围猛攻下，我军总指挥昌绍先同志(湖北人)英勇指挥突围未成而阵亡，副总指挥杜聿德同志(陕北米脂人)英勇战斗，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其他英勇奋战的同志们亦多阵亡或被俘。这次的皖北农民暴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是在我党和魏野畴同志领导下的淮河流域上的第一次农民大暴动，在淮河流域第一次出现了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它在人民群众中遗留下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为后来鄂豫皖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野畴同志所指挥的西路军，原计划带出阜阳城后即北进与北路军会合，然后到刘集区支援农民大暴动。但出城之后，被城外敌军一部所阻，为迅速脱离敌人，遂转向西进，于拂晓到达城西三十余里之沈丘集一带，又遇该集驻有敌军任应岐军的一个师部，该师是一个空架子，只有一个警卫营和几个不完整的连队。当魏野畴同志率军到达该地时，该师长惊恐万状，表示愿意“投降”，魏野畴同志即令其集合队伍听候改编。
当日上午魏野畴同志仅带少数警卫人员，亲往该师部受降，不料该师长预设阴谋布置，待魏野畴同志进入该师部后，即被该师长扣留并解除武装，同时我军部队亦被该师突然武装包围缴械，从此西路军完全散失。我们北路军曾多次派出武装和便衣人员营救魏野畴同志，均无结果。敌人很快将魏野畴同志解送到河南沈丘县一带的敌军任应岐部。
据我们以后侦知，魏野畴同志被俘后，初则受敌人虚伪的“尊敬”、“优待”和百般劝诱，但均被魏野畴同志责骂斥退，继则受敌人严刑拷问，魏野畴同志在敌人法庭上正义凛然，誓死不屈，终遭敌人残杀。
魏野畴同志在敌人刑场上，依然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而从容就义!将自己年轻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魏野畴同志虽然为党的事业和人民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他的名字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李力果 ）
浏览：118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