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起义
那时候，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有个名叫石谦的营长，外号叫石拐子，和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是同乡。一九二四年，谢子长、李象九同志便利用这个关系，在他营里建立了两个连队。我当时就在李象九的连里当兵。这两个连队和别的连队完全不同，每天除了例行的两小时军事操练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谢子长和李象九从北京、榆林、绥德等地请来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给我们讲“劳农政府”、《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等同志，也常来讲演，宣传革命。连里还订了袋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革命思想很快在部队中传播起来。后来连里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先后发展了许多党员。在党的宣传影响下，就连营长石谦也赞同革命了。
这两个连队的日常生活，在当时军阀部队中，也是很少有的。生活艰苦朴素，禁止抽烟喝酒。士兵们组织了自治会，管理自己的生活，组织大家缝衣、唱歌、演戏、踢球……我们的纪律也很好，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行军时，遇到学校，就组织他们参加我们的讲演团或宣传队，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放脚，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高利贷……后来，石谦当了团长，在团改编旅时又当了旅长。李象九也提升为营长。这期间，党从黄埔军官学校和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派来了一些党员，加强了这支部队的党的工作。不久，全旅就有六个连长和一两百名士兵入了党。黄埔军校来的阎揆要同志也在这个旅里建立了教导队。
那时，陕北的土豪劣绅气焰很盛，勾结军阀官僚，强取豪夺，欺诈冤杀，农民们过着“饿不死，活不成”的痛苦生活。一个歉收年，常常是千百家倾家荡产，吃树皮草根度日，卖儿卖女，骨肉离散，人们都把豪绅恨入骨髓。在黎民百姓受煎熬的日子里，谢子长不顾生命危险，领导安定县的农民协会，公审了豪绅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并发动了抗捐抗税的斗争。因此，周围群众都很敬佩他，称他“谢青天”。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反动派纷纷进行反扑。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开始反攻倒算，他趁石谦到榆林给他拜寿的机会，威胁石谦把谢子长和李象九交出来，企图扑灭这支受过革命训练并和群众有了密切联系的武装。石谦不答应，井岳秀因此怀很在心，南昌起义后不久，他暗杀了石谦。
石谦旅长被害的消息，激怒了整个部队，党抓住这个时机，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我们那时住在清涧，那几天，常有地方党的人来联系，气氛十分紧张。前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秘密派来在军委工作的溏澍同志，已经向我们介绍了当前国内形势，他讲了蒋、汪叛变革命和南昌起义，大家听了都很激动，都觉得武装起义是反击敌人的最好方法。一天晚上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在为“石旅长报仇”这个口号下，举行武装起义。我们听了，不觉轻声欢呼。会上研究了起义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决定第二天动手。
第二天——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各地地方党派来参加起义的学生、教员都集中在我们这儿。领取了枪支、弹药，大家擦枪、写标语……整整忙了一天，天刚黑，部队就集合了，每个人的臂上都绑上一块红布。李象九下达了起义的命令，革命的火焰顿时在清涧燃烧起来，有的去抓县长，有的去抓土豪劣绅，有的张贴标语……
闹了一整夜，次日，起义部队从清涧出发，经过延川、延长，占领了宜川，在延长把反动营长祁梅卿枪毙了，并把他带的一连人全部缴械。沿路，地方党发动了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了，参加到我们队伍中来，在宜川，部队改编为四个营，推举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为营长。这个武装虽然基本上是党领导的，但是成份极不复杂，有很多旧军官和兵痞，参加起义的动机各有不同，内部很混乱。当时，领导人也没有重视首先整顿部队，同时也不懂得发动群众，靠近山地展开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因此开始听说井岳秀派大兵来包围，还想守宜川，打硬仗。后来敌人四面集中围攻时，却仓促突围。队伍往前打，后面牲口、家眷一大堆，没有出城就先乱成一团。最后只有谢子长率领的第一营和其他部队中的几百青年突围出来。突围出来的部队在韩城附近正式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当副总指挥。由于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便又决定攻打宜川，结果受了更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往北退走。为保存革命力量，只好暂时分散隐蔽。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青年，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种子。
西渡黄河
一九三O年，蒋、冯、阎军阀混战。阎锡山战败，山西局面很乱。就在那年冬天，中共陕北特委派我和白锡龄来到了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指示我们：通过驻在汾阳县冯玉祥教导团里的党的关系，开展对敌斗争，并在他们协助下，在晋西建立游击武装。党从太原兵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作为游击队的骨干。
一九三一年春，我们进入晋西吕梁地区活动，不久就在汾阳永安镇发动了敌人一个排的起义。我们的队伍很快扩大了，于是就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吕梁山上第一次出现了镰刀斧头的红旗。那时，商震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忙于对付其他军阀，经常进攻我们的只是一个连。我们游击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做骨干，战斗力很强，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垮了。
游击队站住了脚，便很陕展开了群众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分粮食，公审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群众起来了，汾阳、孝义、中阳、石楼几县的广大地区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晋西游击队的脚跟基本站稳，声势愈来愈大，太原的报纸也经常登载我们的消息。有一次，我秘密去太原向省委请示工作。这时商震已被别的军阀赶到石家庄去了，徐永昌准备上台当主席。这天，他们正在海子边召开讨伐商震的大会。当时我也溜进了会场。会上宣布了商震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晋西游击队到处活动，商震对它没办法。听了这一条，我暗暗好笑，但也感到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以后的斗争籽更加艰巨。
山西省委早已估计到，徐永昌上台后要加紧围攻游击队。因此，省委便给我指示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游击队分散活动，充分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发动军阀高桂滋部两千多人，在平定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省委还指示在敌人大举进攻下，游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去。那里，我们党在农村有很好的基础。我回到游击队不久，徐永昌果然派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约一万多人前来“围剿”。每占一村一镇，就修筑碉堡派兵驻守。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最后只能在山上打转转，依靠群众秘密送来些粮食充饥。
这时，山西的党组织又遇到严重的破坏，我们失去了省委的领导，情况更加恶化，最后大家决定按照省委当时的指示，西渡黄河。但是，过黄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敌人严密封锁着黄河西岸，控制着所有的渡口和船只。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和敌人拼了；有人提议埋枪分散，待机再起。经过热烈讨论，还是决定克服一切困难西渡黄河，坚持革命斗争。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行进。一天晚上，发现山谷里有火光，杨重远下去一看，原来有个看西瓜的棚子。那看瓜老汉知道我们是游击队时，高兴地说：“我晓得游击队，你们还给我送过粮哩!”杨重远向他打听周围的情况，问他可知道河边的小路?老人爽陕地说：“我带你们去。”我们每人背着两支枪，紧跟着老汉爬过山岭，不分日夜地走了一百八十里的羊肠小道。到第二天天黑，才赶到黄河边辛关附近。那位热心的老汉见我们无法过河，也不肯回去了，摸黑把他住在附近的一位亲戚找来。他亲戚一口答应：“有办法，这事找王怀安，准成!”王怀安有三四十岁，陕北清涧人，老水手，人很忠厚。他一听说游击队过河，一拍胸脯说：“不用愁，这事包在我身上，豁上命也要送你们过去。”
因为辛关对岸是渡口，敌人封锁严密，他先把我们带到山窑里隐蔽起来，弄来了一些稀饭和饼子，嘱咐我们耐心等待。我们在山窑里待了一天一夜，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大家本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由于心里惦念着渡河的事，谁也睡不着。听着“哗哗”的流水声，觉着时间也像流不完的黄河水，真难熬。第二天晚上，王怀安果然来了。他带来了几个水手，背来了几只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一种很特别的河上交通工具，用整羊皮抹上桐油，再用四根杆子两头扎紧，中间吹进气。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要两个会水的推着前进。那时正是秋天，夜晚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御寒，我们每人喝了些酒，身上也抹了些酒。队伍里有会水的，也和水手们在水里推送羊皮筏子。整整一夜，全部人员才渡过了黄河。
黄河在黑暗中怒吼着，东方已经有微曦的曙光，敌人还在睡梦中，我们已经胜利地到达陕北了。
南梁会合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陕北的党组织和群众都不知道，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展开宣传工作，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老百姓这才不跑了，热情地接待我们。“红军来了!”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中共陕北特委一听到消息，立即派人来和我们联系，并向我们传达了当时党的任务，布置游击队的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建立渭北苏区。接着，我们与清涧、安定、延川各县与党组织也接上了关系。地方党还动员了一批党员参加游击队。
按特委的指示，我们就在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几个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杀了安定县大恶霸张芳华。这下敌人慌了手脚，集中了周围的民团和白军来进攻。我们有广大的群众支援，经常抓到敌人的侦探，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因此经常处于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之后，我们又向陕甘交界的深山里转移，寻找到谢子长和刘志丹的队伍。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在一个叫林锦庙的地方，我们终于和刘志丹同志的部队会合了。过去我曾和刘志丹在一起工作。这次看到他还是老样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头上扎着羊肚毛巾，显得朴实而又精悍，我心里很高兴，便把我心爱的盒子枪送给他，作为这次会师的纪念。会合以后，党又动员了一批人参加了部队，成立了四个大队。
“九一八”事变不久，谢子长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几个同志来到部队，传达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游击队工作的指示：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路线；游击队应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展开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根据这一指示，部队又开到庆阳县新堡镇一带休整，为了适应全国抗日运动的新形势，游击队改编为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后来，省委又决定把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创建陕甘苏区。
在斗争中成长
陕甘游击队成立不久，就攻下了旬邑县的职田镇，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分了粮食。驻在旬邑县的军阀部队终日惶恐不安，立刻纠集了一千多人来打我们。敌军里有个连长叫李明轩，是共产党员。他事先派一个党员把敌人的战斗部署统统告诉了我们，并且约定我们先退出职田镇，扼守住阳坡头打伏击。敌人出动了，恰好派李明轩连担任前卫。他故意牵着马走，士兵们问他：“连长，你怎么自己牵起马走?”他吓唬士兵说：“打红军不是开玩笑的，自己牵马走方便。”敌人刚进阳坡头，我们便开了枪，李明轩跳上马回头就跑，士兵也争先恐后向后逃。我们伏兵四起，一个冲锋，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捉了四五百个俘虏，缴了四五百支枪。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第一个大胜利，红军的影响更加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春天，敌人又来“围剿”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决定把游击队的主力分成第三和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带领三支队在永寿、礼泉一带活动；我带五支队到三原县的新字区、五字区一带活动。这一带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党的基础，群众基础也比较好。我们一去，就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三原县城驻着白军，我们周围就有敌人好几个团。由于群众的保密，尽管我们一开就是几千人的大会，敌人也根本不知道，豪绅地主慑于群众的声威，根本不敢进城向敌人告密和求救。把敌人拖到外线以后，两个支队在旬邑县职田镇一带又会合了，开辟以旬邑为中心的三原、宜君、白水、庆阳、正宁、邹县、淳县、中部(现改为黄陵县)保安一带苏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则到中部县的鸡子岭一带活动。有一次，我们正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不料一部分白军化装成老百姓，混了进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枪响了；敌人里应外合，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短兵相接，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边打边退，抄小路，涉过了水深齐胸的洛河。当时正天降大雨，说也奇怪，我们刚过了河，山洪猛冲下来，河水陡然涨高好几尺，敌人追到河边，望着滔滔的洪水，干瞪眼，没奈何。这件偶然的事，马上被老百姓当做神话流传开来，都说红军是“神军”。
隔了两天，我们正驻扎在洛河和宜川交界的一个村子里。晚上，一个老百姓跑来报告：鹰耳窝刚开来白军一个营，团长也来了。鹰耳窝离我们驻地一百多里隔一架大山。我们连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就到了目的地，趁敌人不防备，一杆子捣进敌阵地，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一个俘虏吃惊地说：“怎么神不知鬼不觉，你们就来了?难怪老百姓说你们是‘神军’。”后来，部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使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损失惨重，游击队不得不分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活动。
不久，我们分散后的三路人马，又在正宁县柴桥子重新集合起来，地方党又动员了大批党员、赤卫队员、农民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物质方面也得到大量的补充，队伍又壮大起来。接着到宜君、耀县一带活动，打了胜仗，活捉了宜君、耀县、富平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消灭了他们几百人。尽管敌人不断地围攻，但是他们永远消灭不了这支陕北高原上的红色军队。
一九三二年的最后几天，在宜君县的马拦一带，这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一九三三年初夏，陕北特委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葭县乌龙铺附近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批判了消极等待思想，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游击区和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会后，我们便分散在陕甘各地活动。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击区迅速扩大，安定、绥德、清涧等七八个县游击区，先后成立了乡、区、县苏维埃。五个县的游击支队改编为四个团，红二十六军还成立了骑兵团，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并建立了十八支游击支队。从此，陕北红军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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