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江同志生长在农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十分憎恨。所以，他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期间，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逐步成为一个爱国忧民、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他在这里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人的著作，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潇江同志无比愤慨，他经常用各种方式在同学之间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斥责蒋介石投降卖国、镇压革命的罪行。他的爱国言论和正义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注意。一次在翻阅进步书籍时，被坏人告发，被捕入狱。他在敌人严刑审讯中，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对于党的秘密一字不漏。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无效，后来在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营救下，于1928年获释。
风吹雨打柳折腰，酷霜严寒梅更俏。敌人的监狱，对弱者是牢笼，对强者是磨炼意志的熔炉。潇江出狱后，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他返校学习期间，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列著作，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斗争实践的锻炼，使他进一步认清了革命的方向，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
(二)
潇江同志从曲阜师范毕业后，于1931年开始担任小学教师。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又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在教师、学生中威望很高。正由于他具有这些优点，更便于在教师职业的掩护下，为党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然后又向热河、察哈尔大举进攻。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则反共反人民，实行反革命围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潇江同志当时在临淄县南仇小学任教，他以课堂为战场，痛斥日寇的罪行，用各种方法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对国民党实行的愚民政策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反复说明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外来势力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造成的。洋货充市，资源外流，导致中国农业的衰败、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封建势力的统治，压抑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潇江同志通过生动事实教育学生，帮助学生们认识到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对外反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剥削阶级的压迫。学生们在潇江同志的亲切教育下，纷纷表示长大了要奔赴抗日前线，消灭一切吃人的豺狼。
1932年，潇江同志从南仇小学到博兴书院小学任教。他与地下党员马千里同志共同创办进步刊物，传播我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从而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教育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他带领书院师生上街游行，公开谴责国民党的卖国勾当，做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工作。
1934年，潇江同志到临淄辛店通惠小学，初任教员，后任校长。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中原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深。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8月，日寇侵我绥远。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禁令，率部抗击日军，一举收复百灵庙。蒋介石为此竟断绝了抗日军队的供应。为此，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开展了支援抗日军的捐献运动。潇江同志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募捐活动。当时，临淄辛店一带是产烟区，很多国家的商人在辛店收购黄烟。潇江同志把学生组织起来深入烟区，不仅向烟农宣传，也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的抗战活动，并动员他们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同学们都说：潇江老师的办法多，逼着洋人出钱，洋人出钱打洋人，这个办法实在好。
（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军队闻风丧胆，溃败南逃，留下来的散兵聚众为匪，有的当了汉奸卖国贼。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潇江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和领导临淄部分地区的进步青年石一辰、石次昆、石锡候、石星垣、田长啸、石化凤、石源泉、孙子英等，发动群众，搜集武器，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大力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经过一两个月的积极工作，组织起爱国青年60多名，搜集到各种枪40多支，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二中队，当时潇江任政治指导员，我任中队长。
1938年2月5日早晨，鬼子兵突然袭击了临近的冶里、中埠村，以清剿抗日游击队之名，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231人。这就是有名的“冶里惨案”。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潇江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当晚把部队拉出去。根据潇江同志的指示，当晚在毛托小学紧急集合，分发武器，整队出发。2月8日午夜12点，起义部队在石潇江和我的率领下，向黑铁山挺进。
我们到达黑铁山后，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廖容标司令命令部队暂以长山县九区为根据地，主要任务是打击张店、辛店一带的日本鬼子和那一带的汉奸队，发动群众，继续扩军，壮大抗日队伍，坚持游击战争，并配合地方游击组织开辟淄川、博山一带的根据地。于是，潇江和我率刚刚成立的十二中队，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夹缝中，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
辛店车站，东接益都，西靠张店，日寇在这里有重兵把守，并网罗了一些地主豪绅，地痞流氓张金堂之流，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疯狂地镇压群众，破坏抗战。1938年春，十二中队奉命摧垮辛店的维持会，并计划巧夺日本鬼子的两挺歪把子机关枪。石潇江和我选拔了熟悉辛店情况的石次昆、王树勋、贾化民、郭俊忱等20余名同志组成奔袭队。一天早饭后，他们化装成赶集的，抓药的、走亲访友的，分别潜入辛店车站附近。按计划由贾化民、赵嗣波等同志化装成乘车的旅客，负责巧夺候车室东侧房间鬼子的两挺机关枪。他们拿着车票刚接近候车室，被敌人的翻译看出破绽，一股劲地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赵嗣波、贾化民眼看巧夺的计划难以实现，顺手把那个翻译抓出来了。当时鬼子兵摸不着头脑，龟缩在碉堡里向外乱打枪。
原来计划，等车站打响以后，埋伏的小分队，由石次昆负责指挥消灭敌人的维持会。敌人的维持会长正和汉奸们围聚在办公室里打麻将，他们听到枪响，没命地往外跑，我们的小分队立即把他们堵住。这时日本人的一翻译急忙拿起电话报警，被边德信同志一把抓住，用枪抵着脑壳说：“按我的话报告鬼子：东、西、南三面太平无事，北面发现了‘毛猴子(游击队)’。”话音刚落，鬼子兵的炮火集中向北射去，我们的同志从南面撤出来了，维持会的人员全部做了奔袭队的俘虏。
1938年2月，日寇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沿张博铁路线四处扫荡。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寇就制造了“杨寨惨案”、“河东惨案”，屠杀我抗日军民数百人之多。为了严惩敌人。石潇江同志奉命带领十二中队，配合十四中队开赴张博铁路附近，计划伏击敌人的列车。战前，潇江与我和十四中队的领导干部亲自察看了地形，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制订伏击方案：确定二中队从路西，十四中队从路东两面攻击敌人。命令下达后，部队进入阵地，爆破组在铁轨下面埋好迫击炮弹。上午10点钟左右，几声鸣笛响过，敌人的一辆军用列车徐徐地开过来了，车上的鬼子兵、汉奸队摇头晃脑地东张西望。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就是车厢激烈的撞击声，列车被炸成两段，车头、车厢脱轨，打着滚翻到路基下。潇江同志一声令下，密集子弹射向车厢里面的鬼子兵，打得敌人哇哇乱叫，经过十几分钟的激战，毙伤日军、汉奸20多人，缴获了很多军火物资。
当时淄博地区有一股国民党的顽固派，头目叫翟超。他借抗战之名，培植私人势力，抓丁抢粮，处处与我军搞对立。为了团结抗日，领导上确定石潇江、赵振干等同志配合上级派来的一位吕同志到翟超那里搞统战。会谈是双方商量好了的，翟超表示欢迎。但我们的代表进入翟超的驻地罗家村时，他竟背信充义，强行收缴了我们的武器，将我方人员全部扣留。潇江同志大骂翟超背信弃义，痛斥他们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端扣押友党友军的谈判代表，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潇江和其他同志大义凛然的气概，义正辞严的斥责，完全压倒了反动派的气焰。翟超一伙理屈词穷，只好以“误会”为名，自嘲自解，找阶梯下楼。潇江同志见翟超黔驴技穷，便步步紧逼，据理斗争，最后迫使翟超不得不放了我全体代表及随员。在释放我方人员时，翟超还拍了拍我方随员石仰天同志的肩膀，假惺惺地说：“小弟弟，你们受惊了，为了免除误会你们的枪暂时存放在这里，以后如数奉还。”
我们的同志离开罗家村不远，潇江同志对大家说：“翟超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放了我们，说不定要后悔的。我们得赶紧走，免遭不测。”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离开罗家村约3里地时，敌人的追兵出动了，但这是徒劳的。回来以后，大家都说：“你们这次行动好险啊!”潇江同志还是那么饶有风趣地说：“三国时候有个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今天我石潇江算是‘舌战群丑’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潇江同志多谋善断，很注意调查研究，不失时机地利用敌人的矛盾，瓦解敌人，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当时，临淄城里驻着国民党部队，头目叫陈瑞符，到处抓丁拉夫，笼络了400多人，在国民党山东顽军头子秦启荣的支持下，当了王尚志的冀鲁游击区第二梯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日寇侵占辛店以后，他秘密与日寇勾结，袭击我抗日部队。陈瑞符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激起了顽军内部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恨。西关村潇江有一位同事叫宋亮，他与陈的部下关系很密切。潇江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确定做宋亮的工作，并通过他争取更多的顽军士兵起义。潇江亲自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经过研究，决定由我去执行这一任务。
我秘密地潜入西关村，找到宋亮，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政策，转达了潇江同志对他的问候。宋亮和他的爱人时文英，对我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帮助他们走光明之路十分感动。当即表示，决心秘密组织人员一起参加八路军。后来，根据兵运工作的需要，我二次秘密进入西关，给宋亮送去活动经费，传达了潇江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并约定了起义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办法。
宋亮在陈部官兵中结交有民族气节的人，尤其是与陈部的一个排长郑新斋关系甚密。这天，宋亮找到郑新斋，谈古比令，颂扬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爱国事迹，痛斥奸贼卖国的罪行。郑新斋听了，连连点头，感到心中内疚，最后哀叹说：“宋先生，我没有想到陈瑞符是个民族败类，我们连的士兵也多有议论，因此引起陈对我们的怀疑。这样混下去只怕性命也难保了!”宋亮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指出我们应抛弃国民党，投奔八路军抗战打鬼子去。郑新斋欣然同意。
在预定起义的头一天晚上，按照原定计划，由我带十二中队赶到临淄城西门外，接应起义部队出城。夜里天气突变，大雨倾盆，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冷得上牙碰下牙，但都静静地隐蔽在西门附近的一个桃园里，无一响动。
大雨滂沱的漆黑之夜，陈瑞符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全城象一口大铁锅盖着。在这关键时刻，郑新斋顾虑很多，急如火焚。宋亮立即宽慰他说：“夜黑雨大，对我们更有利!一切情况都很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寥寥数语，使郑新斋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他们商定黎明以前出城更有利，于是，第二天黎明，郑新斋带着他的部队大摇大摆地走出城门。起义部队一离开临淄城，就象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一直向西跑。我看到宋亮，顾不得寒暄，立即把部队展开，随时准备迎击陈瑞符部队的追击，同时派人给宋亮当向导，带着他们奔向黑铁山抗日根据地。
由于我们做顽军的策反工作有功，受了上级的表扬。事后，上级决定将十二中队扩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八团二营(此时，五军已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任命石潇江同志为营长，我为副营长，宋亮为教导员。
（四）
1938年秋季以后，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石潇江率领的八团二营，奉命调往鲁中地区，编入第四支队。从此，这支部队转战在新泰、莱芜、蒙阴、沂水一带，为建立鲁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不久，潇江同志又调往鲁中军区任参谋主任。
1940年9月，潇江同志和山东纵队民运部部长朱则民同志遵照山东纵队黎玉政委的指示，带领部分军政干部到蒙阴执行改造邵子厚部队的任务。邵子厚原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经过做工作，最后将其改编为我军的蒙山支队，山东纵队司令部任命邵子厚为支队长，朱则民为政治委员，石潇江为副支队长兼参谋长。
朱则民、石潇江等同志来到蒙山支队后，干部、战士是欢迎他们来领导的，他们与部队同吃同住同训练，战士们也很受感动。潇江十分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到连队给基层干部、战士们上政治课，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行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从而增强了战士们抗战打鬼子的信心，提高了团结抗日的积极性。经过教育整顿，这支部队进步很快，许多基层干部和广大战士都感到干八路这条路是走对了。
部队改编不久，敌人300多人窜到胡羊庄一带抢掠，支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出击。战斗中，营、连政治干部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英勇打击敌人。这一仗，是这支部队改编后的第一仗。虽未获全胜，但政治影响和效果是好的。他们都说：“老八路真行，平时能吃苦，打起仗来个个都是好样的，咱们要问老八路好好学习!”
1941年3月22日，山东纵队发起了临(沂)、费(县)边区反封锁战役，蒙山支队配合作战。朱则民、石潇江同志指挥蒙山支队进行大小战斗13次，彻底摧毁了敌人在临、费边区设立的3道封锁线，毙伤敌人170余名，俘敌460名，使我整个反封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也进一步锻炼和装备了部队。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对人民的胜利怕得要死，他们不打鬼子，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们在日照县和四县边区先后挑起了顽军袭击我军和杀害我地方干部的“沟洼事变”和“边联惨案”。这时，邵子厚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被一时的反共逆流吓破了胆，趁朱则民、石潇江同志到山东纵队开会的机会，于1941年4月29日，决定叛变投敌。邵子厚怕公开拉起队伍投敌，会遭到我政工干部和士兵反对，于是便以欺骗的手法，盗用部队“移防”的名义，将部队拉走。他派自己心腹首先绑架所有的政工干部，然后指挥部队朝费县方向开去。战士们发现不对头，边走边议论：“移防怎么朝费县县城的方向去呀?”“不好!邵子厚要投降日本鬼子。”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部队，后来几十人几十人地跑掉了。被捆绑的政工干部，也被战士们偷偷的放走了，只有少数士兵在邵子厚的严密监视下，被带到了费县城，投降了日寇。
邵子厚叛变投敌以后，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无比愤恨。纵队首长决定恢复蒙山支队，抽调了部分骨干，动员不愿跟邵子厚投降而离开部队的数百名战士归队，又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重建蒙山支队，任命朱则民为支队长，石潇江为副支队长。
蒙山支队重建不久，日本鬼子进行大扫荡。1941年的11月份，日寇以5万之众，由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亲自指挥，以“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我沂蒙山区，企图一举歼灭我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临沂、费县之敌首先奔袭我据守在石烂子口东北的一个营。同时，有600多鬼子在大量伪军的配合下，分3路合击我住在城子一带的支队主力。拂晓前，敌人偷偷爬上了东蒙山制高点——大顶子山，与我警戒部队遭遇。当时，我一一五师的主力部队正在城子一带隐蔽休整，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也在这里。为了掩护他们转移，蒙山支队在石潇江同志指挥下，干部、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抗击敌人，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在。潇江同志对部队提出要求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干部战士响亮地回答：“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挫败敌人，掩护了休整的部队和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重大胜利。
（五）
1943年春，潇江同志调清河军区任参谋主任。不久，又调清东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在敌、伪、顽三面夹击的情况下，潇江同志多谋善断，指挥灵活．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马渠战斗就是其中的一例。
马渠村，位于昌邑县北部，原系我清东根据地的中心。1943年冬，日寇向我根据地扫荡时，国民党顽固派王玉民的李树桂团乘机占领，肆意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广大群众和我军指战员纷纷上书，请求收复马渠村。分区党委决定派石潇江同志指挥独立团的4个连和昌邑独立营攻克马渠村据点。潇江率领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攻击，打开了几个缺口。黎明前，各营、连正准备强攻，潇江下令停止攻击，干部、战士一时不解。他们认为，拼命也要把马渠村拿下来，为死难烈士报仇，为什么停止进攻?原来，潇江根据多年来的作战经验，断定敌人遭我重大杀伤后，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很可能向西南方向逃跑。如果强攻势必要付出很大代价，让他们离开“乌龟壳”再行歼灭更有利。于是，潇江命令四连从北面进行佯攻，其余3个连和昌邑独立营全部埋伏在据点西南3里的油房村一线，等候围歼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当太阳一杆子高的时候，顽军象一窝受了惊的蜂子一样倾巢而出，乱哄哄地向西南方向逃窜。当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潇江一声令下，十几挺机关枪、七八百支步枪一齐开火。刹时，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当场歼敌100多人。当敌人四散奔跑时，潇江命令部队全线出击，杀得敌人哇哇乱叫，来不及逃跑者，缴枪投降。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拼杀，战斗胜利结束。除少数残敌逃跑外，800余人被生俘。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石副司令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这次战斗是以小的代价换来了大的胜利!”
1944年夏天，潇江同志率领部队从昌邑挺进到寿光以北的张家庄一带活动。一天拂晓，突然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日寇的轻、重机枪呼呼地叫着，炮弹不时落在司令部的房前屋后，情况十分紧急。这时，赵寄舟司令员和岳拙元政委有病，不能行动，潇江同志非常着急。但他急而不乱，立即把警卫连拉到村外抢占有利阵地，迅速查明敌人只包围了张家庄的3面。他命令警卫连的一个排保护赵司令、岳政委转移，自己留下来指挥作战，牵制敌人。
日伪军轮番向庄内进攻，子弹、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我军阵地上，打得尘土飞扬，硝烟迷漫。警卫连连长心急火燎地说：“石副司令，我们和敌人拼了吧，没有别的办法了!”潇江同志严肃地说：“要沉着。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他一面组织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坚守阵地，同时要通信员绕过敌人通知寿光县大队和区中队立即从敌人的背后进攻敌人。潇江同志沉着指挥，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急得鬼子哇哇乱叫。太阳西落时，寿光县大队和两个区中队根据石副司令的命令，在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击，潇江见时机已到，命令警卫连反击。敌人在前后夹击下，丢下一具具尸体，狼狈逃窜了。这一仗，充分显示了潇江同志的指挥才能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1945年春天，石潇江同志带着两个连袭击住在大院的敌人，一举消灭日军的一个小分队。战斗以后，敌人象输疯了的赌棍一样，集中了日伪军两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潇江同志的驻地。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叫嚷着：“你们跑不了啦!赶快缴枪投降吧!”潇江同志深知情势严重，要大家把文件烧掉，然后从容不迫地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来是不会投降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干部战士们坚决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守住阵地!”干部战士众志成城，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潇江同志利用敌人旖整部署的机会，带领部队从敌人的夹缝中杀出了重围，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在1944年春夏交替的季节，伪顽头子张景月在日寇的唆使下，不断扩充实力，新建了第七团。团长康代五，群众称他为“糠团”。该团驻进了寿光、潍县边界的桂河村，经常向我根据地骚扰。军分区决定歼灭“糠团”。一天夜里，潇江亲率独立团第一营，经过长途跋涉，当夜包围了桂河村。匪军有的睡大觉，有的吆三喝四地赌钱，有的刚调进这个村庄，深更半夜找不到住处，乱哄哄地在大街上骂爹骂娘。
潇江同志根据敌情，部署一个排冒充伪军混进村内；另一个排摸掉东门岗哨，然后把守东门，断敌退路；其他部队埋伏在村北，待机发起攻击；部署就绪后，一连一排直冲西门，敌人的哨兵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这个排大摇大摆地进入村内，正碰上找不到住所还躺在街上的一些伪兵，看来不打不行了。于是，一排子手榴弹和密集的子弹向街筒子扫去。主力部队立即从北门发起攻击。在这突如其来、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敌人被打得象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碰乱窜，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糠团”除死伤者外，6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糠团”被我军消灭后，伪顽头子张景月死不甘心。这年夏季又派部队占领了寿光县北部的三合庄。并以此为据点，向我根据地蚕食抢粮。军分区为了保卫麦收，决定拔掉三合庄这个据点。潇江同志根据分区党委的决定，率领独立团三营和分区直属一、四连及寿光县大队，执行围歼三合庄伪顽军一个营的作战任务。他们看了地形，查明了敌情以后决定一连进攻伪顽军营部，三营围歼伪顽军各连，四连和县大队分别埋伏在三合庄的东南、东北负责打援。黄昏时分，参战部队按石副司令的命令进入阵地。晚7点，我军突然向三合庄的伪顽军发起攻击，一举攻入村内。伪顽军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下，除匪营长逃跑外，其余200余人全部被生擒活捉。这一仗，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保卫了根据地的麦收。
1945年，山东军区组组渤海、胶东、鲁中、滨海4个军区所属部队协同作战，负责歼灭胶济线20万伪顽军的任务。在歼灭伪第三师六团、一团，田柳庄的马团和九团的战斗中，石潇江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尤其是在讨张战役最后阶段攻打田柳庄的战斗中，潇江同志战功卓著。那是1945年8月，渤海军区和胶东军区的主力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向张景月经营7年之久的田柳庄发起了进攻。石潇江和赵寄舟同志率分区独立团和寿光独立营埋伏在五里村一带，阻击和歼灭敌人的援兵。7日上午，张景月命令益都土顽徐振中、临淄伪军王砚田增援田柳庄。潇江带一个连在邵家岭阻击援敌。连长朱裴然利用地形把部队埋伏好。敌人接近时，潇江同志非常沉着。当援兵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他大喊一声：“打!”100多颗手榴弹带着仇恨的怒火在敌群中爆炸，接着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持明晃晃的刺刀冲向敌人。这一仗，援敌除死伤和少数逃跑者外，300多人被我生擒。
我军围歼田柳庄的伪马团和九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张景月急得象势锅上的蚂蚁一样，又拼凑了一个多团的援兵，他们窜到五里村一带，被潇江和分区政治部主任丁士采所带领的部队打了回去。潇江同志在切断敌人援兵之后，立即率部参加了总攻田柳庄的战斗。这一仗，全歼张景月的两个主力团，生俘副师长以下伪官兵3000余人。吓得张景月率残部仓惶南逃。
（六）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国民党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想独吞胜利果实。一时阴云密布，战火又起。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山东的主力部队立即向东北进军。渤海军区由杨国夫司令员率领七师从无棣、乐陵出发，路经秦皇岛，出山海关挺进东北。同时，渤海军区又奉命组成一个新编师，横渡渤海挺进东北。潇江同志带领该师的一个营从沾化县的海上出发。当时，天气不太好，有的同志考虑到潇江体弱有病，建议他天气好了以后再走。潇江同志严肃地说：“挺进东北，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是关系到与国民党军队争夺时间、解放东北的大局，我们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而贻误战机。”于是，他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带领警卫排30多人抢先启航，直奔大连而去。当船行至秦皇岛附近时，天气突变，黑云密布，狂风骤起，不幸木船触礁，潇江同志船上干部战士30多人遇难，潇江时年36岁。
潇江同志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无比憎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由一个进步青年逐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潇江同志学习刻苦，善于总结经验。在每次战斗前，他都细心察看地形，严密地组织与部署兵力；战斗中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战斗结束，别人休息了，他还忙着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运筹第二天的战斗部署。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和下级关心备至，严于律己。他象一只不知疲倦的钟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着，战斗着，直到牺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牺牲渤海，名留清河。他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远铭记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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