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阳回忆1930年参加红军的经过

Admin 发表于2016-03-14 17:43:09
一九三O年年底,在河南光山县一带传说着朱、毛的队伍一红军要来了。反动派大肆造谣说:”红军长着满脸红胡子,巨齿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多数壮年人都逃到山上去了,留下老的小的看家。当时,我爸爸病重躺在床上。妈妈和哥哥、弟弟、妹妹们都上山去了,只留下我伺候爸爸。
那时,我才十一岁,可也懂事啦。虽然我从小胆子很大,听说红军要来,心里也有点害怕。傍晚,我正在外屋给爸爸做饭,院内进来一个人,戴着个大斗笠,穿着蓝衣服,好像是远路来逃难的人。他向我借水桶担水。我队为他渴了,就说,要喝水,缸里有。他喝了水,看缸内水不多了,又出去挑了一担回来。我很奇怪,一个过路人怎么替我们家担水呢?
他担完水就坐在我跟前扯闲话。他问我:“小兄弟,家里几口人哪?”“七口人。”“家里人都上哪儿去啦?”“上山啦!”那人听见我爸爸在屋里咳嗽,就问是谁。我说是我爸爸病了,他问为什么不请先生看,我说家里穷,没钱呀!他立刻就站起对我说:“我去请医生。”我拦住他说:“我给你说过,没有钱!”“小兄弟,不要紧的,我们的医生看病不向你要钱。”说着,他就飞快地跑出去了。我赶上几步奇怪地问:“你们是于啥的?”“是红军。”他笑着说。“红军?”我惊奇地望着他,他没长着红胡子呀!他走了以后,我就对爸爸说了。
不一会儿,医生来了,看了病还放下药。从此,红军就住在我们陈南村了。我白天去放牛。红军帮我割草,还和我玩,他们用子弹壳给我做小枪。我和孩子们时常跟红军在一起。住在我家的那个排长时常给我们讲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我听了心中真痛快!我才知道他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家里活不下去了,才出来闹革命的。
不久,红军就开到浒湾去了。我真合不得离开他们,就要求排长将我带走,可是他不肯。我急哭了,排长才对我说:“等你长大了才能当红军。”我问他要长多大,他把他的三八枪立起来,“你长得有这支枪高了就成啦!”
红军走了以后,我就在墙上画了一道枪那么高的记号,天天去比比看。过了十几天,还不见自己长高,我心里可着急啦!爸爸的病越来越重了。快到腊月三十,家家都准备过年了,我们一家却愁苦地守着病人。就在这天,陈家大地主下乡来要账,坐在我家不走,把我们的粮食都给他也不够,临走还要牵走我家唯一的那头老水牛。爸爸听说他要牵牛,就从床上爬起,扑到外面,抱着老牛的头不放。讨账的狗腿子打了爹几棍,牵走了水牛,还说把我们家种的地抽回去。很快,爸爸就死了。大正月间,地主老财们正在家大摆酒席过年,我们家却用一张破席子卷着爸爸的尸体,埋到荒郊野外去。我哭着,我也想着,红军说得对:土豪劣绅不叫穷人活,穷人只有造反!于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爸爸报仇,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等不了自己长得比枪高了。
我听说红军就在我们家乡东南方一带,就偷着由家里跑出,一直向着东南方走去。我心里想:只要找到在我们家住过的排长,他准会留下我。我朝着东南方走,走到集上才找到红军的队伍。人家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找红军排长的。人家看我是个小孩,从远处来找排长,可能是送信的,就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就出来一个大个子,他问:“小兄弟,你是找我吗?”我看了看他,就说:“不是你。”“我就是红军排长。”“我是找在我们家住过的那个排长。”“他在哪团?哪连?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个排长根本没告诉过我。”他听我这么说就笑了。后来他知道我是来参军的,就把我交给连部。
连部看我年纪小,就要叫人送我回家。我一昕可急啦,就哭着闹着说:“我是来给爸爸报仇的,家里不能待了,我回去也得死啊!”我又央求连长:“别看我小,再过半年我一定长过了枪,先收下我吧!”连长看我很坚决,就留下了我,把我交给一个班长。班里的同志们都比我大,都很爱护我。班长问我能不能扛枪,我说:“能,给我一支小的吧!”旁边一个同志说:“把我这个‘小马拐子’枪给他吧!”“小马拐子”倒不错,但还是长了一点,齐着我的眼眉。我说:“班长,能不能给我锯掉一截子?”班长笑着说:“不行啊,过年你就不嫌枪长了。”
我扛起枪,心中甜丝丝的,胸脯挺得很高,步子迈得挺大,装着像大人,生怕别人笑我个子小。不久,部队出发要去打民团。我想:我报仇的日子可到了,早晚打进光山县,一定枪毙陈财主。第一次上了火线,听见远处打得挺厉害。我们往前开,我一点也没害怕。到了火线上,大家都向敌人开火了,我也往“马拐子”里装上一颗子弹,一搂枪机,“嘣”的一声,我感到枪好像往回顶了我一下子,耳朵震聋了,心里也跳个不停。等我再装上子弹,就先合上眼,扭过头去放出去。第三枪打完了,我也不害怕了,可是子弹也没啦!我忙着向班长要子弹。他不理我,倒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心中可难受啦!打仗嘛,为啥不给我子弹还瞪我?部队马上要追击敌人,班里同志都冲上去了,我也只好端着空枪跟着跑上去。
战斗结束后,班长又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知道节省子弹。有人笑我,放枪还闭着眼。还有的说:“他是在家放火炮玩哪!”我被说哭了,班长才又慢慢对我讲:打仗要知道节省子弹,不看准敌人别放枪,红军弹药少,要靠从敌人那里夺来,要特别珍惜才对。班长又告诉我枪里总要留一颗子弹,遇到紧急时才用。别的同志也都说是和我开玩笑哪,慢慢锻炼就好了。这样,我心里才开朗多了。
几个月以后,我已经参加了几次战斗,在班里还没落后过。一次,我们又与民团遭遇,我们连的前进路线被敌人封锁了,没法通过。我们班在最前面,我看敌人在右边土坎后面射击,心想在家和孩子们打水仗的时候,我常绕到后边去抄他的后路,想着就向土坎后面绕着跑去。我听见班长在后面喊我,我哪里肯听,仍然一口气向前跑。因为我不知道隐蔽,被敌人发现,敌人就集中火力向我射击。我心里真有气,我还没抄了他们的后路呢,他们倒先开了火。怎么办?我只好就地伏下。幸好,不一会儿部队冲锋了,才救了我。战斗过后,班里同志表扬我,说我战斗勇敢。班长发言了:“这是什么勇敢?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大家听了都很吃惊。我心想准是他喊我,我没答应。可是班长严厉地说:“打仗能不听指挥吗?能一个人随便乱干吗?叫他自己说,他一个人跑出去到底想干什么?”大家都看着我。我说了实话,我是想和在家打水仗似的去抄敌人的后路。班长听了,对大家讲:这就是冒险的行为!我又难过起来。
部队在安徽和山一带休整。一天,听说是营长要亲自到我们连来检查,队伍都在场地集合了。我排在第二列的末尾。不多时,连长陪着营长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营长呢,只见他高高个子,两道很浓的眉毛,真精神。营长开始点名。等喊到我的名字时,我用劲地答了一声:“有!”营长扫了一眼,好似没看到我,我就又答了一次“有!”他往前走了几步,看到我,就说:“咦?哪来的这么一个小鬼呀?”我看连长走到营长身边,听不见他们小声说了些什么。营长又喊了一声:陈明阳出列!
我持着“小马拐子”大步走出来,站在他面前。营长说:“你年纪太小啦!还没有枪高呐,怎么能打仗?把你调到营部去当勤务员。现在把枪交给我,等一会儿就跟我走吧!”说完,他伸手要我的枪。这下子可把我整急啦!我没资格拿枪啦?不能打仗去了?不行,我坚决不交枪,就急着说:“营长,我要在班里。我不去当勤务员。”“你岁数太……”“我不小啦,已经比枪高啦!你看……”我没等他说完就抢着分辩,比给他看。“往后打大仗,你跑不动,再说……”“你不信问我们班长,我哪次打仗不勇敢?我当红军是来报仇的,不叫我拿枪可不成。”我说着,干脆自动归队,好像谁也扛不走我。营长可急啦!他说:“嘿,这小鬼真倔呀!把枪给他下了。”班长一听就拿我的枪。我看情况紧急,索性把枪往怀中一抱,躺在地上哭起来。不一会儿营部勤务班来人了,把枪一下子给我抽走,两个大个便把我扛到营部去。我饭也不吃了,光知道哭。
晚上,营长进来看我还抹眼泪呢,他却笑着说:“小鬼,还哭哪?真有两下子,对你营长都受不了!光知道拿枪报仇,可也得学得本事,懂得道理啊!”他说着进里屋去了一会儿,又回来说:“你是不是想要枪,想打仗啊?你跟着我照样可以打仗。要枪嘛!给你这个,看看好不好?”营长放在我怀里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拿起一看,呀!原来是个短枪。我心中一高兴,忘了拘束,笑着问:“营长!这是什么枪?”“‘劈把子’,打得可远哪!”真是个新鲜名字,准好使唤。立刻,我站起来对营长说:“我一定好好听你说,不,听你的命令。”从此,我开始给营长当了勤务员。我一直感觉他非常严厉,又非常可爱。
部队向南运动,通过安徽向长江靠近。队伍行动频繁,有时急行军或攀越高山。营长总是把他的马叫我骑,他跟在后面跑。我们在长江北岸驻扎时,一天营长去团部开会,据说有紧急情况。我趁这个时间,把营长的盒子枪大拆开擦拭,可是安装不上了,急得我直出汗。有心叫别人去装,又怕人家说我当了一年兵,连枪都装不上,就硬着头皮慢慢地装,费了半天工夫怎么也安不上了。不多时,营长匆忙转回来说:“小鬼,赶快收拾,马上出发。”我给他收拾东西,心里直跳,生怕他问到枪,后来还是我主动说了。营长看见那一堆零件,现装也来不及,就说:“不怕,把它包上,马上走,路上再说。”我只好把零件包成一包拿着,跟营长出发了。我们行军不远,就被土匪包围了,我们突围的道路又被敌人一挺重机枪封锁着。我和营长正在敌人架重机枪的山脚下面,营长气汹汹地看看山头。我心中更急,看着我提着的一包零件,恨自己为啥把营长的枪拆散了,当此紧急关头,营长不能用枪。我想到自己的“劈把子”就说:“营长!把我的枪给你。”营长接过枪,向山头瞄准就是一枪,机枪哑巴了。当部队开始冲锋的时候,营长负了重伤,气管被子弹打断,血流了他满身。我连喊:“营长!营长!”营长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我赶紧背他下来。他勉强地支撑着坐起来,接过我拆散的短枪零件,把枪装好交给我:“小鬼,我不行了。你要把这支枪保管好,记住,今后凡事要小心,好好学习啊……”
我呜咽着听不清他又说了些什么。医生来给他换药。我去弄水,等我回来的时候,营长已经牺牲了。我伏在他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部队突围出来后,一直向苏区转移。我一路上迈着沉重的步子,心中好像压着一块铅。我摸着营长的手枪,他的话在我耳边响着。我似乎对着自己说:“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大人!虽然我才只有十三岁。我要为爸爸报仇,也要为营长报仇,打不垮反动派,坚决不放下这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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