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奉党的指示，回到了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积极的宣传鼓动下，各区、各乡纷纷办“红学”，组织农民协会，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团的组织迅速扩大。不到半年的工夫，黄安县从一个五六个人的党团小组，发展到近百人的特别支部。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特别支部便改为黄安县委。
县委成立不久，省里的一个代表团到了麻城。县委得此信后，派我去麻城找代表团请示工作。这时，麻城被反动红枪会的包围刚解除，城门还半开半掩，出入的行人，都要受检查。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进得城去，找到了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有国民党的党员，有我们党的同志，一共七八个人。
郭述申同志就是我们党在代表团中的成员之一。他见了我分外亲热，询问了黄安的情况，向我说：“你们那里群众条件很好，要抓紧时机，大力展开反土豪劣绅的斗争。根据省里的指示，成立一个审判讨劣绅委员会。”此时，麻城县正闹得轰轰烈烈，杀土豪劣绅的劲儿大大超过了黄安。以往土豪劣绅气焰嚣张，杀农民真是杀人如麻，现在轮到农民向土豪劣绅清算旧账了。我回去以后，同志们问：“麻城搞得怎么样?”我说：“他们搞得比我们好。”有的同志问：“怎么好法子?”我说：“杀土豪劣绅多。”
县委讨论了代表团的指示，立刻成立了审判讨劣绅委员会；又动用教育局的经费，买了二十几条枪，组织了县农民自卫队。加上原有的工人纠察队、旧警察，共有二百多人。审判讨劣绅委员会，共七个委员，五个是共产党员。黄安县的县长也被迫参加了，名为呈审员。
这时期，正当放暑假，我在高等小学教书，照例是要回家的。因为参加了审判讨劣绅委员会，没能回去。戴继伦和我同乡，他回去以后，对我家里人说：“位三当官了。”审判讨劣绅委员会的委员，当然算不得什么官，可是，委员们的权力很大，决定办哪个豪绅地主，立刻就派县农民自卫队去抓，抓住了，委员齐声说杀，写一张布告，拉出去就枪毙。
有一天晚上，一次就判决了五个，其中四个大豪绅地主，一个土匪。说起来可笑，把人枪毙完之后，布告也贴出去了，大家回去正讨论什么，陈绍山同志跑进来说：“糟糕，被枪毙的人跑了两个。”陈绍山是个细心的人，原来他担心我们没有办人的经验，又回去看了一次，才发现尸体少了两个。又见地上有爬的血印子，断定有两个没死的跑了。我们跑到刑场去看，大豪绅阮顺清和那个土匪的尸体没有了。阮顺清是全县顶顶有名的豪绅，县知事听说他跑了，脸都吓变了色。放虎归山，必有后患。我们派人四处追查了半夜，只追上了那个土匪，阮顺清不见踪迹。回来以后，大家相互埋怨了一阵，一面赶忙叫郑南先去改布告，一面谈论办人的经验教训。县政府的一个公差一旁说：“枪毙人，不能离得太远，打完之后，要验尸，人确实死了，才能收场。”我们哪里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又逮捕了一批民愤很大的地主豪绅，镇压的镇压，处理的处理，大大地鼓舞了农民斗争情绪，推进了农民革命运动。
这时四乡的农民协会，实际上变成了农村的最高权力机关。真所谓“村村是烈火，庄庄飘红旗”。正当全县的斗争热火朝天的时候，汪精卫叛变了，武汉政府发出通缉令，第一名被通缉的是董必武同志。有些党的组织被破坏，不少党员被捕。逃亡他乡的地主豪绅，仗着反革命的势力，又死灰复燃起来，他们组织了反动的武装，到处破坏农会，屠杀农协的干部。
黄安县审判讨劣绅委员会解散了，县委书记借口去省委请示工作跑回武汉，教育局局长跑了，最后县委机关只剩下我和吴焕先两个人。我代理县委书记兼教育局长，他任县委组织部长。我们一面和各乡的地下党联系，一面去信向省委请示。这时，南昌起义爆发了。省委机关转入了秘密活动，联络困难，去了几次信，不见回音……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张国恩来了一个电报，指名黄安六个人到武汉去，参加改组，我是被指名的一个。几个同志研究了一番，认为张国恩是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一向是倾向我们的。最后决定去武汉，一面看看风向，一面找我党的领导机关联系。我们一同去武汉的有陈绍山、王效松等六个人，大多是共产党员。
到武汉的当天，王效松同志找到一个姓余的同志，他告诉我们说，长江局的负责同志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晚上，我秘密地找到了那里。一个大个子出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罗一隆，长江局的负责人，正要找你们谈谈。”见到党的负责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母亲。我向他汇报了黄安的情况后，他对我讲了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最后很气愤地说：“现在，资产阶级彻底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挽救革命的前途。”谈话之间，拿出两份党中央的通令和一些文件要我看。因为不便长久多谈，又约定了第二天接头的时间。
第二天，我和陈绍山同志一块去的，又有一个不知名的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谈话之后，拿出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这个计划一共十七条，写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那位负责同志说：“你们也起草一份计划，配合两湖暴动。”写这样的计划，当然不是容易的。我说写不出来。那位同志又叫陈绍山写，他也说完不成。最后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不写可以，你们立刻回黄安，参考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你们黄安的基础很好，应该拉起一支队伍。”陈绍山同志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改组?”。“留几个人应付着，你们主要的负责人先回去。”那位同志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对资产阶级，不能有任何幻想，要挽救革命，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暴动，掌握武装。”这些天，武汉充满了恐怖的景象，反革命的政府，日夜捕人。报纸上大肆污蔑我党，说我们是“土匪”、“赤色分子”。汪精卫公开地大骂：黄安是“赤色县”，黄梅是“小莫斯科”。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再不能幻想，再不能犹豫了。
虽然正值中秋佳节，街面上满挂着月饼招牌。但我们已经没有心情饮酒过节了。大家商讨之后，决定留下少数的同志参加改组会议，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连夜回黄安。这时，坚持在黄安各乡工作的，尚有吴焕先、曹学楷、吴先楚等同志。
我回来后找到他们，在七里坪文昌宫高等小学召开了会议，传达上级党的指示，立即起草了两份文件。一是长江局关于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是我拟的稿；一是暴动计划，是另一个人拟的稿。按照行动计划，第三天大家就分头出动，吴焕先、戴季英带几支枪去紫云区、七里区；曹学楷、王效松去北乡；吴先楚在城区；我留在县里掌握全面情况，及时和各区联络。
一天，潘忠汝同志找来了。他交给我一份不知用什么密写药写的信，用老办法总是洗不出来，一个同志告诉我用盐水洗，这才显出来几行字，原来是工作介绍信，大意是潘忠汝同志是中共正式党员，黄埔第三期的学生。我向他说：“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懂军事的人才哩!”当即分配他去领导县的农民自卫队。分散到各区的同志，利用原先打红枪会的组织——防务委员会，以庙宇、祠堂为办公地点，展开发动武装起义的活动。
几天之后，一度沉寂的黄安县，又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各区的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自卫队，每到夜晚，举着火把，拿起木棍、梭镖、去捕捉地主豪绅，火热的斗争遍布全县。先后又捕杀了一百多地主豪绅，彻底摧垮了反动阶级在各区乡的统治，与此同时，麻城县的农民斗争，也达到了高潮，这就是当时惊动武汉、南京的黄麻第一次农民暴动。
十月底，国民党三十军一个师，在军长魏益三亲自率领下，开到了黄安县城。魏益三坐镇黄安城，每天派兵出动，四处烧杀。一百多农民被捕，有的被吊死在城门上，有的被拉到校场岗枪杀、活埋。革命群众的鲜血涂染着黄安的土地。这时，由于某些领导同志的右倾思想，只看到反革命的气焰，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农民力量估计不足，致使如火如荼的斗争暂时停顿下来。当时，我们又和长江局党的机关失去联系，商量之后，决定由我和戴季英去联络。县自卫队的汪奠川同志，替我们筹办了十一块钱的路费，我们化了装，连夜赶奔武汉。
不幸的是，刚到武汉住下，还没有找到党的领导机关，我就病倒了，躺在一个同志家里，不能起床。一天，戴季英在街上碰到了汪静斋，他是戴季英的老同学，在长江局机关工作。他告诉戴季英说：“长江局批评我们右倾，准备马上派人去黄安，要继续领导暴动。”我的病日日加重，吃药不见好转。十一块钱花光了，躺在床上心里十分着急，又听说长江局要派人去黄安，说什么也不能躺下去了。我和戴季英商量之后，向朋友借了几块钱，雇了两乘轿子，离开了武汉。紧赶慢赶回到家，由于一路的风寒，我的病更加重了，仍是不能起床。
就在我到家第三天，长江局派胡向一(后来叛党)、吴光浩、汪静斋等人到了黄安七里坪。他们找到了潘忠汝、曹学楷等同志，又在文昌宫第二高级小学举行了会议，批判了领导上的右倾思想错误，决定以七里坪、紫云两区为中心，继续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等同志，都是有军事才能的人。他们分头到各区进行演讲，整顿农民自卫队，改编农民自卫队，并到处买枪、招兵，训练部队。这时驻守黄安的三十军的部队已撤走，沉寂一月的黄安，再度红起来。
十一月十三日，黄麻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军配合钢枪队，在“暴动，夺取县城”的口号下，像洪水似的攻入黄安城，杀了县官，成立了农民政府，选举曹学楷同志为农民政府的主席，还推选了十一个政府委员(听说我也是一个)。攻下县城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二路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农民政府宣布成立后，全县的人民欢欣鼓舞，到处放鞭放炮，村村杀猪宰羊，庆祝胜利。农民自卫军脖子上都扎着红带子，吆喝着：“穷人伸腰了!”“现在是黑脚杆子的天下了!”“打到武汉去过新年!”当然，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会甘心农民伸腰的。起义军占领黄安县不几天，土豪劣绅用钱收买了姓秦的一股土匪(约有二百多条枪)，前来攻打黄安城。四乡的农民，为了保卫新政府，一晚上汇集起了两万多人，手持木棍、梭镖，摇旗呐喊，配合工农革命军，赶跑了姓秦的土匪武装。
我们攻占黄安的第二十一天，国民党的第二十一军文清林的部队，夜晚从八十里以外奔袭黄安城。起义军缺乏准备，原先还以为是土匪武装前来扰乱，守城应战，及至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后，仓促组织突围，部队突出城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潘忠汝同志光荣牺牲。敌人占了县城，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屠杀。这时我仍病着，刚能起床，看着家里不能再住了，一天晚上，在两个农民的护送下，逃到黄陂。
一天，在戴克敏同志家里，听说从黄安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在吴光浩同志率领下，上了木兰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革命钟敲江海寺，英雄败困木兰山”的时代。我拖着病身体，不能去部队，便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久困高山，不是长久之策，为了保存这一小部分的革命力量，应该学习旧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走东寄西，找求出头之日。
我病了半年多，躲藏了许多地方，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身体才完全康复。有一天，听说吴光浩同志带领部队从木兰山到了柴山堡，我在两个青年学生的护送下，连夜奔往柴山堡去找部队。同志们见了面，仍然像以往几次失败之后那样，一个个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血与火的斗争，把大家锻炼得更坚强、更有经验了。我们一起研究了新的行动计划，决定重返黄安，开始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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