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贺龙同志的处境十分困难。夏曦是“中央代表”，也是湘鄂西分局的书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要求他必须坚决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也只能在党章党规所允许的范围内来开展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贺龙同志自己也被他们划入了审查范围，只是由于夏曦自己不会打仗，敌人来了，毫无办法，加之贺龙同志在红军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所以才没敢明日张胆地触动贺龙同志。眼看着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自己却无力制止，可想而知，贺龙同志当时在精神上是忍受着怎样的痛苦了！尽管如此，贺龙同志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宝贵的力量。只要有一线希望，贺龙就咬住不放，力争到底。
贺炳炎同志是湖北松滋县人，从小在一家铁匠铺当学徒。一九二八年，贺龙同志从上海回到湘鄂西，发动洪湖地区的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立了苏维埃政权，那年，贺炳炎才十四岁，他的家离苏区不远，听说红军是为工农群众打天下的军队，便自动跑到苏区来，给红军喂马。喂了好几天，大家嫌他年纪小、个子矮，又想不要他了，他嚎啕大哭，闹得不可开交。恰巧贺龙同志从那里走过，见他哭得伤心，就说：“好，好，好，留下就留下！讲好一个条件：不准哭！”就把他带到身边。不久，人们发现，别看他个子矮，打仗却很能干，一听到枪响就往前冲，按也按不住。有一次，他赤手空拳地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支枪。贺龙同志也有意识地把他放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去锻炼。后来，贺炳炎在汉川独立团当团长，在天门、应城、荆门、当阳一带独立活动，神出鬼没，声威大震，有力地保障了主力红军的侧翼安全。打起仗来，他总是冲在最前、退在最后，因此，负伤次数也最多，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两次。但是，他满不在乎，裹着绷带照样打冲锋。他负了伤，好得也快，人们说他的血好，他却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塌塌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这样一员土生土长的虎将，而且跟夏曦一起打过许多仗，可以说，夏曦能够活下来都是靠他的保驾。“肃反委员会”却因为某个“改组派”供出来和他一起下馆子吃过饭，就说他们是开黑会，搞阴谋，竟下令把他捆了起来。贺龙同志发现后，亲自找夏曦去质问：“为什么要捆贺炳炎？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吗？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吗？他十四五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拣回来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别人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清楚！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夏曦无言以对，被迫把贺炳炎放了出来。
樊哲祥同志是军部参谋处的油印股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红三军公认的秀才。就因为他有文化，平常又爱帮人写个信、念个信的，也被当成“改组派”抓了起来。但是他很坚决，既未屈打成招，也不乱咬别人。由于没有证据，只好放掉。可是，没有多久，又因别人牵连被关起来了。这一来，军部就没有人写字了。“这怎么行呢！”贺龙同志找到“肃反委员会”，建议把他放掉。他们说，正在审查，不能放。贺龙同志拗不过，只好说：“审查可以，必须保住他的双手！不然，审查完了，不是‘改组派’，可手被捆坏了，写不成字，谁负责呀！”在贺龙同志的一再催促下，过了一段时间，樊哲祥终因“罪证”不足，又被释放。
一个人被定成“改组派”，必定会有很多同志受株连。原红八师师长朱生文同志被当成“改组派”杀了，谷志标同志是八师的政治委员，于是就成了“当然的反革命”，也要杀。贺龙同志听了，气得脸发青，说道：“知道吗？他是老子从洪家关带出来的。他是不是反革命，我还不晓得呀！别人我打不了保票，谷志标我打保票。我向党负完全责任，他要是反革命，连我贺龙一起捆！”说到这种程度，谷志标同志才算保住。
首长出了问题，当警卫员的也不得脱身。我给红九师三任政治部主任鲁易、刘赤光、吴瑞卿当过警卫员，他们先后被杀之后，我也被捆了起来，那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的事。当时，蒋介石正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单是进攻湘鄂西的白军就在十万人以上。由于洪湖地区遭受水灾，庄稼欠收，部队粮食无着落，加之弹药短缺，伤员无处安置。为了不被敌人消灭，我军主力打到豫南，准备去和鄂豫皖地区的兄弟部队会合，因敌军封锁严密，就取道陕南、川东，兜了一个大圈子，准备回到山高林密、基础牢固的湘西地区去。七八千里路程，除了跟饥饿疲劳、凄风苦雨作斗争之外，还要随时随地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确实是非常艰苦。尽管如此，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我被看押着行军。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一年前的一天，部队正在攻打郝穴，那里离我的家乡谭家巷不远，我站在一条大河的桥头上，远远看到我们村头上的土地庙，心里盘算，打下郝穴来，我就请假去看母亲和妹妹。正在这时候，从背后走来几个人，最前面是一个身材魁梧、长方脸，留着一字胡子的首长。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见过贺龙军长，但是从那胡子的特征上，我却一眼就认定，准是他！我的心直跳，闪到一边，想躲他一下。他却看见了我，问道：“这是哪个？”我急忙立正，报告说：“鲁易主任的警卫员，我叫谭友林。”贺龙同志大嘴一咧，爽朗地说：“啊！是谭娃儿啊。”大概是听出了我的口音，又扶住我的肩头问道：“家住哪里？”我给他指了指那座土地庙。他望了望：“哦？谭家巷嘛。”又问：“家里还有啥子人？”我说：“母亲和妹妹。”贺龙同志惊异了：“咦！还是个孤娃娃！”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体贴地说：“好嘛！打完郝穴，回家去看看。”我答应了一声。大概是他见我始终那么拘束，想跟我开个玩笑，他眉毛一扬，忽然冲着身边的警卫员发问：“你们看，谭娃儿像不像个老学究？就差戴副老花眼镜了吧？”紧接着，他从随行人员的手里抓过一管毛笔，喊道；“来呀！快给谭娃儿戴上一副！”说着，就举着毛笔朝我走来。那几个警卫员也跟着起哄，一拥而上，把我按住，嘻嘻哈哈，在我脸上胡涂乱抹起来。我躺在地上死命地叫着，哇哇大哭起来。贺龙同志一边帮我擦泪、洗脸、掸土，一边笑着说：“这娃儿不识耍，这娃儿不识耍。”军长真像个娃娃头儿似的，一点架子也没有。面对当时的处境，我心里很难过。“这时候，能碰上贺龙军长该多好啊！”我心里这样念叨着，但我同时也很明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知道，红军还没有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为了把部队从敌人的虎口里拖出来，带到安全地区去，他一直在前卫指挥部队跟敌人周旋。军情这么紧，他哪里顾得上其他？再说，被捆的“改组派”这样多，每个团都编了一个由“改组派”组成的“第三连”，贺龙同志即使浑身长手，又能按得住几条鱼呢！何况我是个娃娃，只跟他偶然见过一面，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事情又那么多，怎么还能记得我呢？
我正在低头走路，突然路旁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这不是谭娃儿吗？”好熟悉的声音！我不由心头一震，难道是贺龙军长？相隔几年，又只见过一面，他还会认识我？我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扭过头，朝说话的方向望去。啊！正是他！
原来，通过野三关之后部队就进入了鹤峰地界，这是红军多年活动过的地方，一到这里，处境就比较安全了。因此，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才有可能腾出身来，站在路边，察看一下后卫政治机关的情况。
看到贺龙军长，我好像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贺龙同志见我双手被捆起，还让人牵着走，很生气地嚷起来：“你犯了啥子纪律？”牵我的战士说：“他是‘改组派’。”贺龙同志一听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娃儿嘛！”说到这里，他的音调都有点变了。我心里一热，军长统率千军万马，竟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娃娃记得这么清楚！
站在他身旁的关向应政委也说话了：“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放哩！”贺龙军长听了，对关押我们的一个“肃反委员”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绳子松开了，我扑过去，叫了一声“军长！”腿一软，就像一捆稻草似地晕倒在地上了……
我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又被接回到贺龙同志的身边。他高兴极了，让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碗鸡蛋炒米饭。我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自己蒙冤被捆的经过。他坐在一旁叼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插话：“还有呢？”“后来呢？”我讲着讲着，慢慢地他不再插话了。我抬头看时，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呆了。只见他叼着烟斗却忘了吸，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鼻孔大张着一抽一抽地，一字胡的两角也上下急剧地抖动着。突然，他猛地抽泣了一声，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急忙站起身，躲开我的眼睛，一来一去地急步走动起来，好半天才平静下去。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贺龙同志曾经营救了我，还救过许许多多无辜的同志。他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的无畏精神，令我们每一个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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