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毛主席领导湘赣边农民举行秋收暴动，我们永丰县严坊村在严玉如同志领导下也闹起了革命，我的生父和养父立即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那时我才十一岁，也想跟着大人打土豪，养父就叫我去侦察赌博。
一天，我在一个庙里发现了几个和尚、道士和二流子在聚赌，就立即报告父亲把他们抓了起来，农民协会还奖了我一吊二百钱，我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也和大人一样干了件大事。可惜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禁烟禁赌的穷人翻身运动，只坚持了大约三个月就失败了。
白色恐怖重新降临到善良的人民头上。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参加过秋收暴动的群众，老弱妇孺都不能幸免。我们村参加革命的人家是东西抢光、房子烧光，当年最红的瓦子嘴到现在还是一片荒芜，只恢复了两间房子。成百的人被杀害了，我的伯伯被关，两个叔叔被杀，我的生父也被杀了，连尸首都没有找回来。
“剿共团”到处出告示，四出搜查，要杀尽我们全家，并扬言“钱堆成山都不要，就要严侄女(即我养父)的脑壳”，我随养父、养母从此逃亡到吉水县境。
逃难中我害了重病，父母没法子，就偷偷把我交给生母，让她送我到在藤田镇行医的舅舅那里治疗。我的生父被害后，生母孤苦伶仃，带着我的哥哥和弟弟缺衣少食，这时见我又病得要死，抱着我就号啕大哭。第二天，生母用件破衣盖住我的头，背着我去藤田。可怜的妈妈，边走边哭，她体弱脚小，还要背我走十五里路，从早起到太阳偏西，才熬到了舅舅家。舅舅把我藏在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拉屎拉尿都不准出门。
这时已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了。民团天天都在藤田镇一座石桥旁的沙洲坝上杀人，我的生父就死在这里。我的病稍好一些之后，虽然害怕，还是偷偷地跑去，躲在人缝中看杀人，民团一杀就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以致只要“嗒嗒嗒”的杀人号音一响，天上的老鹰、乌鸦，地上的狗和猪都闻声而至，等着抢食死尸。我的一个亲叔叔被害时，婶婶还坐在他身边哭泣，红了眼的狗就抢上去咬掉他脸上的一块肉，狗吃人吃得太渴了，就在沙洲的河边喝水，这种惨状真令人惨不忍睹。
每当我在桥头看到那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挺胸昂首、慷慨赴义的时候，真想跳下去把他们从刽子手的刀下抢救出来，但是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含泪怀恨、忍气吞声地随着人群散去……病一好，舅舅就催我走，怕出意外，于是我又随着养父、养母逃亡在外，过着东一日、西一日、帮工打零的流浪生活。
直到一九二九年春，风头平稳了点，才在吉水县温龙岗暂住下来，但是我们终日都盼望着回老家，终日都盼望着红军。提起红军，革命群众真是天天想，夜夜盼，哪怕是路过，能见一面也好。遇着往藤田那边去的红军从温龙岗过，妈妈就赶忙拿出一块红布别在我袖子上，欢欢喜喜地领着我，随红军去老家打个转，看一看。红军见我们身佩红布，就要问问，一听是参加过秋收暴动的，总是笑呵呵地伸出大拇指来，让我们跟着走。跟红军走，是我当时最高兴的事，因为跟到哪里，哪里的反动派就没命地跑，我想，要是老跟着红军，就不怕反动派了。过了一年，我们搬到离老家二十里左右的昌江里，这里正当吉水、永丰交界处，是游击区。但即使逃到这里敌人也没有让我们安生。
一九三O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这天我随父亲在一家榨油厂榨木籽油，晚上就睡在焙木籽的床上。半夜门外有声，父亲叫醒我说：“年子，外面有人打门!”我半醒半睡地说：“大概是水碾响吧?”父亲也就没介意，直到有人进到碾房门口，枪栓拉得咔啦咔啦直响，才知道是反动派来了!
父亲就这样被抓住了。我吓得要死，跑到隔壁人家去求救，这时门外又有人急促地叫我：“年子老表，年子老表!你妈被反动派杀了，你妈被反动派杀了!”开头我还当是做梦，及至开门一看，是家里那边来的李发生，才知是真的!父亲被抓，母亲又被杀，一连串不幸都落在还不满十五岁的我的头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放声大哭不已。还是李发生把我拉了起来，领着回去。路上李发生告诉我，吉水的罗凤祥匪部先到我家去砸门捉人，没捉到，就往榨油厂这边来。母亲怕我们不知道，就不顾一切地跟在反动派后面，大嚷“救人呀!救人呀!”想叫我们听见声音好逃跑，这下惹恼了反动派，反身就砍死了她。当我们走到她被害的地点时，她正躺在那里，我又害怕，又合不得走，总希望亲爱的妈妈还有一口气，我就一手扯着李发生，一手去摸她，可是妈妈浑身已经冰凉了，摸到头上，发现耳环都被砍进牙骨里嵌着!……
我这时真是仇恨填膺，恨不得马上斩尽杀绝那些反动派!回到家里，遍地是七零八碎的盐罐米罐，此外什么也没有，连鸡鸭都被抢个精光。空空洞洞的家就剩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了，要不是邻居何大婶来给我做主，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了。父亲被抓走后解到吉水的水南镇，由于那边的反动派不清楚他的底细，又没有拷打出来真相；同时我的伯伯替我卖了一条与人合伙的牛，东拼西借、求亲戚告朋友，凑了四十块光洋送给反动派，才算把父亲赎出来。
父亲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寸步难行。当他被抬进门的时候，我忍不住泪如雨下，只希望能早日为父母报仇雪恨!这时我生出强烈的参加红军的念头：参加红军，为父亲、母亲报仇!经过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到一九三一年，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和父亲才回到严坊老家。虽然“剿共团”有时还来，但我们的区、乡政府已经成立起来了，父亲马上参加了赤卫队，我也入了少年儿童队，并被推举为小队长，我们少年儿童队员都爱枪，尤其喜欢红军背的有条红穗的驳壳枪。
为了使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服从我们这帮娃娃的盘查，我们就用樟木板锯成驳壳枪形，在顶端与两侧挖出五条红槽，再找五个齿枪弹壳，在底火附近钻个放引线的小孔，将弹壳放在弹槽内，用铁皮包钉好，这就是我们自造的“驳壳枪”，装上火药可以速打五响，装上铁砂也能伤人。我们还在枪柄后面系上一条长长的红穗，背着站岗放哨，非常威武，觉得自己就像红军一样。想当红军的念头，这时更强烈了，我和其他一些孩子站岗放哨或打柴放牛的时候，“红军”总是我们百谈不厌的话题。每逢红军路过或在村里休息的时候，我总要跑去看看他们里面有没有小孩，如果没有，就要问他们要不要小孩，红军同志总说：“你太小了，过几年再来吧。”就非常失望。
一九三一年底，听说我叔伯哥哥严长庆从区里调瑞金红军学校受训，我就要跟着去，但父亲说我才十五岁，个子又矮小，硬把我留了下来，为这事我憋了好几天的气。过了年，父亲叫我去田心村姑父家借牛，我又趁机溜到藤田镇去找红军的独立团，在那里求了半天，他们还是嫌我个子太小，我当时真是希望能有个吹火筒，赶快把我吹大一点就好了。
开春以后，父亲有时因为家里农事忙，不能去赤卫队，就叫我去临时顶替一下，我就拿起梭镖与大人一起活动。赤卫队里有个严宝才，武艺不错，有一次凭着一杆梭镖，一个人和一二十个“剿共团”打了一两个钟头，最后力竭被杀，我们非常悲痛，后来用计杀了两个“剿共团”，到宝才坟前祭奠。我也参加了这次复仇活动，感到非常痛快，但是我更深深地感到，只有参加了红军，才能彻底铲除这帮反动派，老百姓才能安心过日子。
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我才当上了红军，当时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派人到藤田地区动员参军。我赶紧抢先报了名，我说：“我不用动员，红军只要要我就行!”区政府这一关总算通过了，我们到藤田镇集合等待正式编队。这十来天真不好过。我虽然十七岁了，但个子不高，因此，一天到晚心神不宁，就怕编队时红军又不要我了。自己暗下决心，这一回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反正我是再也不走了，编队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最后一关!一
早起来，心就扑通扑通直跳，连饭也没吃好。集合哨音一响，我就赶快跑去站队，而且故意站在一个与我同年的叔伯兄弟下首，心想，他要能选上，我就能选上。谁知道，连名字都没有叫他的。我想这下糟了，准是选不上了，我的心愿又实现不了了……这时心跳得特别厉害，过去那些辛酸事又涌到脑子里来，正在咣恍惚惚的，猛听叫道：“严年子!”我好像从梦中惊醒，慌忙答了一声“到!”顿时千斤石头落了地，满脸愁云消失得干干净净，那种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编队后就行军到宁都。
过了参军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就取道石城到达福建建宁，正式编入了一方面军政治部警卫连，跟着就发了新军装、枪支弹药和手榴弹。发枪那天，政治部秘书长肖向荣同志特意来看我们这些新兵。听说还想顺便挑几个小同志去当抬护员(护理员)，我心里又着急起来。肖向荣同志见我比那支七九步枪高不了多少，就很关心地问我：“你能背得起枪吗?”我忙说：“背得起。”他又追问：“光背得起枪不行哪，还要行军打仗，你能行吗?”我坚决地答道：“干得了'没问题!”肖秘书长微笑了下走了。我出了口大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下，终于当上红军了!”
当我第一次背上枪的那天晚上，一夜没睡着，我想起了过去逃亡在外、成天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流浪岁月，我想起亲爱的生父和养母怎样惨死在敌人刀下，想起了那些倒卧在沙洲坝上血泊中的烈士，也想起了可恨的“剿共团”、“民团”和地主们的狰狞面目……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我更紧地抱住那支白天发的枪。睡在我周围的都是亲爱的红军弟兄。我暗暗地念叨着：“反动派呀，反动派，这下我是不怕你了!”《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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