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支流流经会昌的这段河面，宽一百多米，水深一米五左右，流速每秒一米二，沙石底。这是我们第一次架桥，没有经验，在河边转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的同志提议说，有些小河里也没有桥，老百姓在水里放几块大石头，上面铺上石板、木板就可以当桥，你们不妨这样试试。该同志的意见启发了我们，于是，把部队打土豪得到的大衣柜、桌子、板凳等家具抬来，放到水里，准备在上面铺门板当桥。但桌子和凳子腿太细，上面铺上门板，一站人有的桌子腿就断了，加上水流速度快，柜子放进水里，阻力很大，水一冲就冲歪了，有的家具、门板还没固定好就给冲跑了。
这时，朱德过来了，他看了一下说：“这样搞怎么行呢?”说着把毕占云和我们几个干部叫到跟前，让我们依靠群众，请当地党组织想办法。当地党组织听说我们要架桥，对我们很支持，很快找了些木匠和船工带着三只船和一些材料来了。船工和木匠告诉我们说：水深的地方用船当桥脚，水浅的地方打桩架板。
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桩，把木头砍成圆头，但一试验，怎么也打不进去。有个当过木匠的人建议：“把桩子砍成三角尖头就行了。”我们照他的主意，把桩头砍成尖的，一试，果然成功了。我们很快打好木桩，绑上了木杆，铺上门板，为了防滑，又铺了些稻草，终于把桥架好了。朱总指挥经过时，对我们架的桥很满意，还表扬了我们。
一九三O年五月，毕占云和党代表敬懋修通知我，说工作要调动，让我去司令部报到。
我一到司令部就碰到了杨明同志，他也是来报到的。我们俩早就认识，是秋收起义时一起从安源煤矿暴动出来的。当时，他是爆破队队长，我当副队长，我们是老搭档。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在一个部队，所以一见面格外高兴，互相问长问短。这时，作战科聂鹤亭科长和一位参谋来了。
聂科长跟我很熟，打过招呼后就对那位参谋说：“这就是王耀南，是搞爆破的，很能干。那个叫杨明，点子多，有办法。”接着，对我们说：“总部决定成立一个工兵连，要你们俩负责。现在，司令部已经调来一些有技术、有特长的同志，你们看看还需要哪些人参加这个连，你们提提。”
我和杨明互相看了一眼，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我俩一口气挑了三十多个人，这些人当中，有木工，有铁匠，有电工，还有篾匠，因为他们过去都是我们爆破队的，一起从安源出来的，有些人从小就和我在一块做工，所以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都很熟悉。聂科长和那位参谋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插话。我们提完后，他们说：“你们点到的这些同志，有的已经调来了。今后，你们要继续注意物色一些有技术和特长的同志。”谈完话后，我和杨明就立即开始做筹建工兵连的具体工作。
过了几天，总部的通信员叫我、杨明和周璨同志到朱总指挥那儿去，说朱总指挥找我们。我们赶紧过来了。朱总指挥的办公室很简朴，除了墙上挂的地图外，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我们去时总指挥正在看文件，见我们来了，便和我们谈起来。因为总指挥平易近人，对人和气，我们见到他并不感到紧张。他说：我找你们来谈谈组织工兵连的问题。
兵在历史上就有，一千多年前就有了。工兵的责任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你们过去爆破、架桥，起的就是工兵的作用。接着，他问了我们工兵连的筹备工作和人员的调配情况，鼓励我们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在领导的关怀下，几天时间，我们连的人员就调齐了，总部工兵连正式成立。我当连长，杨明改任指导员，周璨任副连长。李景富、吴文海、李成凯同志分别担任一、二、三排排长。战时我们归参谋长朱云卿(以后是陈奇涵)指挥，平时由供给部部长宋永和代管。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为了照顾我们的工作，上级还给我们调来了三匹骡子，用来驮炸药，工具等。
我们全连人员不足百人，只有十几条枪，其余都是十字镐、锯、斧头、铁锤等工具。工兵连成立后，朱总指挥曾亲自到连队看望我们，端午节时，还和我们连一起过节“打牙祭”。
连队成立后，经受了多次战斗的洗礼，参加了文家市郊九龙寺的爆破和长沙之战。在第二次长沙战斗中，杨明等六个同志在爆破敌人铁丝网时不幸触电牺牲，这是我们建连以来牺牲最早的工兵战士，我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几处负伤。杨明牺牲后，总部很快派了郭诚同志来当指导员。工兵连撤出长沙，我们又到罗坊架了一座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连先后转战闽西、湘赣等地担负工程任务，有力地保障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在福建建宁，红一军团司令部正式授予我们工兵连军旗，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工兵连。在军旗的二寸半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工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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