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五纵队即回头北上，向着鄂东南地区挺进。当时我们只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条枪，况且又是远道行军，人地两生，这就更加增加了执行任务的困难。可以预料，我们未来的斗争将是十分艰苦的。我们的进军便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游击姿态。我们选拔了三十多名机警、干练的战士，化装成农民、工人、小贩等各行各业的人，作为前锋走在头里，离大部队拉开二十里左右的距离，边侦察边前进。如果发现了大股敌军，就通知后续部队绕道而过；若是敌人不多，我们大部队就赶上去将它消灭。部队中所有的红旗都暂时收藏起来，战士们身上的符号、臂章也都摘下来，使外人无法辨认我们是什么队伍。部队多是在夜间行军，破晓宿营。
开初，我们行经湘赣边境的山区时，正逢月黑之夜，山路难行，还可以点起火把照路，一眼望去，宛如一条火蛇在山上爬动。但是当部队经过平原和进入新区时，就不能再点火把了，只能在每人胳膊上扎上一条白布，后面的人盯住前面的白点，一个紧跟着一个，屏息无声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掉了队的人只能轻轻地拍掌联络，咳嗽的人也是捂住嘴不让咳出声来。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差不多每夜都得走一百二三十里的崎岖山路，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停止行进，就地隐蔽在山谷、田野或树林里吃饭、休息，等到天黑再继续前进。
我们经过了十几天的艰苦行军，终于跨过了雄伟险峻的幕阜山，踏进了鄂东南地区。此时，部队已经十分疲乏，急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进行休整补充。九月上旬，我军行抵崇阳附近。经侦察部队查明，崇阳城内仅驻敌人一个连。我们决定打下该城，使部队得以休整几天。部队于头天晚上赶到崇阳城下，第二天拂晓突然发起攻击，只打了两三个小时，守城的敌人就被我军全部歼灭。我红军第五纵队旗开得胜，打响了进入鄂东南的第一仗。我们显然不能就在这里落脚，只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补充了些给养，便急忙离开崇阳，仍以游击姿态沿着幕阜山脉的边缘向东北挺进。这时，战士们身上还是五月间在井冈山时发的两套单军衣，已经灰色褪成白色，补钉上又加了补钉，脚上只能打赤脚穿着磨穿了底的破草鞋。
几个月连续行军和作战的艰苦生活，使大家变得又黑又瘦了，虽然战士们对眼前的艰苦生活毫无怨言，但是我们这些肩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不能不为面临的物质困难而忧心。我们深知部队的寒衣、给养、休整等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尽快地找到地方党和落脚点。从崇阳出发，又走了四五天，我们到达了通山县的一个村子。我们见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地形险要，而且北距县城有六十余里，就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这时我们的“旗号”仍然没有公开出来。村中老乡们不晓得我们是什么队伍，都有些惶恐不安，不敢和我们接近，只是闪在远处冷冷地瞧着，到了黄昏，纷纷将屋外的东西收进屋里，家家关门闭户，显得异常冷淡。我们为了避免打扰群众，决定不驻民房。
部队找了一所大祠堂驻下来，容纳不下的，就在屋檐下或门廊里开铺。我们严明的纪律和对老乡和蔼的态度，立即博得了群众的好感，第二天就有人愿意找我们攀谈了。有几个十多岁的孩子竟试探地向战士们问道：“你们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彭德怀的队伍?”看他们那个吞吞吐吐的表情，显然是受了大人们的指使才问的，这说明这个村子的群众对红军不是毫无所知。当天，我们布置战士们暗地打听了一下该村的政治情况，才知道这个村庄的居民中有许多是革命烈士家属，他们的一些亲人因为参加大革命而被反动派捕杀。我们估计该村可能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但是怎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呢?当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我们就是江西过来的红军，并且宣传了我军的宗旨和政策。会后，老乡们的态度完全变了，竞相热情地帮助我们。有的给战士们送来棉被、铺板等用具，有的端来大碗的菜送给我们吃，有的腾出卧房硬要让战士们住……
当天夜里，一个体格魁梧的中年农民找到我们纵队部来，声称要找党代表，原来他就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兴奋地一直谈到深夜。这位同志告诉我们，通山城里只驻扎了敌人夏斗寅部的一个营，附近各个市镇的“常联队”都不超过百把人，通山一带也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活动，但县委却不易找到。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决定先把通山附近的横石潭、扶右、大畈等地的反动民团消灭，以便设法与通山县委取得联系。有了群众和地方党员同志们的帮助，我们很快就掌握了这几个集镇驻敌的详细隋况。我们以奇袭的手段，接连消灭了驻守横石潭、扶右、大畈三个集镇的“常联队”，缴获了三百多条枪和许多弹药。在打下横石潭的那天，正巧该镇逢集，我们当即向赶集的群众进行了宣传。捉的俘虏也都在进行简单的政治教育之后，立即发给路费释放回家。因此，我们消灭“常联队”的消息就迅速在通山一带传播开来，老乡们很快地知道了这里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
我们打进大畈的当天下午，在我军指挥部门口，政治工作人员正忙着写标语、画宣传画，吸引着一大群老百姓围着看。我正在旁边观察着群众的反应和情绪，忽然看见从人群里走出三四个中年农民，他们低声地商量了几句，便朝着指挥部门口走来，其中一位高个子走到我近前，先打量了我一下，突然很严肃地问道：“请问，你们的官长在不在?”“你们找他干什么?”我也很奇怪地打量着这几个人，觉得他们似乎与一般农民不同。“我们是通山县委会的，想找你们的官长谈谈。”“你们有没有证件?”“有证件。”高个子立刻从怀里掏出了一颗木质的圆形图章。我接来一看，果然是我们党通山县委会的公章。“他就是我们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同志。”旁边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指着那位高个子向我作了直截了当的介绍。“啊!”我就像在异乡突然遇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简直是说不出的兴奋，一阵热泪涌满了眼眶，我紧紧地握住易金波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我就是这个部队的党代表，可找到你们了!可找到你们了!”当我们走进指挥部和李灿同志等人见面时，他们也都高兴地跳起来。易金波同志立即写了好几份通知，叫各区委马上派人来大畈开会，并且还写了一张“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大字条，贴在指挥部的大门上。这天晚上，我们尽情地谈了一整夜。
易金波同志告诉我们：在鄂东南地区，各县都有党的组织，由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大冶中心县委的负责人是湖北省委特派员吴梓民同志；还有一支地方武装，番号是红十二军，有百多条枪，由谢振亚同志领导；敌人在这个地区防守比较薄弱，仅通山、阳新、咸宁、崇阳等县城里驻有正规部队，其他县镇只有“常联队”。易金波同志十分热情地再三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提出了寒衣和兵员补充两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们解决。此外，他还建议我们选择黄沙镇作为部队落脚的基点。易金波同志了如指掌地向我们介绍了黄沙镇的情况：黄沙镇位于通山东北，距通山八十里，地处一块大坪地的中央，高山密林环绕于四周，只有两个隘口出进，地势十分险峻；镇上有一千多户居民，各种店铺、作坊都较齐全，市镇附近都是肥沃的稻田，棉粮不缺；在那里已经公开地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
十月初，易金波同志带着我们从大畈到了黄沙镇。镇上像过年过节一般，到处悬挂起红旗，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当天午后，我们部队才到，先在镇外稍事休息，便整队以雄壮的步伐开进镇街。人群里立刻鞭炮齐放，锣鼓喧天，响起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们每个战士都为群众这种热烈的情绪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到了黄沙镇真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热情的关怀。老乡们为了使每个战士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早已把自己的卧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给战士们住；赤卫队员们日夜替战士们站岗放哨；老大娘们抢着替战士们烧饭做菜；青年妇女们成群结队地来替战士们洗衣补衣。通山县委迅速地动员和组织了镇上的裁缝和大批妇女为部队赶制棉衣，只一个星期，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全部都换上了冬装。许多年轻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纷来找我们要求参加红军。
部队战士们也以实际行动回答了群众的热爱。战士们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地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就使得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不但找到了落脚点，而且也深深地扎下了根。
十月上旬，我们在黄沙镇举行了大冶中心县委和第五纵队党委扩大联席会议。湖北省委特派员吴梓民同志和大冶、阳新、通城、崇阳、咸宁等县县委负责同志都赶来出席会议。根据我们从井冈山带来的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会议决定我们当时在鄂东南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展开武装斗争，消灭本地的反革命武装；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农民自卫武装，以争取在鄂东南地区造成一个工农革命武装割据的局面。会议并责成由吴梓民同志和一支队党代表游雪程同志执笔写上送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报告。
部队在黄沙镇休整了半个多月，我们便按照预订的计划，开始了打通山城的战斗行动。我们从黄沙镇出发，一千多名农民拿着梭镖、鸟枪一同前往助战。经过周密的调查，我们判断通山城守敌夏斗寅部的一个营在遭我打击后，只能靠驻崇阳、咸宁之夏斗寅部出援，但通山与该两城均相距百余里，敌人增援是不容易的；敌人守不住城时一定要向咸宁、崇阳方向逃窜。而这条道路的两边都是山岭，林深叶密，适于打埋伏。于是，我军主力和五百名赤卫队员连夜插过去，在大路的两边设下了一个伏击圈。另外，以两个连会同五百名赤卫队员悄悄开抵通山城东郊，趁着皎洁的月色布好阵地，准备攻城。翌日拂晓，我军开始攻城。敌人据城顽抗，打了三个多钟头，城门被我炮火轰塌。敌人伤亡惨重，见势不好，即打开西门往咸宁方向仓皇逃窜，这正好陷入我伏击圈内，突然一声号响，两山红旗齐举，杀声震天，不大一会儿，即将敌人全部歼灭，捉了三百多名俘虏，缴获了三百多支枪和许多弹药。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在通山城里驻扎了五六天，就高唱着凯歌回到了黄沙镇。这时，地方党已经动员了一千多名工农积极分子前来参加红军。我们便抽调一批老战士和他们合编为一个新兵营，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射击训练，教会新兵瞄准和放枪，就又出发执行新的战斗任务了。
十一月间，我们侦察到敌人在大冶城内只驻了一个百余人的“常联队”，乃决定攻打该城。一天中午，部队开抵大冶城郊树林里隐蔽起来。大冶城位于沛源湖畔，三面环水，只能从西面进攻。我们于黄昏发起攻击。枪声一响，敌人慌忙拥上城楼守城。我军几十个“爬城将军”首先冲上前去，“爬城队”员都是些勇敢矫健的青年战士，个个熟练爬城技术，并且有活云梯、脚蹬铁刺等爬城利器，爬起城来像壁虎一样敏捷迅速，大家都称他们为“爬城将军”。他们一冲到城下，立刻架起竹筒制的活动云梯，在机关枪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勇敢地爬上城去。那些“常联队”哪里经过这样的情形，不敢再行抵抗，只好缴械投降了。我们打了大冶之后，接连又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市镇的“常联队”，并且还攻开阳新县城，将驻守该城的敌正规军范石生部的两个营歼灭。
一月之间，我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了大冶、阳新、通山三县，将敌人在这三个县的驻军和反动民团武装消灭，先后共缴获迫击炮十多门、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一千余支，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大大地改善了我们部队的装备。我们的队伍也迅速地发展到四千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由刘文琪和李才志两同志分任第一、二支队的队长。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我们的活动地区扩大了，红军的武装力量也更强了。鄂东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初步地打出来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指导，红五军第五纵队在鄂东南地方党的密切配合下，在取得一连串武装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每打下一个城镇，都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
我们特别强调宣传工作，部队每个班就是一个宣传队，每一个红军战士就是宣传员。当我们攻占通山县城时，枪声刚停，战士们便分散到大街小巷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战士们的宣传工作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有的个别交谈，有的邀请群众开座谈会，有的写标语。战士们创造了标语钢印，把红军的政治口号铸成铁模打在门窗木器上，就会留下一个不易消磨掉的字痕。在进入通山城的第三天，我们举行了一个六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政策。
我们打开了通山县反动政府的“义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我们打开监狱，解放了受难的无辜人民；我们当时对豪绅巨富还不杀不斗，只要他们捐一些军饷；对中等商人则不征不捐。这些政策的执行，再加上我军对群众秋毫无犯的实际表现，很快地就打破了敌人诬蔑我军“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广大群众过去对红军的误解完全消除了。我们从通山县邮局找到几个出身贫寒的邮差，个别地进行了政治教育，争取他们给红军做秘密交通工作。后来，他们就经常地给我们传递消息、送报纸，甚至把敌人的军政公文也弄给我们，使我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在通山城内，我们还缴获了一座修械所。经过我们深入地宣传动员，全所三十多个技术工人都愿意为红军工作。我们就将该所的车床、烘炉等全套设备搬到九宫山下的龙港镇，建立了鄂东南根据地第一所小型兵工厂。这个修械所的所长和工人过去都是敌人汉阳兵工厂的技工，他们经常通过私人关系把自己不能修的枪炮送到汉阳兵工厂去修理。后来，这个修械所搬上了井冈山，成了红军江西兵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我们先后捉了大批的俘虏。我们对他们也进行适当的政治教育，对他们不杀不辱，启发俘虏士兵们的阶级觉悟，并且挑选出一些表现较好的施以秘密教育，派他们回到敌人内部去做瓦解工作。他们回去后就向白军士兵宣传红军的好处，给我军送情报，有的就在火线上带动白军士兵向红军缴械投诚。所有的俘虏在经过短期的政治教育后即全部释放，并且每人还发给几块光洋当路费。被释放的俘虏成了红军的宣传员。当有人问他们“红军是不是见人就杀”时，他们立即反驳说：“鬼话!红军不但不杀，还给我们发了几块光洋哩!”这就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深入到敌军内部，使敌人士兵斗志涣散，一经与红军接触，就纷纷败退或者干脆投降。有一天，有一个农民跑来向我们报告说：“刘仁八镇上来了一队白军，可是打着红旗，正在镇上开饭。”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我就和十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前去看个究竟。
我们挤进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只见地上果然插着一面红旗，一百多名白军士兵刚刚吃完饭，只见一个年轻的军官站出来大声地说：“大家都是工农子弟，谁愿跟我投红军的举手!”士兵们都举起手来，接着就热烈鼓掌，周围群众也鼓掌表示欢迎。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正巧那位军官又大声地邀请群众讲话，我就站出来向他们讲解一些红军的政策和生活情形。讲完之后，那位军官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说：“我看你不像个老乡?”我说：“我就是农民，红军就驻在我们村上，所以我了解他们。如果你们要投红军，我可以给你们带路。”他们就跟着我开到了我军驻地。
直到进了指挥部以后，那位军官才知道了我的身份。这个白军连队是从崇阳拉过来的，那位年轻军官叫王愚，是该连连长。我们当即将这个连编入了第二支队。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鄂东南地区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各县、各乡、各镇纷纷建立了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民主政权，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
农村中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通山、阳新、大冶等基础较好的县都展开了斗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我们将大批的武器交给各县建立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等群众革命武装。小学校里的课本也都改为革命的内容，革命歌曲到处流行，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已深人人心。有的妇女一边摇着摇篮，一边还轻声地唱着：“儿呀!儿呀!快点长吧!长大了，去见毛委员!”鄂东南广大工农群众热爱自己的红军。
我们不断地接到各地群众的慰问信，有的信里热情地写着：“我们的猪已杀好了，就等着红军来吃。你们快来吧!”参军形成热潮。“参加工农队伍!”“当红军去!”成为广大青年们普遍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在鄂东南地区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比军事胜利更大的胜利。从此，我们在鄂东南地区真正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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