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一顶写着“革命成功”四个大字的草帽，光脚板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街道上快步走着。手中握着一卷沉甸甸的文件：这里有我的介绍信；有红军一个连队的党员名单，有油印的“怎样做支部工作”、“士兵委员会组织章程”、“早晚点名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石印的“党十大政纲”、“土地法”、“劳动法”；还有中国共产党三军团前委和军团政治部告士兵书、告群众书……这些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就是我当时的“武器”。
长寿街解放后，我在长寿街市苏维埃政府担任裁判委员兼财政委员，并作党团书记的工作。前些日子，党的湘鄂赣特委李宗白同志，召集长寿区的七个地方共产党员谈话说：“红军扩大得很快，需要党员去做政治工作，现在特委决定你们去三军团做连政治委员。”我没有在主力红军工作过，又听说七团是个新组成的不巩固的部队，大部分战士是打长沙后参加的，就更感到工作的艰难。但是革命形势不断地发展，红军不断地胜利与壮大，使我心里充满对党的力量的确信，又鼓励着我去担任这个新的工作。
在长寿街复生茶叶铺里，找到了七团十一连连部。传令兵推开门，只见满屋烟雾腾腾，桌上杯盘狼藉。正中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左腮帮上有一块红而发亮的伤疤；两旁大腿架小腿地散坐着几个人。传令兵告诉我中间那个人就是连长。
连长看完介绍信，动也不动，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阵，轻蔑地歪歪脑袋、撇撇嘴，半天才用那破竹似的声音问我：“你当过兵没有？”我说：“没有当过白军，只当过红军游击队。”他想了想，又眯缝起眼睛问道：“你多大年岁了？出过门没有？嗯？”他故意把声音放得轻飘飘的，好像在逗一个小孩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但还是忍着气，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没有出过门，今年十九岁。”他向旁边的那些人挤挤眼睛，他们看着我“咯咯”地笑起来。我觉得这个连长不大像红军，不大像革命的。他的态度使我心里有些冒火，但我还是装得不在乎。这时候，连长顺手拖来一张凳子，手一指说：“坐吧！连政治委员！”
我端端正正地坐下，拒绝了他递过来的酒杯。等他们吃完饭，喝了一会儿茶后，我说：“请连长把连里的情况给我作个介绍吧。”
他瞪了我一眼，又困惑地看了看四周的人，开始回答我的话。他忽然变得口吃起来：“嗯，是这样，连里一共九……九十多人，三个排，这是一排长、二排长。”他指指坐在旁边的两个带醉意的人，“……唔，对了，三排长今天值星不在这里。还有个司务长……共七十多支枪；还有，每天都出操。”他停了半天，猛吸着烟，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忽然，他竖起眉毛喊道：“传令兵，带政治委员找值星排长！”转过脸对我说：“详细的情况，由值星排长给你谈吧！”
从连队里的共产党员和战士口中，我开始摸着了这个连队的具体情况。连长张有发，是个旧军人。不久以前红军第一次打下长沙后，他带了七八十个人来当红军的，其中除少数是参军来的长沙工人和城郊农民外，大部分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他收来的散兵游民。当时，组织上来不及审查，他就这样当上了连长。他把拉来的人编成了一、二两个排，派自己的亲信当排长。军团政治部为了加强改造和巩固这个新成立的第七团，在长寿街曾给各连补充了苏区参军的农民，而张连长却把苏区来的战士单独编成第三排，连里仅有的七名共产党员，都在第三排中。有阶级觉悟的战士，都向我说：“连长结了小团体。”
当晚，我就在三排里和战士们一起睡，因为连部没有我的位置，同时我知道这个排是连里最可靠的部分，工作首先要依靠他们来做。这时，我了解到许多战士最不满意的事，就是连里伙食账不公开。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每月由士兵委员会的经济委员算账，向全连公布，将节余的“伙食尾子”平分给战士、干部零用，这就是红军的经济民主。而十一连呢，月底见不到账目，又不见伙食尾子发下来，战士们饭食不好，连长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这能不引起大家怀疑连长贪污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第三天，我到连长的屋里谈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后，坦率地对他说：“连长！战士们对你有些反映，说连里经济不公开……”他不等我说完，马上就跳起来吼道：“什么？什么？……值星排长！吹哨子集合，全连站队！”他返身从屋里拿出账簿来，“蹭蹭蹭”三步跨到队伍前，破口大骂一通，然后将账簿往地上一摔，嚷道：“你们算吧！”怒气冲冲地就走了。我注意战士们的神色，看见昨天在我面前说“连长是好人”的长沙来的刘玉海，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大部分的战士露出怒容，有几个人心灰意冷地望着那本账簿。全场的空气一时僵住了。这时，我觉得很难办，想了一下，拾起地上的账簿，对大家说：“同志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应该算伙食账，红军的经济是公开的。连长态度不好，以后再说。现在解散。回去后，每班推举出一个代表来算账！”我的话使局势改变了，有些战士就喊叫起来：“对，账还是要算，怕什么？怕就不干革命！革命讲平等。”他们实际的意思是说红军官兵平等，红军经济公开。也有些战士还露出犹疑的神情。值星排长喊了解散的口令，战士们还围在原地“叽叽喳喳”地议论。
当时，我在战士们面前表现平静，其实心也是悬在半空。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分幼稚的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我时常想着连长会拉拢他的“小集团”打击革命，有些害怕，有些发愁，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但我一想到有党员，有苏区来的战士，想到长沙来的战士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是革命的，想到师政治委员的指示，我就有了勇气。特别是刚才战士们的态度，大大地鼓励了我，使我大胆起来。我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地认识支部是连队的堡垒，是连队的核心，但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多少懂得只有党的组织是最有力量的。我就决定首先组织支部，组织士兵委员会，在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
那时，党的基层组织在红军中还是秘密的。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秘密举行了连的第一次党员大会，连我在内共八名党员，选出了三个支部委员，连政治委员是当然的支部书记。按照师政治委员的指示，在会上讨论了以下事情：一是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组织叛变；二是成立士兵委员会，从清算伙食账做起；三是团结教育从长沙来的新战士；四是重新改编班排，从组织上破坏“小集团”。大家发言很积极，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决议。这次会议后，党在连里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有了工作目标，党员更加活跃起来了。
当时，红军处在初建时期，政治工作不健全、不完备，但革命军队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古田会议决议，那时我虽未读到，但决议的精神已经传达下来，而且都按照这个决议执行了。从开支部大会的第二天起，我开始每天给战士们讲话或上政治课。那时我还不懂得更多的道理，根据师政治部发的文件，多少可以讲一点点。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革命道理很容易懂，也愿意接受，很愿意听。
连长偶尔跑来听听，搬一张凳子坐在队伍的侧面晃着小腿，听不一会儿，耐不住性就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有时我在上政治课，他却突然吹哨子叫大家出操或者擦枪。对于他这些故意捣乱的做法，我暂时忍耐着。
士兵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选出邓丰同志为主席，他是共产党员，原来是毛湾乡农民协会的干部，入伍后当班长，是个很踏实老成的中年人。委员中选了三个长沙参军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虽然还不习惯红军的民主生活，但来到红军和苏区后所见所闻，受到连里苏区战士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日子连里政治气氛也有了变化，都使他们觉得新鲜，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参加开会、选举等活动。至于士兵委员会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们的怀疑，不久就完全打消了。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伙食账已经算了出来。我便和连长商量，召开全连士兵大会，讨论算账结果，他不得不同意。经济委员宣布伙食账上亏空了三十多块钱，要大家讨论。许多战士都积极发言，有的说这是经济手续不清，有的直接地说这是贪污。发言的也有长沙来的战士。经济委员问大家：“要不要赔？”战士们齐声喊：“要赔！”连长霍地跳起来，脸色涨得像猪肝，大喊大叫：“什么？说我拿了三十多块钱？吓！”他喊着，环视全场，寻找同情的眼光，可是，他的亲信这时却无可奈何地一个个把头低下，谁也不敢讲话。连长泄了劲，嚷道：“在这个地方，你们拿吧！老子有的是钱，再多点也不在乎！”说着，掏出一把银圆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还没有等他走出门，屋里就有人笑出声来，我刚想制止，一看，原来就是四班长刘玉海，过去他和连长一伙的，我有点奇怪，但一想，又觉得不奇怪了。我觉察到这个战士开始觉醒，于是故意不去制止他。他一引头，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长沙来的和从苏区来的战士们，笑声融合在一起，只有连长的两个心腹排长，惶恐地低下头，党员们则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我说：“让他们笑吧，这就是教育，这就是觉醒。”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我才摆摆手宣布说：“现在，就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作零用钱。”这一次，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块多钱。战士们从自己的行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首先是刘玉海主动找我，把连长“小集团”的底细都跟我谈了。原来连长是利用“洪帮”的封建组织，拉拢了一、二排的班排长和少数兵痞、游民，他们平时互相称呼“老哥老弟”，叫连长为“大哥”，讲的是一套黑话。我把刘玉海鼓励了一番，说他有革命思想，说长沙来的许多战士都有革命思想，说他们是穷苦工农出身，过去是受压迫的，他很高兴。经过党员的带动，苏区来的战士都特别注意团结、争取长沙来的战士：好地方让给他们睡，出公差给他们留饭，帮助他们打草鞋，给病人送饭送水，找他们个别谈话，借钱给他们往家里寄。这些行动，在当时虽然不是那么有组织的、普遍的，但长沙来的战士们都因此从感情上和苏区来的战士更亲近了，有什么话都和共产党员讲。有些人常常找我谈天。
时机成熟了，我便向连长提出了重新编班的问题，他立刻惊慌起来，腮上的伤疤忽然发红了，眼光在我身上溜了一下，背转脸叫道：“已经编好了，为什么还要编？”“苏区来的战士有的没有打过仗，我们马上要出发第二次打长沙了。混编以后，老兵带新兵，就能打好仗。”我从容地说明着理由。“不必要，不必要。在操场上就能学嘛！”他又嚷叫起来。
我没有和他争论下去，到外边召开了支部委员会，讨论了办法。支委分头向党员进行了传达，分配他们在战士中，特别是向长沙来的战士进行解释，然后又把这个问题提到士兵委员会讨论，得到士兵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条件完全成熟了，就在这天夜晚，召开了全连的士兵大会，讨论编班问题。连长一听说开大会，头皮就发麻了，闷头坐在一条凳子上，一声也不响。
士兵委员会主席邓丰同志宣布了士兵委员会的提议，请大家讨论。这时，连长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搜寻着，对一排长歪歪嘴，向二排长瞪瞪眼，又看看其余从长沙来的战士们，可是他们都低下头来，看样子连长和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但他却没有想到红军的民主力量。张连长没奈何，自己站起来说：“已经编好了，现在再编散，大家不熟悉，不好管理。”他的声音虽然粗大，却没有吓倒战士们。话音刚落，战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反驳他。刘玉海和另外几个长沙来的战士，也发言反对连长的意见。士兵大会一致通过了改编的决议。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决议谁敢不执行？这样一来，连长再没有敢说什么。战士们从这次大会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权力确是很大的。
支部把党员和苏区来的战士，编到每一个班里。编班以后，工作就更加顺利地展开了，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党员，党的力量增强了。在党员的团结、争取下，长沙来的先进战士们更积极地向我们靠拢，许多人主动找我汇报情况。
在长寿街住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得到命令向长沙进发，第二次打长沙。这时连长等几个人，还是每天喝酒，有时还偷偷找暗娼。
连长本来对派政治委员就很不欢迎，加上清算伙食账、成立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就更加不满了。他表面上对我客气得多，却把气发在战士身上，打人骂人更加厉害。一天，他无理地打了一个老百姓，被我制止了，他嘀咕着说：“当心，我们在战场上见！”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四天，部队到达长沙的外围，会合了一军团的部队。长沙的敌人这次早做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兵力增加很多，城四周都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外围是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地雷、地刺和绊足网。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装备也差，想要在人数大于我、工事坚固、火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强攻硬碰，进行军事冒险，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便用火牛开辟冲锋道路，连续进攻了两次都失败了。一天下午，又接到第三次进攻的命令，连长和我从团部里领受任务回来后，就立刻找向导，准备夜间进攻。
向导找来了，是个小商人模样的人。连长一见，就满脸堆笑地说：“老兄，你来你来！”把他带到远远的一棵树下攀谈起来。这些天来，行军、宿营、作战，我都紧跟着连长，防止有变，而他常常一转眼就不见了，再找到他时，总见他和人嘀咕，看样子正商量着什么。他向来对老百姓像凶神一样，今天怎么这样和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惑。
本来，这天早晨就有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昨晚看见连长和两个排长在野外的坟边上谈了半夜，不知说些什么。”我又回想到刘玉海说过的话来：“要当心，连长不是真心干红军的。”莫不是他们想趁打长沙时叛变？我越想越觉得可疑，就立刻向师政治委员汇报了（当时团里没有政委）。师政委嘱咐我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叛变。
没有隔多久，邓丰同志就来找我说：“政委，今天连长写了一封信给一个老百姓送进城去了，给信时，让七班长看见了。连长那时就大声对老百姓说：这是我的家信，你务必送到。”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晚上九点钟，部队由东山、猴石向前运动。天很黑，偏偏又下大雨，浑身淋得透湿，脚像踩在一条蛇身上，滑得很，好多人摔了跤。走了大约两个多钟头，前面部队就和敌人打响了，机枪声、炮声越响越激烈！城内的灯光，炮火的闪光和悬在半空的照明弹，把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都衬托出来，更显得狰狞丑恶。按照红军的惯例，连长走在前，我在后，以行军队形向前运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战斗，没有什么经验。忽然队伍停住了，起初，我以为前面遇到什么走不通，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走，三排长建议我到队伍前面去看看。我找到连长。“连长，怎么不走？”我问道。“和前面的队伍失掉联络，不知道该向哪里走。”“向导呢？”他不回答我，却大声骂起来：“这么黑，又下这么大雨，前边队伍走哪去了？咳！”
大约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前面部队正打得激烈，可是我们却掉在这里，这怎么行？我要连长派出几个战士向前去看看，等呀等呀，那几个战士却像投向水中的石子，再也浮不起来了。我就说：“向打枪的方向走吧！”连长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一个劲说：“不能不能不能，天这么黑，向哪里去呢？把队伍带到那边去吧。”他指向左前方的一个山影。我想：那边没有打枪，不晓得有没有敌人，何况我们不能改变上级的命令。这时，我恍然大悟：一定是他故意把队伍停下来的！因此，我立刻叫一个战士跑步向前面联络，回头对连长说：“不行，不能改变方向。”连长哼了一声，没有答腔。
这时，我对连长有了更大的怀疑，便一闪身，到后边找到几个支委和排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们，悄悄地叮嘱说：“掌握好部队，听我的命令。”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和战士，革命警惕性是十分高的，所以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回到前面去时，在黑暗中发觉队伍零乱了，人也少了，连长也不见了。“糟糕！事情发生了！他已经拖队伍跑了！一定是向他说的方向去了！”我这样想，连忙告诉三排长，叫他带七、八两个班向左前方的山影快追！编班时，支部决定特别加强了两个班，以便在紧急时使用。三排长就带着这两班人，像老游击队员一样，一阵风似的向指定的方向奔去。我也立即带上其余的队伍跑步跟上。另外，又叫一个战士告诉后面部队：十一连出了事，要他们赶快向前找部队。
约摸走了三十分钟，忽然，前面的黑暗里有人喊：“哪里的队伍？停止！”是三排长的声音。我知道三排长已经追上了。我命令部队把叛徒包围起来，并向对方喊：“不要打枪，是自己的队伍。”叛徒还未走出红军的范围，在慌乱与恐怖中没有敢打枪。
结果，连长和一、二排排长这三个叛徒全被捉住了。这时，听到远远的地里，有操着长沙口音的人在喊：“快来救我！”跑去一看，原来是刘玉海，他满身是血，慢慢地对我说：“政治委员，你去三排后，不知连长和什么人说：‘快点收伞！’一说这话，就有些人向前走动。我知道这话有问题，也跟去了。在路上他塞给那个向导几块银洋，要他往那山上带。我紧跟在后边。起初他对我说去找部队，谁知他猛一回头就把我的枪夺了，骂我是无义之徒，叛了洪门，攮了我两刀。他还大声嚷叫：‘跟我去有钱花，有官做；谁不跟我去，就打死谁！’以后我就昏过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刘玉海的话证实了张有发的叛变行为。
这时才发觉前方的枪声稀疏了，部队撤出战斗。我们撤下七八里路，天就发亮了。我带几个战士，亲自把三个叛徒押到师部，把刘玉海也抬去了。师长、政委听了我的报告后，立即决定把首犯当场枪毙，两个排长交政治部特务连看管。
事后，三排长升任为副连长。队伍到达宿营地后，师政治部指示：长沙来的战士中，谁不愿干红军的，就领路费回家。可是这些战士都觉悟了，除了张有发的表弟张德领路费回家外，没有第二个人肯走。《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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