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田、敖城地区系吉安县西部偏僻山区，与安福、永新、泰和三县交界，属于几不管的三角地带，是党组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特别是官田，四周群山环绕，中间为小平原，村落棋布，盛产粮食，远离县城上百里，与外界交通极不方便。当地地主恶霸剥削压榨农民虽厉害，但县城官方武装之足迹却很少深入到那里。尤其官田西面的梅花、水源等大山，官兵更不敢进去。当时党组织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背靠大山，面向平原，积极活动，发展革命势力。加上这里外出做生意的人较多，凡是县城和外地有什么革命风浪，他们都带点消息回来。经过长期工作，这里培养和积蓄了不少革命骨干，群众基础比较好，农民运动发展较快。
“四•九”暴动，就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基础上爆发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下吉安城后，九月间，吉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一九二七年二月，官田周围的举州、平田、林下等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官田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永阳、敖城地区也成立了农协组织。我们举卅f村成立农民协会时，王庭等人在村后的长山开了三四千人的群众大会，其他村庄的农民都赶来参加。农会斗争针芒所向，直指土豪劣绅，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骤然大减，许多地主土豪在那段时间内都变得“老实”了。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地主和土豪劣绅重新抬头，反攻倒算，官田村豪绅勾结了反动军队，前来镇压农民革命，屠杀共产党员，摧残贫苦百姓。
由于党组织早在举州农民协会中，物色了一批骨干分子，组织了一个秘密农民协会。因此，在反革命逆流倒转的时候，革命骨干才较好地保存下来。其他村的农会组织，基本上也与举州村差不多。这批人后来成了“四•九”暴动的主要力量。
在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官田附近的党组织并未停止活动，仍以举州学校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举州村有一幢彭氏宗祠，分为前、中、后厅，原先在里面办私塾。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全村曾在祠堂开过悼念大会。后来就在中厅办起新学校。官田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到这个学校念书。我以前没房子，住在祠堂旁屋，为了腾出房子办学，就搬到祠堂后面的伯父家里住。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我见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以教书办学为掩护，经常进行革命活动。校长刘雄飞是南门村人，个子高大，性格爽朗，生活朴素，喜欢接近群众。我父亲很好客，刘经常到我家玩。王庭从一九二五年起就是这间学校的老师，家住江下村，离我家门口才两三百米，中间只隔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河沟，常和校长一起到我家串门。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学校老师肖世梅、肖志铎。他俩都是淡江村人，知识分子，听说曾在武汉读书，国共分裂后，才回家教书。周冕不是老师，但常来学校与老师们一起活动。以上这些都是二十多岁的共产党员，虽不暴露身份，但在周围村庄的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在我家里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谈吐举止，令人敬佩。我家后面有家裁缝，名叫谢元生，常去外地做衣服，回来后，也老到我家里与老师们在一起。我哥哥彭嘉蒙也是党员，担任地下交通员，以当挑脚夫为掩护，去敖城、永阳、天河等地与其他组织接头联系，回家后给老师们汇报情况。
特别是冬天，他们常挤在我那间又黑又小的伙房里，烤火吃地瓜，谈话到深夜。听说当时王庭曾掩护过曾山同志在周围村庄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来过学校活动。党组织除了以教学为掩护外，还利用村里两家铺子了解、收集情况。一家是村前拱桥边大路口的药材铺，来往湖南、吉安等地做生意的人，经此路时，都在这里停歇。铺主彭怡和与外地做买卖人接触谈论，听到什么风声，也三言两语地给老师们说一说。另一家是在张家祠堂内开的油盐酱醋铺子，主人叫彭慎德，除了卖货之外，还吸引各种人在里面打牌。打牌的人不赌钱，谁输了就买点豆腐干或猪肉给大家吃。这里是本村群众活动的场所，秘密农民协会也有些人常到那里看热闹，我虽不会打牌，时而也在旁边看。
这里人多嘴杂，消息五花八门，对革命态度各式各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回到家里，老师们旁敲侧击，问这问那。我经常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他们，其他秘密农协会员也是这样做。秘密农民协会是由以上几个党员领导的。被吸收进这个组织的都是穷苦农民、长工、独子，生活富裕或与地主关系密切的人都没有吸收进来。初时活动很少，随着形势发展，事情逐渐增多。
当时，国民党与几个军阀混战，一些散兵流落山区，时而出没活动，抢劫东西，搞得人心惶惶。地主土豪为了保其财产，到处收罗人马，购买枪支，建立地方民团，既对付散兵，又对付农民协会。有的地主还收罗散兵，作为看家狗。党组织看到地主土豪拼命搞武装，也针锋相对，要秘密农民协会建立武装，叫每个队员都准备好一件武器，大刀、梭镖、鸟铳都可以。同时派人打听哪里有散兵，就到那里缴获武器。当时，为了防盗防匪，不少富豪家庭开馆教练武术，其子弟常持刀枪出入，练武到深夜。农民协会便有所效仿，学习拳术，有时活动也带小刀，借以防身。这些，都是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
经过长期的秘密准备，终于在农历四月初九举行了武装暴动，暴动的直接起因是抓散兵，夺取枪支。
四月初七下午，我先接到裁缝谢元生、后接到刘雄飞校长和谢宋生的口传通知，说秘密农民协会会员带武器和白毛巾(或白布条)，于初八下午到彭氏宗祠集合，接到通知不去者将要杀头。但不说集合干什么。八日下午，谢元生又叫我到他家里，说不在祠堂集中，分头到村后长山的五里亭集合，也没有讲干什么事。傍晚，我跟谢元生几个人带梭镖上长山。按规定，我们将梭镖的尖刀和木把分开，把尖刀藏在身上，到了长山才插在木把上。当时在五里亭周围的树林里已聚集着许多人，有些是官田附近几个村的，有些是从敖城、永阳等地赶来的，有些听说是从延福乡来的。人们从那么远赶来，由此可见，这次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我们举州村虽小，也有二十多人参加。到那里后，编了队，指定了负责人，每个连一百多人，然后静坐在一块，不准讲话和乱走动。当时领导人正在五里亭内开会，不知道要干什么大事。过了一会儿，四周站了岗哨，宣布戒严，只准进不准出，气氛很森严，人们心情有点紧张。接着，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站在一块大土堆上宣布开会。听说曾山同志也在里面，但当时我不认识他。王庭宣布开会，他说：“今晚组织大家打国民党散兵，维持社会治安。有十个散兵带六条枪，从天云山下到谢村，大家要团结一致，勇敢战斗，消灭几个匪兵，夺取枪支，武装起来。”
大家一听说去打散兵，群情激奋，摩拳擦掌，非常激动。后来，肖世梅等人讲了话，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号，要大家把白毛巾或白布条扎在手臂上。同时，宣布了几条纪律：要求只能前进不准后退，谁要后退就不客气；前进中不准讲话出声，咳嗽时要用手捂住嘴；大刀要背好，梭镖不准拖在地下，鸟铳放在肩上不要平扛，以免走火伤了后人；冲锋时喊杀声要整齐，昕到枪声不准乱动，等等。而后，编了三个纵队，我们编在第一纵队，作为冲锋纵队，由谢元生当队长。到了半夜，大队伍在黑夜中鸦雀无声地向谢村开去。
走了十几里，到了黎明前我们就把谢村包围，占领了村口。大队伍分几路，齐声呐喊，向前冲锋。杀声震天动地，划破夜空，响彻山冈，惊醒散兵。不知他们躲藏在哪里，放了几排枪，便逃跑了。我们冲进谢村没有找到一个散兵，便继续向北面搜索。结果在下罗村前的田坑水沟里捉到四个，其他几个逃掉了。还缴获了四支步枪，搜出了一百多块银圆。战斗结束时，太阳已经出山。王庭等人当场向四个散兵做工作，把钱分给他们作路费，指了路线，释放他们回家。
枪已经到手，战斗已结束，集中着这么多人，下一步怎么办?领导人立即开会商量这个事。有的认为，现在地主土豪正想建立地方民团武装，可趁此机会，仍以打土匪维持治安之名，派少数人带枪，打进地方民团里当团丁，进行瓦解、控制工作，逐步扩充自己力量，待时机成熟，把整个武装拉过来。但也有的人主张，这次要旗帜鲜明，公开亮出武装暴动的大旗，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剥削压迫和废除一切债务。
正当领导人开会议而未决时，所有的队伍都赶到了下罗村，吵吵嚷嚷，鸣枪欢呼胜利。有人带头打开了地主刘金山、刘文山的仓库，把谷子分给当地群众。村里人出来看热闹，地主刘玉山也鬼鬼祟祟跟着探视情况，并恶毒咒骂农民协会。当场激起人们的义愤，有人就振臂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吓得他转头就跑。一些人拿着大刀、梭镖去追赶，一直追到田垅，在怒气之下，用梭镖将他斩首。有些人当即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这时，大家当即开庆祝大会，到了这时，事情已闹开了，领导人只好因势利导，在会上宣布武装暴动，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打倒土豪劣绅。
暴动旗帜已经打出去，下一步该怎么办?曾山、王庭问大家：我们是集中起来上山打游击好呢?还是先分散回家?因为当时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没有武器装备，没有生活保障，也没有很好准备，难于坚持下去。因此大部分人都主张分散回家。这样，领导人决定：除了领导人带四支枪及少数几个人上山外，大家都分头回家去，并且要求大家保密，如果村里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回去后还要继续做好各种斗争准备，防止敌人报复。大家分散后，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带了少数人和四支枪，上梅花、水源大山打游击去了。
“四•九”暴动，宣告了共产党在官田、敖城地区，公开领导农民举起革命旗帜，夺取反动武装，向统治阶级开战。这个革命行动，大长了农民的革命志气，一些乡村的农民协会重新挺起腰来，向土豪劣绅作斗争，使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这次暴动大大惊动和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阶级。暴动后几天，官田村的地主派人打听暴动情况。住在我家后边的地主狗腿子也威胁说：你们躲得过我，躲不过靖卫团!周围村庄的地主土豪也互相串连，要搜钱买枪，成立地方民团。下罗村大恶霸刘玉山的弟弟见其兄被杀，便伙同敖城的土豪到吉安县请兵，镇压革命。
四月二十一日，吉安府靖卫团派了一个营兵力，和吉安县民团一百多人，一起来官田、敖城，捉拿共产党，镇压农民运动。但是，党员事先已有准备，作了隐蔽。反动军队抓不到党员和干部，不甘心回去，就在举州、官田大烧房屋。他们的镇压手段毒辣至极，不准参加集会，就连五六个人在一起也不准；不准群众探视亲友，实行三家五户连环保。被抓去的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悬吊毒打。王庭、肖世梅等人，后来在敖城也被惨杀。
在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之下，我们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就进梅花、水源、董芽一带打游击。一九二九年红军里应外合，将官田靖卫团消灭。不久，刘作述又带工农红军来到官田，我们又回到当地闹革命。后来我们吉安独立团编入红三军。从此，我离开了家乡，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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