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支队伍里当兵的，大都是从各地抓来的穷苦老百姓。这次与我同时被抓的二十八个同乡中，数我年纪最小。抓来后，我们被关在一间十米见方的屋子里。白天给点剩饭吃，晚上只能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由于挨饿、受气、又想家，有的病了，有的死了，有的逃跑了。也有的没跑掉，被抓了回来，打得血肉模糊，那情景惨不忍睹。我因惦记着年老多病的父亲也想寻机逃走，可因年纪小，从未出过远门，搞不清家乡的方向，不知往哪边跑，所以一直没跑成。
起义上井冈
两个月后，被关在这间屋里的同乡，只剩下我和李春生两个人了。李春生比我大两岁，个子高，会做饭，被派去当了伙夫，我则被补到班里当了一名列兵。那时桂东的村镇上，到处写有“红军优待俘虏”、“红军是解放穷苦人的队伍”、“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等宣传标语，很是打动人心。一些四川籍的官兵，听说红军的军长朱德是四川人，就更想去投靠红军。
一天晚上，大约九十点钟的时候，部队突然紧急集合，营长毕占云在队前说：“有情况，马上出发!”并宣布行军时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手电，发现情况不准乱打枪。虽然当时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似乎也觉得这次行动不寻常。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在一个村庄停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正在村头放哨，发现远处有两个骑马的人，沿着小路向村子奔驰而来。快到村口时下了马，那骑白马的走在前面，是个三十开外的中年人，他身材魁梧，眉目清秀。骑红马的是个小伙子，马背上驮着一捆红布。我正想盘问，带班的副班长郭振高跑文我一下，指了指他的帽子。我一看，他的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的刺章也没有，我立刻明白了，放他们过去了。后来才知道，前面那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陈毅，他是代表朱德和毛泽东前来接我们这支部队的。
这天下午，陈毅同毕占云营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于黄昏时章着，队伍马上集合，毕营长向大家正式宣布：部队起义，参加红刍每人发了一条红布带子，系在脖子上，立即出发，向井冈山前进。部队进入井冈山区后，沿途经过的村庄，许多老百姓打着火把、灯笼赶来欢迎。我们知道部队已进入红色根据地了，心中十分高兴。
见到朱军长和毛委员
我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村时，红四军集合在一个宽阔的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主席台上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没有凳子，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我们一进会场，就都伸长脖子往前看，心里谁是朱德、谁是毛泽东。大家正在琢磨着，大会开始了。一个穿着士兵服装的人走到桌子前，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部队。营长毕占云立即发出了的口令，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穿士兵服的人望着我们这支队伍，并笑了笑，用洪亮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国民党不是天天在喊着打倒朱、毛吗?今天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就是朱德，他就是毛泽东。”朱德向旁边的高个子一指，所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都集中在毛委员身上。
毛委员穿着一件黑色对襟布夹袄，着一条土色粗布裤子，脚上穿一双布鞋，头上蓄着长长的乌发。虽然艰苦的战争环境和日夜操劳，使他的面容略显清瘦，但看上去精力却十分充沛。听到朱军长介绍，他站起来向我们挥挥手，对大家慈祥地笑笑，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和鼓励。
会上朱军长宣布，我们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营(即警卫营)，任命毕占云为营长，一位唐同志(名字已记不清了)为营党代表，陶云清为副营长。另外还宣读了各连连长和党代表的名单。
晚上，朱军长和毛委员又跟我们一起参加了欢迎晚会。晚会上演出的都是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有唱家乡小调的，有说双簧快板的，内容都是讽刺白军无能或表扬红军战士英勇的。过去，从未看过这种节目，因此我们这些新兵看得津津有味。每个节目一完，大家就鼓掌叫好。毛委员和朱军长更兴奋，他们也高高地举起手来为表演者鼓掌。我看到毛委员、朱军长和士兵们这样亲近，深为自己能参加这样的队伍而高兴。
永生难忘的一课
我们特务营驻在军部西北角的一个大庙里。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天空下着细雨，还夹着雪花，气候十分寒冷。
早饭后，大家正在学习和讨论当红军与当白军有哪些不同的问题。突然值星排长喊了一声：“毛委员给我们上课来啦!”大家一下都站了起来。正要整队，只见唐党代表陪着毛委员健步走进庙来。毛委员亲热地向我们摆摆手：“坐，大家随便坐吧。”
毛委员走到大庙中间的火堆旁，和我们一起坐下来。他环视了一下我们住的这座大庙，又摸一摸铺在地上的稻草，仔细地打量着大伙说：“快过年了，大家想些什么呀?”
毛委员的话使我们感到新鲜而又亲切。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说话。
毛委员伸手一面烤火，一面继续问道：“过年了，财主家大鱼大肉，你们家吃得饱吗?”毛委员的话顿时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引起共鸣，大庙里更加安静了。
毛委员继续问：“天冷了，财主家穿着大长袍，外面还套上羊皮袄，你们家能穿上棉袄吗?”毛委员像和战士拉家常一样地说着。会场上渐渐活跃起来，大家开始轻轻议论。当毛委员问到最后一句时，有人立刻回答说：“我们家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呀?”毛委员接着又问道：“你们不是天天在种地吗?不是天天累得很吗?不是打了不少粮食吗?为什么没有吃的?粮食到哪里去啦?”
这几句问话，立即在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士兵心中，掀起一阵波澜。这可是从来没人提过和想过的问题，大家都默默地思考起来。
毛委员又接着说：“过年，财主家张灯结彩，欢天喜地。穷人呢?‘过年’却叫过‘年关’。不论是丰年还是灾年，不管你收多收少，到了‘年关’，老财就要派人上门逼租逼债了。穷人还不上，就得跑出去当‘皇上’。那个‘皇上’可不好当哎!”
这些话，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副班长用胳膊碰碰我说：“哎哟!毛委员恐怕到过我们家乡吧?他连我家的事都清楚咧!”我说：“是哎，好像我们家的事他也知道哩!”
我家在湖南平江的一个山村里，那里是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牛马一样地干活，却没有过过一天温饱的日子。我兄妹八个，因家穷养不活，卖掉了六个，只留下四姐和我两人。每逢过年，我们最怕的是地主逼债，如果他们发现锅内有点米饭，他们就硬说你赖账不还。所以，到了过年那天，凡是欠债的人家大都灶火不生。即使有点米，不是藏起来，就是偷偷地提早吃掉，免遭财主的刁难。我父亲呢，为了躲债，除夕这天流落在外，不敢回家……
当我听到毛委员的话，回忆起自己的家史，便止不住流下泪来。接着又听毛委员说：“穷人白天黑夜耕地、种田、挨饥受冻，地主老财抱着水烟袋什么也不干，他们却吃不完穿不完。这是为什么呀?”
有个同志轻轻叹了口气：“命穷啊!”这声音虽不大，但大庙里很静，人们都听到了，毛委员也听到了。
毛委员亲切地看着那个士兵，然后大声地向大家说：“老财家祖祖辈辈‘八字’都那么好?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命都那么穷?什么门神、灶神、土地财神，我们都得罪啦?……”大家听到这里都吃吃地笑起来。毛委员伸手烤烤火，搓搓手，自己也笑了。
毛委员说话喜欢接二连三地提问题：“粮食是你们种的吗?”
当时我们好像忘了是在听课，许多士兵齐声答道：“是!”
他又问：“棉花是你们种的吗?”
我们答：“是!”这声音更大了。
毛委员随后说道：“对嘛，劳而不获，不劳而获，这就是剥削嘛!所以，我们才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有人说自己‘八字’不好。什么‘八字’不好?因为人家手里有枪杆子嘛!有的地方打了土豪分了田，穷苦人的命一下子就好起来啦?财主的‘八字’一下子就都不好啦?都不是。这是因为那地方穷苦人手里有了枪杆子嘛。穷苦人要翻身，要过好年，就必须拿起武器闹革命，打倒反动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把斧头镰刀的红旗插遍全中国…．．，’毛委员讲课，从老百姓过年谈起，突然话题一转，引出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革命道理。我们都被毛委员的话深深打动了，感到面前有了希望，浑身增添了力量。
这是毛委员在井冈山给我们上的一堂阶级教育课，是做一个革命战士的基础课。几十年来，无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这堂课一直鼓舞着我为大多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努力奋斗!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课。《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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