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党组织介绍，秘密回到萍乡农村搞农民武装斗争，担任萍乡西区区委军事委员兼游击营长。我们配合二团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围攻醴陵后，回到乡村，继续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二团离开醴陵后，攸县地主武装罗定的民团八百多人和敌第六军十八师的一个团重新占据了醴陵城。这年冬天，醴陵县委通知我们配合醴陵农民武装第二次、第三次围攻醴陵县城。后因敌人增加到一个师的力量，我们缺少枪支弹药，无法攻城，只好撤退回乡。敌人疯狂反扑，向醴陵、萍乡一带的农村暴动区域进攻，分路下乡“清剿”，见屋就烧，见人就杀。光醴陵一县就有三千多革命同志、三万多男女群众惨遭屠杀，八千多户家破人亡。
在这悲惨痛苦的日子里，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经萍乡、莲花上了井冈山。我们分散在各地坚持游击斗争的同志真是喜出望外，纷纷商议：“上井冈山找毛委员去!”这时，我们萍乡西区游击营，经过攻打萍乡、下埠等几次战斗后，剩下七支枪、二三十人，便和醴陵游击营剩下的八支枪数十人联合编成萍醴游击营，由原醴陵游击营营长游龙担任营长，我任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的一天，在醴陵南三区的一个村子里，我们萍醴游击营和南三区、南二区、小西区的革命武装共三百多人会合在一起，决定退出醴陵、萍乡到井冈山去。这时我们已经找不到醴陵县委和安源市委了，只有区委书记易锚为我们送别。临行时，他把一支手枪送给我，并对大家说：“同志们，希望你们找到毛委员的队伍，早一天打回来!”
游击营走到萍乡东桥，摆脱了下乡“清剿”的敌人以后，进至攸县边界地区，又遇罗定的民团阻击，激战终日，把敌人打退，然后进入莲花，和该县县委书记朱亦岳取得联系，配合莲花游击队和敌县保安队打了一仗，缴枪两支。朱亦岳又帮我们和毛委员的队伍接通了联系。由于家乡斗争的需要，在莲花我们疏散卜部分同志回到萍乡、安源去。游击营留下八十多人、五十支枪和一部分梭镖，大家都穿农民服装，白天隐蔽，晚上赶路。经过两个多月的且战且走，终于到达永新西乡。一路上虽然打了不少小仗，但我们没有伤亡。
这时，毛委员的队伍正在永新西乡潞江一带做群众工作。我们高兴极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见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
在一栋民房里毛委员会见了我们游击营全体同志，然后又个别跟我们几个干部谈话。开始我们有些拘束，当大家感觉到毛委员没有架子，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之后，我们就像熟人一样地交谈起来了。
毛委员问我们一共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支枪?一路上经过哪些地方?打了几仗?我们一一作了汇报。他微笑着说：走了不少路呀!你们一路上打得不错!人虽然少了一些，不是弱了，而是强了。毛委员问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有无党组织时，我们说，除攸县和莲花县北半部外，都有党组织帮助我们，我们能到这里来找到队伍，就是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联系的。他听了点头称好。
毛委员又详细地询问我们游击营的生活和醴陵县的斗争情况。我们一一作了汇报。毛委员问农民武装为什么不抵抗?我们说，游击营平时分散在农村中，在农民家吃“派饭”，敌人摸到我们底细，突然来进攻，乘我们未集中时，就把我们分割开来了。毛委员说，看来这个办法不好，暴动队一般不集中，游击队应该集中训练，打仗时要像你们现在一样，能跑能走；要自己办伙食，打土豪解决吃饭问题。他还说：你们向萍乡、攸县、莲花这边靠拢是对的，醴陵县城内敌人少的时候是一个团，多的时候是一个师，还有一条从株洲到萍乡安源的铁路，敌人调动很快。可是县委叫你们去攻打县城，你们怎么攻得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硬攻损失就大。现在你们向井冈山靠拢，就对头了嘛!
最后，毛委员又问我们：你们看，我上面说的这些对不对呢?我们听了，都觉得毛委员分析得很有道理。后来，我们才知道醴陵县委执行了盲动主义路线，犯了急性病，使革命事业遭到了损失。
毛委员这次和我们亲切交谈数小时，给我们的教育很大。从此，我就留在井冈山红军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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