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准备启程回广州，总兵站的负责人推门进屋对我说：“你不要走了。”“不走?”我顿时愣住了。“我们的医院非常缺乏医生，尤其像你这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就更少了!”“可我……噢!”我发急地说，“史处长原来叫我三五天就回去的。”
“这个你放心，”他微笑着说，“我已经和他通了电话，同意你留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好留下，跟着队伍一路北上到了武汉市。在这些日子里，我一直牵挂着党的关系问题，生怕发生意外。
不久，我被调到武汉市点验委员会工作。过了半个月，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撕下了假面具，公开反共反人民，武汉的形势急剧地紧张起来了。我怎么办?是留在点验委员会，还是另寻出路?我去找吴玉章同志，他告诉我，点验委员会隶属蒋介石的系统，是一个反共巢穴，很快就会迁到南京。怎么能在这样的单位?我决定尽快离开点验委员会，于是请他为我另找工作单位。他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敢暴露身份。他写了一封信给张发奎，推荐我到武昌陆军医院当医生，后来又调到了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工作。这时候，武汉、广州人员间来往仍较频繁，我曾几次想争取去广州，趁办事的机会寻找党组织，但都未获准许。
七月份，张发奎带着第二方面军，坐船顺水路向南昌进发，部队中充满了一种神秘、恐惧、紧张的气氛。将要发生什么事呢?我猜不透，也打听不到。而且在进军途中，张发奎对据说是共产党领导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加紧了监视，甚至要解除该团的武装。教导团原来是由叶剑英同志领导，后来张发奎只让他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不再兼管教导团。不过，教导团的同志们仍然对叶剑英同志很尊重，称他为“老团长”。我猜测叶剑英同志可能是共产党员。王侃予、陆梗夫等几个和“老团长，’关系很好的人，也可能是共产党员。于是，我遇事看着他们的行动，来决定自已的行动。
我们的船开开停停，还没有抵达九江，就从南昌传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喜讯，这对革命者来说，真是大快人心。可是，张发奎却暴跳如雷，露出了他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八月二日，他召开军官会议，气急败坏地大骂共产党“不讲信义'’、“不守信用”、“缺乏合作的诚意”，同时宣布：所有在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必须立即站出来，公开身份，离开部队。
在这紧张，恐惧的气氛中，有几个人真的站了出来。我怎么办呢?站出来吗?不!再说，我多年来一直记着陈毅同志的话。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琉璃厂谈心的时候，他对我说：“老弟，搞这个(指学生运动)不过瘾，文的解决不了问题，在中国不靠枪杆子，人民夺不了江山。”是呀，共产党员不能放弃武装，不能撤出军队。再看看叶剑英同志，他泰然自若，用炯炯目光望着大家，毫不畏瞑；王侃予、陆梗夫也很沉着，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看到这些同志，我心里有些底了，觉得应该像他们那样做。
经过这件事，我决定以后多和王侃予、陆梗夫他们接触。
南昌起义的枪声，使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也使反动派为之震惊。张发奎拒绝和周恩来合作，由九江带领军队掉头南下，妄图到广州独霸一方。
九月间，我随队伍又到了广州。阔别一年多，广州变得令人吃惊。当年的革命气氛、欢乐情绪一扫而光，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代替了革命口号。有的革命者被逮捕，戴上了闪着寒光的手铐。到广州后，我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永汉路，想找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到那里一看，大失所望，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两张大封条。
找不上党的关系，怎么办呢?此时，我心情沉重，好像是风雨中江面上颠簸的一叶扁舟，失去了引航的罗盘。心想，以后只有自己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进了……
突然，我听到一阵雄壮、激昂的口号声，看到一个青年人被捆绑着走过来。他的白衬衫上鲜血淋漓，嘴角上凝着血痂，坚定地昂着头，两眼放射着仇恨的光芒，高呼着“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向黄沙方向走去。许多行人停下来望着他，有的人偷偷拭着同情的泪水。我默默注视着他英武的身姿，暗下决心：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一定要做一个坚定的，让党放心的共产党员!
这时的广州，张发奎和国民党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虼等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他们都丝毫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镇压，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北伐战争时期，市面上的洋人纷纷逃到香港，现在又挺胸腆肚地招摇过市。荔枝湾里，国民党的官员们在彩船上寻欢作乐，过着糜烂的生活。
我那时在东校场第四军军医处任医务主任。为了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想听到有关党的消息，为此，我时常到北校场的教导团驻地找王侃予、陆梗夫。我们都是四川人，老乡找老乡，不会引起人注意。王侃予沉静寡言，善于思谋判断，担任连长的陆梗夫则性格活泼，精明、好动。
那时候，张发奎已经把他的亲信朱勉芳派到教导团，暗中监视共产党的活动。我们常为这些进步的同志担惊受怕，而他们自己却非常镇定。陆梗夫照样爱开玩笑。我说，“刀都快挨到脖子了，怎么还那么高兴?”陆梗夫哈哈笑着说：“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侃予兄。”王侃予点点头。我觉得话中有话，就追问说：“怎么，难道你们有什么打算?”王侃予意味深长地说：“那就要看我们‘老团长’的了!”我明白，“老团长”指的是叶剑英同志。后来，我就拐弯抹角地告诉他们，我在北京搞学生运动时，认识陈毅、王长熙等人，当时还接受指示，加入过国民党，现在接不上关系，并问：“侃予，你是教导团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可否帮忙?”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团的“国民党党部”，就是共产党的秘密机构。
王侃予明白了我的暗示，思索了一下说：“现在情况这么复杂，接关系不容易，只要你愿意，就和我们一起干吧!”我立即答应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已经是十二月初了，教导团处境更加困难，危险。一天，王侃予、陆梗夫说找我玩。我们漫步到大东门，在附近一个茶楼二层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正巧，楼上没什么人。陆梗夫说：“怎么样?敢和我们一起干吗?”我听了'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急切试探地问：“老陆，干什么?告诉我!”他看看王侃予，王侃子电点头，原来，他俩是来串通我参加广州起义的。
我当即表示说：“一定参加!”这时，随着楼梯响，上来两个人，王侃予随机应变，给我递个眼色说：“贺兄，你荣升医务主任，为什么不请我们喝几盅，打打牙祭?”我会意地说：“要得，要得!”回到东校场，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暗暗地盼着起义早一天开始。尤其当我知道领导起义的有张太雷、叶挺，还有“老团长”叶剑英时，心里更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为了迎接起义，我在暗中积极地筹划药品、器械，做到枪响之后，能立即去抢救伤员。同时，我还抓紧找医务处里倾向革命的同志谈话、做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抢救伤员的队伍。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枪炮声震撼了整个广州城。在晨曦中，我把医务处的全体成员召集到一起，宣布参加起义。我讲话后，多数人表示赞同，但是反动的医务处长、书记官和军需官三人，却拼死反对。医务处长狂叫着：“你们不要上他的当，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他还掏出手枪逼着我放弃起义。
我心想：党需要我的时候到了。我虽然暂时与党失掉了联系，但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一个仍在战斗的共产党员。在反动分子的威胁面前，我镇定如常，果断地下令逮捕了这三个人。这三个家伙，思想—贯反动，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做出三条决定：一、参加起义；二、处决这三个反动家伙；三、由我去起义总部联络参加起义事宜。在处决了三个反动家伙之后，我立即赶往起义总指挥部。
一路上，我看到参加起义的士兵、工人和农民赤卫队员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向有枪声的方向跑去，有许多人坚守着路口，心里十分高兴!在起义之后，经过半小时的激战，警察局就被我们攻陷了。占领警察局后，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大楼顶上红旗飘扬，大楼里人们匆匆地进进出出。
在总指挥部，我见到了张太雷、叶挺、聂荣臻同志。当我说明来意，请求分配任务时，太雷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好!太好了!同志，革命正需要自己的医生。赶快组织抢救队伍，不能让自己的同志在那儿白白流血!”叶挺同志也停止了看地图，抬起头，用红铅笔敲着桌子说：“还有陆军医院，要设法争取过来，为我们抢救伤员。”聂荣臻同志还详细地介绍了战斗地点以及组织抢救措施和要求。听了他们的指示，我说了一声：“是!”敬了个礼，转身就走了。
回到驻地，我把医务处的十几个人，立即分配了下去，有的去陆军医院，有的去地方医院，有的去动员女大学生参加护理工作。经过简短的准备之后，陆军医院开始接收伤员。在几个街口建立了救护站。这天下午，我跑到一个救护点，发现有不少伤员在那儿流血、呻吟，却没有人给他们包扎。这是怎么回事?我猛地推开包扎室的门，见里面只有几个女大学生，原来，仅有的一个医生跑掉了，这几个女大学生第一次看见血，看见死人，个个吓得哆哆嗦嗦的，连镊子也拿不稳。我心想：怎么能怪这几个年轻的姑娘呢?我立即从一个姑娘的手中接过绷带说：“不要怕，你们过来，我教你们怎么做。”我一边洗伤口l，一边对她们说：“洗的时候动作要轻，手要稳，镊子不要碰到伤口上。他们为革命负了伤，我们要赶陕抢救他们……”我在这里一直干到深夜。
第二天凌晨，我赶到陆军医院，柯麟同志正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交谈了几句，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到底。十二日晚上，起义失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我继续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和治疗的工作。这时，市内已有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有的地区已断电、断水，我赶紧安排了伤员的转移和撤退。
十三日即起义的第三天，情况更加紧张。下午，长堤方向枪声越来越猛烈，观音山(今越秀山)也争夺得非常激烈。不久，终于传来观音山失守的消息。敌人控制了制高点，向市内冲来。我赶到总指挥部，大部分同志已经撤退了。贺维中同志告诉我，上面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暂时撤出广州，到海陆丰去。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们走。”他要我跟随教导团，从东北方向撤出。在向海陆丰撤退的途中，我向党组织负责同志提出了党的关系的问题。
但当时情况很复杂，也无法进行调查，只好暂时搁起来。到海陆丰后，我担任了海陆丰工农政府卫生局长，着手开展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经过广州起义，我回到党领导的队伍。这时，我脑子里常常苦恼地思索：我就在母亲的身边工作，可是怎样才能让母亲知道我是她的孩子呢?有的同志也在暗中关心地问：“你这大知识分子，这样热爱革命，为什么不入党呢?”我向他们谈了跟党失掉联系的情况。
后来，党组织知道我的情况后，认真研究了我的表现，决定让我重新入党，待有机会时，再调查我原来的党的关系，我表示同意。可是，事情也真巧，我第二次入党不久，孙炳文同志到了，在孙炳文等同志的证明下，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恢复了我的党籍。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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