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惊喜交加，接着一阵心酸，好像在外边受了欺侮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恽代英原是武汉军校的校务委员，他经常用透彻的革命道理教导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学员们的疾苦，很快就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
可是，自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恽代英同志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和我们分手了。自恽代英走后整整半年，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武汉军校，饱尝了何键、张发奎等军阀的百般污蔑、攻击，乃至残酷的屠杀。
南昌起义前，我们军校被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七月底由武汉出发，随张发奎南下。这时的张发奎还披着“左”派的外衣，但实际上早已蓄谋叛变。行至九江，他害怕我们的革命热情，又怀疑我们的一些行动，缴了我们的武器，左右以朱晖日、黄琪翔两支反动军队监视，强制我们来到广州。
当时，军阀之间的割据争斗很激烈。我们到了广州后，张发奎为了扩充力量，再加上时任团长的叶剑英积极活动，终于重新发给我们武器，但他们对我们是不放心的，迫害有加无减。就在几天以前，我因同情广州工人，同工贼组织的“改组委员”进行斗争，而被张发奎派来的特务～一个姓朱的参谋长关了禁闭，我们连长叶镛也为此受了他一顿臭骂。
那时，广州工人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再加上南昌起义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按党提出的政纲办事，革命才有前途。于是，“南昌起义才是革命的出路”这类话，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起义，成了我们一致的要求。
恰在这时，在起义动员会上，我见了分别半载的恽代英同志，又听到即将“行动”的消息，很久以来郁积在心头的辛酸、悲愤和耻辱，将化为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在讲台上，还有张太雷、叶挺等领导。张太雷、恽代英两同志先后讲了话。张太雷分析了国内和广东的形势，宣布立刻起义。恽代英号召我们拿出中央独立师(教导团的前身)的勇敢精神来，为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政权而努力。讲话完毕，我们把那个参谋长推到集合场的围墙边镇压了。当即解散队伍，由各营、连进行交代任务，分头出发。
原任第一连连长、刚调升第一营的叶镛营长宣布我们第一连攻打维新路广州市公安局，有工人赤卫队配合，并且说：“广州公安局是反动统治的重要据点，可能遇到激烈的抵抗，你们既要坚决勇敢，又要小心沉着。我们已经预定把公安局镁嵫番全集原址作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苏维埃政府，祝你们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们为能接受这一光荣任务而自豪。接着，原任第二连连长、新调任第一连连长的陆更夫对我们说明了公安局的地形、地貌及敌情，全连分为两队：由排长王永寿率领第一排攻打公安局，陆更夫率领第二、三排攻打驻在公安局对面的保安大队。三点钟左右，我们自四标营出发，步行至惠爱东路东教场门前，等待在路旁的卡车司机招呼我们上车，于是直向维新路公安局驶去。赶到公安局时，工人赤卫队也从四面八方拥来。
公安局门口的三个卫兵，看见我们深夜到来，似乎有点惊讶，再看我们是正规部队，大概又认为不会怎么样，只稍稍提高声音查问：“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教导团的。”他们再问：“什么事情?”雪亮的刺刀比说话更快地戳进了他们的胸膛，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冲进大门，通过门里的小院子分成左右两路前进。当右路向两座洋房之间的一条胡同口冲进的时候，遭到墙角两侧敌人的猛烈射击。我们迅速卧倒还击，就在这条胡同里，起来、卧倒，重复了多次，我们的同学和赤卫队有几个倒下了。这时，左边的枪声也响了起来，左路遇到了敌人的抵抗。“从窗口进去，从屋子里转到后面去!”我这样提议，班长王若冰马上同意了。
接着我们把右面洋房朝马路这边的一个窗口捣开，踏着肩膀，一个一个跳进屋里，屋里没人。我们分别搜索，到二楼办公室，没有人，三楼好像有人住宿，但已经吓跑了。推开后面的两个窗户一看，下面正是公安局的后院：躲在墙角的那群敌人，恰好在我们的左下方。另外一伙敌人，大约二三十个警察，正向我们占着的这座洋房冲过来。“手榴弹，快!”班长王若冰命令着。
“砰!砰!砰!”从三楼窗口飞下去的手榴弹开花了!后院里顿时硝烟弥漫，鬼哭狼嚎。有些敌人倒下去了，没有倒下去的就东奔西窜。这时，我们同学和赤卫队冲到后院去了，看到残敌已无抵抗之力，就高声喊：“缴枪不杀!”他们听到喊声，立即缴械投降。左边的枪声还很紧。
我们知道左路的敌人尚未解决，就马上前去支援。从后院向左拐一个弯，通过一条胡同，再拐一个弯，就看到三四十个警察躲在一条走廊里，以放花盆的矮墙为依托，进行顽抗。我们出其不意地从他们的后侧冲杀过去。
敌人见前后夹击，无路可逃，只好放下了武器。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进行全面清查。在一条胡同尽头的围墙下，乱七八糟地放着几张桌子、板凳，看来是有人从那里越墙逃跑了。据俘虏交代，反动的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枪炮一响，就越墙}留掉了。我们协同政治犯砸开了公安局监狱的铁门，在一片铮铮作响的手铐脚镣声中，犯人们欢天喜地地走出来了，好多政治犯随即加入了赤卫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我们把中间一座洋房打扫干净，准备作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办公的地方。
接着，叶挺总司令来了，在二楼开始办公，并把我们第一连改为总司令部的警卫连，负责保卫工作。捷报不断传来。各种枪炮子弹，用大车小车运来，堆满了小院的里里外外。总司令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广州市大地图，每报来一次捷报，就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已被占领的地方，用红笔画上一个圈圈。红圈圈密密麻麻，画满了整幅地图，只有第四军军部那块地方还留着块空白。天亮以前，我们奉命前去侦察。我们坐一辆汽车由维新路出长堤向东驶去，很快赶到了第四军军部附近。只见马路上堆起沙包，筑了一道防御工事。汽车驶近工事前两三百米的地方，对方即向我们喝问口令，我们刚答出“暴动”两字，枪弹“砰”的一声就射过来了。我们即下车靠在骑楼底下的骑柱边，对着工事还击并撤退。我们侦察回来把这情况报告了司令部，随即调集已经胜利完成任务回来的教导团第三营配合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前去围攻。
天还没亮，苏联驻广州的领事到总司令部来了。他说：他代表第三国际向我们祝贺，向我们慰劳，热烈地跟我们一个一个地握手。天刚发亮，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原址成立了。当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匾挂在大门上，绣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升上屋顶时，人们欢声雷动，惊天动地。
太阳出来的时候，除第四军军部等几个据点还在敌人手中外，全广州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时，叶挺同志坐汽车巡视了市中心区一周。我和文明利同学随行警卫。街道上，工人、学生、小贩，笑容可掬地悬挂红布横幅，张贴标语，欢迎起义部队的到来。《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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