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口夜，吹了熄灯号后，黄烈副营长和霍书记官将我叫到他们的身边。黄对我说：“今天传令班不准脱衣睡觉，你本人要带个传令兵值班，听到有什么动静或有人上楼来，即刻向我报告。”我遇到这样的交代还是第一次，心里“怦怦”地跳。
当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值班的传令兵，守在楼门口，一步也不敢离开。凌晨三时过后，从远处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我叫传令兵守住楼门口，自己就赶紧去报告副营长。刚走到副营长门口，他已起来了。
副营长面带笑容地对我说：“知道了，你快去把营长接回营房来。”同时他把霍书记官也叫了起来，并对他说：“我们党的决议实现了。”我一听到党的决议，就认定他们几人是共产党员。
于是，我带了一个传令兵出发去接营长。我刚走到楼门口时，就发现一个少校军官背着一大捆红带子，急急忙忙地往楼上来，他见我在楼口，操着湖南口音问：“你们副营长在吗?快叫他把这些红带子发到各个连去。”他的话音刚落，黄副营长已站在我的后边，高兴地答道：“我在这儿!”
我接过红带子放在一边即令两个传令兵到各连传人领取红带子，我去接营长。当我出营门时，只见营门外有官兵们来往奔跑，从这忙碌紧张的气氛中我判断出要打仗了!当我到了施营长的公馆门口时，他已走出门来，还没有等我向他行礼，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说是副营长叫我来接你的。
当我们和施营长走回到离营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发现团参谋长和第十连的赵连长被打死在营门外的广场上。此时我和另一个传令兵莫名其妙，互相望了一眼，同时看到团指导员站在高台子上讲演。他说：“这些反动分子，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我这才明白，这两个人是反动派。我们和营长继续往营房里走，刚到营房大院时，就看到那个送红带子的少校军官和黄副营长在召集各连排以上军官训话，布置到广西会馆(该馆址在八交会馆旁边)去领取枪支弹药。
部队人员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在电灯光照耀下，每个人都显得特别精神。这时，我看到那个送红带子的少校军官，特别活跃、忙碌。当部队完成了领取武器任务后，天快破晓了。梁秉枢团长率领第三营向中央银行进发。中央银行系反动派第四军军部驻地，该银行房屋全系钢筋水泥所构建，门是铁板铸成的，比一般建筑物坚固得多，并留有部队把守，房屋顶台上堆着大量的沙包作为防御工事。
当我们的部队进到离中央银行有半里路时，队形立即展开，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这时守敌从顶台上用机枪、步枪向我们进行密集的火力还击。此时，我们部队虽然受到些伤亡，但进攻的锐气有增无减，一次比一次冲得猛，连冲了近十次之多。当战斗在激烈进行时，珠江里帝国主义的兵舰不时地向我起义军开炮示威，支援守敌。
守敌紧闭铁门，凭借坚固房屋顽抗。而我进攻部队只能利用中央银行对过永汉马路一侧的房屋作隐蔽，向敌人进行仰射，由于射击角度不好，敌人伤亡不大。起义部队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没有爬楼、攻坚、巷战的工具和本领，战斗进展不顺利。
激战两个多小时，太阳从东方出来老高了，部队也没有吃饭，有些疲乏，进攻自然地停了下来。后来，调来了炮兵，用炮向驻在中央银行的守敌轰击。炮击达半小时之久，虽然把守敌气焰压下去了，但是步兵仍然冲破不了守敌的坚固房屋阵地。
这时梁团长对第三营作了新的部署，令施营长率九、十一连去攻打第四军十二师的军械库，命令黄副营长率领十、十二两个连仍在原地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支援的炮兵队也陆续离开了阵地。
我们跟着施营长去攻打反动派十二师的军械库。这个库存的军火，主要是机枪、步枪、迫击炮和弹药，有一个监护排担任警戒。军械库所在的胡同是个丁字形的死胡同，只有一条路进出，像个闷葫芦。当我军刚一接近胡同口时，敌人就从胡同口里边向外射出机关枪子弹来，幸亏，我们没有伤亡。
施营长察看了胡同的地形、房屋，并对敌情作了分析后，对两个连长说：“要进攻这个军械库，打的是巷战，我们部队没有经验，要采取硬攻硬拼，要花很大代价，想取得胜利，那是很难的。
现在必须把进攻和劝降结合起来。军械库的陈主任，既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在没有开始进攻之前，我给他写封信，劝他缴枪投降。”两个连长听营长这么一说，好像是挺有把握的样子，就同意了营长的意见。施营道我原在这个军械库当过勤务兵，写好信后，便令我送出去。我接信站在胡同口的一边，大声高呼监护排的人，并招手说，我是刘少卿，营长的命令给军械库的陈主任送信，快去向陈主任报告。
大约过了十钟之后，监护排的排长喊：“刘少卿，陈主任已同意要你把施营长的进来，你来吧，两军交战不杀来使。”施营长听到这话后，叫我快把进去。陈主任拆信一看，就皱起眉头来了，像挖了他的祖坟一样，狠瞪了我几眼，并将信撕个粉碎，用手抓住我脖子上的红带子，使劲拽下，险些没有把我勒死，然后破口大骂：“你这做么样用的?
我说：“这是打仗做识别记号用的。”他听了十分生气，又问：边是什么人指挥打仗?”我说：“听说是叶总司令。”他突然在我面下来大声地说：“哪个叶总司令，是叶剑英，还是叶挺?”我告诉他不知道是哪个叶总司令。
这时他举起拳头要打我，一个中尉急忙走过来，把他拉开说：“你打他有什么用，他是个‘塞老哥’(广东人称小孩)，也不懂什么，怪他没有用，你不给施述之回信，叫他走就算了嘛!”这时他才恶狠狠地把我往楼梯口一推：“你快滚开!”
我险些被他推下楼，到了楼下还听到他在喊叫：“刘少卿，你再不要来了，再来我就枪毙了你。”我往楼上一望，这家伙确实显出一张杀人的脸，难看极了。我也没有理他，就加快了步伐，出了巷子口，找到施营长做了汇报。
施营长一听火了，要求调炮兵来轰。不一会儿炮兵部队来了几个军官察看地形后说：这里没有地方架炮，炮弹打不着目标，一打就要打坏一大批商店和居民的房屋，总之炮兵发挥不了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施营长对两个连长说，只好与守敌对峙，等到黄昏后再说吧。部队一整天没有吃饭，疲乏得不行，在马路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当西边的太阳离地面只有数丈高时，十一连李连长问施营长上l勇llJl．,去了，我在附近找了一遍，没有找着。李连长告诉九连连长，请他把队伍招呼好，他带我到团部去找营长。我们到了团部，团部的人也不知道施营长上哪里去了。
于是，团长就决定由那个背红带子的少校军官来代理营长。代理营长一到我们营，就了解敌情和地形，然后对两个连长说：“你们不要硬攻，赶紧筹集燃油、稻草、干柴等易燃物和沙包，准备晚上火攻。”
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代理营长真行，有办法。因我对军械库的情况熟悉，十二日凌晨一时许，代理营长命令我带两个传令兵从沙包掩体的两侧越过沙包去点火。我们三人同时把火点着了，没有几分钟，大火冲天。这时只听到守敌大声喊叫：“快救火呀!”但是，火越烧越烈，军火库弹药的爆炸声震撼大地，火光照亮了军火库周围的永汉马路。
十二日天刚破晓，两个连长均来报告：军火库的敌人只派少数人救火，多数人企图通过老百姓的房屋打出一条通路逃跑，但刚到马路边就全部被我们俘虏了。那个姓陈的军械库主任也被火烧死了。
打扫完战场之后，部队在永汉马路集合，带到省财政厅门前待命。大家都希望去参加观音山的战斗，但是等了老半天，不见上级下命令，代理营长、黄副营长也不见了。等到快到夜幕降临时，九连十一连的两个连长把队伍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夜行军到乡下去，行军中要求大家不要说话，不要掉队……”在夜行军中，部队走散了。
我们几个传令兵走在一起，经过一晚上的周折，第二天继续往乡下撤退。走着走着，碰上十来个穿便衣的人向我们宣传：“弟兄们，你们辛苦了!现在暴动的队伍仍在广州，叶挺总司令也在广州，欢迎弟兄们快回去，重新发给你们枪支……”我们听了这种宣传半信半疑，只管往前走。
当我们又走了数里后，发现了大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再往前，十来步一个兵，站在道路的两旁，每个人的脸上露出杀气腾腾的凶相，见了我们如临大敌似的两眼直瞪。继续往前走，发现有一排排用竹子搭的营房，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沙河镇。
这时又来了一批反动军官，要我们跑步到草坪上集合，不大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了好几百人，敌军官命令我们在草坪上坐下，接着来了一大批持枪的士兵将我们包围起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左右手连接着捆住。我和那个小传令兵捆在一条绳子上。反动派把我们一捆，就完全揭破了那些穿便衣的人的诈骗宣传。
我们完全明白：广州肯定不在我们手里了，叶挺总司令也不在广州了。过了不久，我们被押着从沙河镇出发，向广州方向走去，到了广州市郊的北教场，这里原是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旧址。刚到门口，就有人对我们逐个盘问，问我们谁是黄埔军校特务营的，谁是警卫团第三营的?又问年龄。这时旁边有人提醒说：十六岁以上的都有被杀的可能。
当问到我时，我说只有十四岁，敌军官看到我的瘦矮的身段，也就相信了。我和传令兵都说是警卫团第三营的勤务兵。过了不多一会儿，敌军官把捆在我们身上的麻绳解开了。
敌指挥官强令警卫团第三营的人站在一边，黄埔军校特务营的人站在另一边，然后又用绳子，把两个营的人的手捆起来，押出了北教场。当队伍走到大街时，忽然听到前面传来杀人的号音。
到了东教场时，我看到刑场上遍地都是被反动派杀害的尸体和鲜血。不一会儿反动派又把五百多人推向刑场，在他们的背后是一排排架好的机枪，在机枪后面二百米的地方坐着的是警卫团的第三营的人。接着反动派的杀人号音又吹响了，刽子手们残忍地向五百多革命军战士开了火。
敌人的大屠杀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怒火，大家用愤恨的目光怒视着杀人的刽子手。杀人的枪声停下几分钟后，突然有两位革命壮士，从倒下的一大片尸体中站了起来，迅猛地往前跑。刽子手们发现后，惊慌地嗥叫起来：“快开枪，打死他，一个活的也不能留!”当四个手持步枪的敌人拼命地追赶时，两个壮士已跑出了刑场，胆虚的反动派哪里追得上呢，于是他们又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另一个没有被敌人枪弹击中，一个劲儿地向树林深处跑远了……上面就是我亲眼看见的刽子手屠杀起义军战士的惨景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东教场的场面。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在广州亲自主持对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的刽子手黄琪翔，在一群敌军官的前呼后拥下走了过来。他装腔作势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然后，又站在我们的队伍中央，挥起他那沾满了革命人民鲜血的手，咬牙切齿地骂道：“刁拉马海的(骂人的话)!你们都是警卫团第三营的新兵，是些塞老哥(小孩子的意思)，受了共党的蒙蔽，要不然都杀了你们!现在暂不杀你们，把你们关起来坐牢，等以后再说……”
我和小传令兵被关进了监狱，几经折磨，后来幸亏被认识我的焦连长担保释放，他又介绍我回到了早先我曾待过的连队当兵。
一九三O年七月，我在永州参加了红军。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起义那天背着一大捆红带子、后又代理我们营长的那个少校军官，他原来就是陶铸同志。见面后，我们又热烈地谈起了广州起义的情况，无比感慨和激动。《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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