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一天天处于不利地位。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共就分家了。反革命阵营开始对长沙和各县革命实行残酷的镇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是一个模范，有些县的农民运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出来的骨干分子，被毛主席派到各县农民协会做特派员。我是湖南华容人，毛主席很关心这个地区的农民运动，曾经派张子清同志跟我们联系过。如果再坚持一个月，莫说许克祥的一个旅，就是十万、几十万大军也镇压不了湖南的革命运动。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采取主动的积极的反击的政策，反而纵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镇压，下命令叫进攻长沙的革命武装撤退，陆续地把主要的革命骨干调走。结果，革命的武装，在主要负责人离开后也就分散了。
当时在我党直接掌握下还有一支部队—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的警卫团，这个团的基础，是叶挺的独立团的一部分（实际上只有一个营），是由河南回师镇压杨森、夏斗寅叛变以后改编的。团长是卢德铭（据说是在叶挺独立团由连长升上来的），副团长是余洒渡，参谋长是辛华文，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生。这个团有一个团党委，团长、副团长和排以上干部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成员的大部分是黄埔军校学生，也有一部分是行伍出身。“马日事变”以后，这个团就组织招募委员会（杨立三同志是负责人之一，他原来是一个区的农民协会特派员，跟滕代远同志一起在长沙近郊做农民运动工作），在湖南、湖北招收站不住脚了的工农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约是在七月初，我也到了这个团，编入第五连当班长。我们这个团编得很大，一个连就有一二百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县委一级的干部，很多是大学生。编得这么大，就是准备拉走。我们一到部队，就开始进行紧张的训练，准备起义。这个团在敌人眼里是很红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通知他的部队对我们严加戒备。
七月底，我们团奉命由武汉出发南下，按照党的意图，是要这支部队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军官教导团，团长是杨树森，陈毅担任党委书记。
我们与张发奎的机关一起走，走得很慢，走到黄石港，就听说南昌已经发生革命暴动了。队伍继续前进到田家镇，得知敌人已在九江布防，张发奎已有戒备。于是在船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阳新与大冶接合部的黄颡口登陆，改走陆路，快速行军，与南昌起义主力会合。在修水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进行了第一次肃反，第三连连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捉起来枪毙了。这个会议还决定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由副团长余洒渡代理团长职务。
大约在九月中旬，队伍开到修水的渣津、马坳一带。这时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开始准备举行秋收暴动，成立了秋收暴动总指挥部。队伍进行了改编，与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一起，编了四个团：我们编为第一团；从鄂南来的夏斗寅溃散的残部，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由我们收编为第四团；由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李林的部队和王兴亚率领的江西萍乡工人纠察队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等部编为第二团。干部也做了调整，我们的一个连解散了，大部分分配去做党代表连排级干部。我也被调到连里当党代表（与张宗逊同志在一个连，他是连长），这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卢德铭总指挥由党中央回到部队。这时，“八七会议”已经开过，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卢德铭回到部队，部队就宣誓出发，开始秋收暴动的行动。
秋收暴动主要进攻目标是长沙。分兵两路：第三团、第二团首先打浏阳，第一团、第四团首先打平江，然后包围长沙。结果，驻铜鼓的王兴亚的第二团首先攻进了浏阳城，但没有与第三团取得联系，不久就被长沙出来的三个团敌人打败，几乎全军覆没，王兴亚同志可能就在这时殉难；第三团走到浏阳张家坊到白沙一线，知道第二团已经被敌人消灭，就回师向修水、铜鼓之间来同我们会合，打浏阳的一路是失败了。我们与第四团一起打平江，战斗打响后，第一营、第二营失利，第二营营长锺文璋失踪，同时，第四团邱国轩又在火线上叛变。这个团原是夏斗寅部队残部，改编后也没有经过改造和训练，马上进入战斗。他们野性未驯，我们在前面打仗，他在后面造反，我们不得不被迫撤退，向南到浏阳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会合后一起进驻浏阳文家市。这时，毛主席还没有到部队里来，我们还比较幼稚，打仗还是北伐战争中正规战那一套。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由于我们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相反地把队伍分成几路打敌人，力量分散，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了。我们这个团虽然损失不大，但在情绪上受了打击。加上这时暑天炎热，很多人发疟疾，医药又很缺乏，部队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于是在文家市休息了一两天。
当部队向文家市开进的时候，毛主席为了领导秋收起义，正由湖南省委走向铜鼓山地，路上，被民团捉住了。由于我们正在迫近文家市，民团派了两个团丁把毛主席往浏阳县城押解。毛主席在路上说服一个团丁，脱了险，第二天来到部队。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第二天早上又对全体人员讲了话。我记得全体人员大会是在一个茶埂子上开的，还有一幅绘有罗霄山脉的地图用棒子七支八支挂起来，毛主席戴着个草帽，穿双草鞋，脚也走破了。毛主席讲话的神情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一根禾草也不准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针一线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只要我们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站在一条战线上，血肉相连，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就能取得胜利。毛主席的讲话像讲故事一样，他用通俗的形式，生动的表情讲出来，很精彩很生动，工农群众不觉得深奥，知识分子不觉得浅薄，那时，我们都叫他“毛委员”。
毛主席到部队后一两天，部队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军。朱培德派了两个团阻击我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只是一些地主武装民团之类。我们一团、三团从泸溪出发，朝东南行动。不料，第三团的参谋长何坚把三团带错了方向，朝西南走到萍乡方向去了，路上被敌人打散了，几乎没有什么人归队。我们第一团走到泸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上，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拦路截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的队伍虽然损失不大，但最不幸的是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了。我们连坚持着打，损失较大。在突出敌人包围时，我被敌人捉住了，当时我的挂包里还有一吊多铜板，我就把它往地下一甩，敌人都趴在地上抢钱，我就跑掉了。这一仗，总指挥牺牲了，三团溃散了，只留下了第一团，我们更孤单了。我们团后来又打莲花县城，那里只有一个一百多人的保安队，被我们打进去了，捉住了县长（据说是共产党员，后来把他放了）。
部队到了永新境内的三湾，进行了改编。接着，部队向宁冈前进，在宁冈古城开了一个会，叫做古城会议，我参加了，并记了笔记。在这里总结了秋收暴动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省委和县委联系（当时派出去的有余洒渡、苏先骏等），整顿内部。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一个后方。我记得与我们有联系的有宁冈县委，县委书记龙兆卿。他父亲是江西省议会议长，他借着世家子弟的身份做共产党的工作，外边的人不怀疑，同时也开始做统一战线工作。送了几十条枪给袁文才、王佐，他们答应我们在茅坪设立一个留守处，一个后方医院。虽是医院，病员来了多是休养，没有西药，中药也不多。当时也有些吃不得苦的人，动摇的人，部队规定凡是不愿意干的可以“请假”，以后愿来再来，大约有五十多人“请假”。古城会议以后，部队开始进行游击活动。“游击”这个词是后来用的，当时我们叫行动。
古城会议后不久，即开始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指向湘东保安司令罗霖这支较弱的军队进击，连克酃县和茶陵两城。在占领茶陵后，在该县邮局检查出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写给方鼎安的一封信，要出卖我们的军队，他们被逮捕处决了。
改造袁文才、王佐与朱毛会师
上井冈山也是“形势逼人”，当时上井冈山的人不多，不到一千人，数百条枪，我记得编了两个营。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开始了一本万利、星火燎原再生根的斗争。南方普遍流行的一句俗话说：“无江西人不成买卖，无湖南人不成军队。”民团里老兵很多，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射击很准确，很有战斗力，所以湖南的反动军事力量很强。湖南又与江西不同，地方军多；江西没有地方军，民团也弱，只有客军，客军与地方武装有矛盾，对江西的事不关痛痒。毛主席分析了这个情况，掌握了这个矛盾，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敌人，首先消灭井冈山附近的民团。民团当时是残酷的，群众就怕他们。我们先打罗霖。罗霖是湘东几县的保安司令，是一个土皇帝，他的部队比较弱。我们沿着罗霄山两侧打，初期以收缴地主武装为主。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取胜是很有把握的，当时的口号是：赚钱就来，折本不干。
这时，毛主席派我去和湖南省委、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与邻近革命力量取得联系。我走到县沔都时，被民团捉住。插上了标牌，马上就要杀。我说：“你还杀我干什么？你们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毛泽东的队伍马上就到你这里来，还有你的命啊！”他很惊慌，问现在哪里。我说：“今天到县宿营，在你这里过。”他马上集合队伍，把我带起就走。在茶陵坑头宿营时，我通夜叫冤枉，别的不说。民团团长叫把我放走，我不走，说：“报告团长！你把我留下当马夫吧。”他说：“你为什么不走？”我说：“我是从毛泽东的队伍开小差出来，找我哥哥去的。你们的地方机关多得很，我走不了。”他说：“开个条子给你！”这样，他真的给我开了条子，有了这个条子，我顺利地找到湖南省委。省委要我绕道去粤北找惠（阳）潮（安）梅（县）游击队，这个游击队在粤北湘南一带活动，我到广州适逢广州暴动，脱险后来到韶关，正遇上毛主席打下茶陵，湘南粤北一带都戒严了。我在韶关的一个澡堂里洗澡，听在那里洗澡的范石生部下的军官说：“王楷到了藜埠头，离我们这里只有几十里路。王楷就是朱德，我们要警戒。”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夜赶到了藜埠头。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我看见总司令那里有很多县委书记和赤卫队长，像是有什么行动。总司令派我回井冈山，说：“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准备往湖南行动。”给我写一封给曲江县委的信，并给了我三十块毫洋。陈毅同志说笑话：“你多给几块嘛！”总司令说：“我也是个工人，钱也不多啊！”我说：“够了，能到井冈山就行了。”
从藜埠头出发，经曲江、始兴、南雄到赣州，遇见了在那里巡视工作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宪同志，我们一起到万安，正赶上了万安农民起义。在万安的良口与武镇之间，我们被农民自卫军抓住了，他们怀疑我们是白军的侦探，一定要把我们杀掉。我对他们解释，说：“不要杀吧！革命同志杀革命同志怎么得了！你们把我们解到山里去，明天再杀不迟。”后来，他们把我们送到万安，遇到了我们的部队，我才归了队。
在遂川的一个天主堂里我看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生活很朴素，四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毛主席朝我笑笑说：“长工啊，叫你去做件事。”他要我去到袁文才、王佐那里做改造他们的工作。我说：“去好多人啊？”毛主席说：“什么好多人啊！就是你一个。”我吓了一跳，我感到这个任务很艰巨。我说我大/法国回来后就干革命，旧社会那一套没有干过，没有经验，那些人说得快做得快，“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口念阿弥陀佛，心想肉和萝卜”，我去做这个工作，怕完不成任务。我说：“是不是搞别的事情对我更合适啊？”主席还是坚持要我去。那时，张子清同志担任参谋长，是毛主席的得力军事助手，他对我说：“毛委员的意见，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就不太平了。争取他们是有可能的。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一些工作了，经过宁冈县委跟袁文才谈过一些。”毛主席对我说：“要耐心争取，时间还要快。我们各方面都发展了，山上还名红实白、外红内白是不行的。要拔白旗插红旗。白旗要拔光，红旗要插稳。红旗和白旗是尖锐对立的。如果山上和山下的矛盾不解决，那么我们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就有问题了。群众就不信任我们了。群众会说我们山下是一套，山上是另一套，山下是文秀才，山上是武秀才。”毛主席说：“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讲究艺术。”主席讲了一通，越讲越生动，我越害怕，我说：“又要快，又要好，我孤家寡人一个，怎么能做得好呢？”主席说：“你是打前站，以后还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请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现在如果派人多了，会引起人家怀疑的。”主席这一讲，把我说服了，我想是这个道理。我准备了两天，背了个包裹，带了根棒子，就拿着毛主席给王佐的一封信上山去了。
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是井冈山区大革命中留下的两支地方武装。王佐是土籍裁缝出身，生得矮胖身体，眉清目秀，有豪侠之风，能飞檐走壁，识字不多，不会作文章，但是会改文章，大概看了一些小说和戏剧，历史知识也比较丰富。袁文才是客籍，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中学生。土籍和客籍的关系问题，是当时的一个严重问题，双方历史仇恨很深，经常发生械斗。解决这个问题，成了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为了争取和发动群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使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革命化。这两支部队是封建的结合，土籍一帮，客籍一帮，报复主义很严重，不讲阶级路线，群众路线，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他们也叫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自称总指挥。但是，他们却打起红旗来造反，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这样山上山下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毛主席下决心整顿这支队伍，使它革命，改造它成为革命的工农红军。为了解决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山上和山下的矛盾，毛主席费了很多心思，井冈山特委和宁冈、遂川县委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彻底改造这支部队，还需要派人进去做工作。
到了山上，我在那里当党代表。他们把我带到茨坪，给了我一座房子，派了一个勤务员给我。这个勤务员比我大一头，不知是不是带有监视我的任务。开始，他们对我是不是善意的帮助他们还有怀疑，不让我同他的干部和士兵见面，他们封建会门开坛子、开秘密会也避着我。由于语言不通，开始也讲不了多少话，只是一般了解一下情况、性格、习惯。初期，我也不急于正面进行工作，而首先跟王佐的母亲、哥哥、姨太太把关系搞好了。通过这个关系，我先是给她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通过她们说服王佐不要乱杀人。通过他的家属的影响，慢慢地他对我的戒备、警惕和怀疑也就松下来了。
有一次我跟王佐谈起来，他说：“党代表！有一个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几年来把山上捣乱得不得了，你要能把他除掉，我就拜你为师，拜你为活神仙！”这个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地主武装的总指挥，不仅是王佐的仇人，也是井冈山七县人民的仇人，他在反动地主武装里，力量最大，气势很嚣张，根本不把王佐放在眼里，王佐常常挨他的打。王佐惹了他，他一定穷追，不占便宜不罢手。
我们研究了尹道一的兵力和特点，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决定由王佐带人去打永新境内拿山尹道一的指挥部，我带王佐部第二营的一个连埋伏在井冈山的旗锣坳。王佐一打就向后边打边退。尹道一带一个搜索排追到旗锣坳，就大摇大摆地停下来休息，吃饭的吃饭，睡觉的睡觉。我们一打，一下子就把这个排打乱了，尹道一也被打死了。王佐非常高兴，非要摆酒席不可，并要拿着尹道一的头去游行示威。这次军事上的胜利，推动王佐在政治上逐渐地靠近了我们。我从家庭统一战线做起，慢慢地启发他进步，我对他说：“封建力量不可靠，父子兄弟也有打官司的，还是革命的团结最可靠。你在山上不能发展。你不革命，就站不住，人家迟早会把你的队伍收拾掉的。”经过说明，他逐渐接受了我们的主张，答应了我们的一些要求。
我想跟他的干部士兵见面，就对他说：“你们的歌唱得不好，三十一团唱得很整齐。”他答应要我帮助，我就给他组织了歌咏队，每个连派三个人来学唱歌，一个星期毕业。名义上是教唱歌，实际上是做一些士兵工作。那时我年轻，能唱歌，又是从下层起来的，了解士兵的心里。慢慢地他就让我跟部队讲话，跟下层干部和士兵见面了。他对三十一团很羡慕，提议组织参观。我们就组织了两次参观，那时三十一团服装整齐，是军队，又是学校，不仅会打仗，还做群众工作、筹款，军队有以上“三大任务”。我们组织他们参观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组织了群众大会和座谈，还组织他们参观分田地的情况，参加了庆祝分田胜利的大会。这样一来，他的干部和士兵人心靠向三十一团，队伍情况开始转变。他的队伍是发饷的，这时他有意改变。我说：“你还是那样发，马上实行三十一团的制度还不行。现在可以搞点政治教育、文化娱乐活动，把军民关系搞好，特别是山上山下要打破成见，不搞报复主义。”我们打了胜仗，就送东西给他，帮助他扩大队伍。我们很大方，只要他革命就行。
慢慢地，袁文才、王佐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树立起来了，要求入党。我跟毛主席商量，认为如果没有危险性，在进步的基础上要求入党，是可以接收的。袁文才先入了党，王佐随后也入了党。后来，又根据他们的请求，把这两支部队改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当团长，王佐当副团长，我当党代表。那时还没有政治部，有党代表办公室。从三十一团派了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如连指导员、支部书记、宣传干事、组织干事等等，第一批是十八个人，后来，又陆续派去了一些干部和成分好的士兵。改编为革命军队，当然就要按革命军队的制度办事，废除打骂制度和肉刑，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革命的训练。在不断的战斗中，这支部队终于改造过来了。这支部队后来在鄂东南成为红军第八军的一部分，一九三○年打长沙，就是这支部队。在长征中我发现这个队伍有的司号员已经当了团政委。
一九二八年三月，朱德的部队在湖南郴县、宜章一带组织暴动。湘粤两省敌人开始调动军队，直逼暴动总指挥部。中共、湖南省委要毛主席当师长，命令我们出动支持湘南暴动。我们留下了少数人守山，部队差不多是倾队出动，在酃县宗村、水口集结，毛主席向部队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讲话，他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了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的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参谋长，当师长，就不愁打不好仗。”
部队分两路向湘南进军：毛主席带着三十一团的主力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我们三十二团走到资兴，遇到了总司令的第七师。这个师的师长是邓允庭。人很多，但是枪不多，都是湘南各县起义农民，斗争积极性很高，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合后，继续南进，在滁口与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遭遇。敌人刚到滁口，还没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包围了。我的部队装备不好，弹药不多，打正规战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声势很大，群众也替我们摇旗呐喊。敌人不知虚实，一打就往后退。我们在追击中遇到了敌人的主力，只好撤回彭公庙，正好遇到从桂阳、彬州来的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起义农民和党团的地方机关。
我们在彭公庙开了一个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会上，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和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提出要回衡阳。我跟陈毅同志劝他们说：“现在兵慌马乱，你们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南腔北调，装束不一，还带着油印机，路上民团盘查很紧，想通过白色区域到衡阳是不可能的。你们先到井冈山，我们再设法化装送你们走。”杨载福是工人出身，个性很强，他说：“我是湘南特委，到你井冈山干什么？”席克思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逃到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我说：“不是你逃到我井冈山，没有你的我的，问题是你们的安全，如果你们不安全，以后毛委员要责备我们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爱护同志，假如你们都牺牲了，损失太大，也是不会光荣的。我们还是要理智一点。”劝来劝去，我和陈毅同志说得冒汗，也说服不了他们，还是坚持要走，我们是军队，对他们强制不得，只好让他们走。我跟陈毅同志送了他们一程，路上我对陈毅同志说：“这些人是凶多吉少啊！”陈毅同志说：“是的。这些同志为什么这么不理智啊！都是共产党员，干革命的，应该有点经验了，这样不是自己送到虎口里叫敌人吃掉吗？”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永兴、耒阳的边界上全部牺牲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些同志是为革命光荣地牺牲了，今天不应该有严重的批评了，但是，他们也是不理智地牺牲了。很遗憾当时我们没有能够说服他们，那时我们还很幼稚，很年轻，我只有二十八岁，血气方刚，说话鲁莽，也可能因为方式不好，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有一次我和陈毅同志谈论起这件事，是不是说话得罪了他们，陈毅同志说：“没有。”
这以后，我们和陈毅同志的队伍，还有一些县的农民自卫军、县委机关，往井冈山撤退，走到酃县沔都时，朱总司令已在打下茶陵以后先到那里了。我会见了总司令，向他告辞回宁冈，准备一下会师的事，问总司令有什么指示。总司令说：“好吧，你回去准备吧！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营房，第三是开一个会。”我回到山上后，找宁冈县委帮助，选定宁冈古城东南的砻市作会师地点，开始准备。
隔了几天，毛主席的队伍就由桂东回到酃县了。在酃县遇到了方鼎英的队伍，打了一仗。很不幸，张子清同志负伤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两支队伍在宁冈砻市会师。五月四日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十二师师长。编了六个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为了交流经验，两支部队的干部对调了一些，我由三十二团调到二十八团。
朱毛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南方各省革命力量的集结，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了，就可以消灭更大更强的敌人。朱毛会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象征。《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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