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正是大革命的前夜，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有些人拉帮结伙，我们平江称为“振杆子”。初春时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杆子”在平江一带“振”起。我的心也动了，便仔细观察和了解他们那些“杆子”的主张和办法，也想造反，寻找一条生路，但是，他们的作为使我失望了。原来，那些“振杆子”的人并不为穷人办事。他们有的刚刚“振”了起来，就被地主收买过去，成了地主豪绅的武装。有的立了个山头，独霸一方，称王称霸。知道了这些情况，我就没有参加“杆子”，因为我心里想的，是要穷人都能吃饱穿暖。当时乡间流行着一句“劫富济贫”的口号，这倒使我非常向往……
这年端午前后，我们乡里一个有学问的人从北京回来，他叫张勉之，大号张雨畴。他虽出身小地主家庭，但有革命的新思想，有要求社会变革的热情。他回来后，看到平江这样乱，很多人到处“振杆子”，他自己也买了四条枪，找我们几个当长工的给他扛着。我扛上枪杆后，很高兴，心想有了枪就可以“劫富济贫”了。谁知没过几天，平江县保安团长给张勉之写了封信，信里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张勉之为平江县保安团团副，要他把枪带到县保安团去上任。由于张勉之对保安团存在幻想，便把我们几个人带到城里。刚一进保安团大门，我们的枪便被保安团拿走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说是替我们“保管”。保安团总假惺惺地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便打发我们回家，结果枪被保安团缴了。这时，张勉之才明白是上当受骗了。到了腊月，年关将近，穷人的日子更艰难了。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劫富济贫”的思想促使我邀集了几十个人，跑到地主家里去“吃大户”，强迫地主每天给我们做饭吃。由于我们人多，地主十分害怕，就这样我们痛痛快快吃了半个多月。但穷兄弟们说，我们的肚子填饱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想，倒也是，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人没吃没喝，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好办法。我便和大家商量，要地主交出一部分粮食分给大家。地主巴不得我们快些离开，就交出了一些粮食。我们高高兴兴地挑回家，总算过了一个有饭吃的年。这个小小的胜利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原来，地主豪绅也怕我们穷人和他们斗。这就更增强了我们斗争的勇气。龙门区有个恶霸地主张召泉，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乡里乡外都恨他。
一次，他坐轿出门，被我们几个穷兄弟看见了，我们就决定打他的轿子，解解心头之恨。张召泉见到我们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穷鬼敢碰一下我的轿子，我只要往县里说一声，你们就得乖乖地去坐班房。”我说：“坐班房我们不怕，今天你这顶轿子算打定了，打了轿子，脚夫的钱还得要你付。”我们几个穷兄弟拥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就把轿子打了个稀巴烂。张召泉咬牙切齿地说：“我非到县城去告你们不可。”我们不理他，他只好步行回家了。过了几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吴仁江来找我，他在张召泉家当长工，我们在一起学过打拳，他叫我师兄。见了面他对我说：“师兄，张召泉要我给你送来一百块大洋。”他随手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接着说：“另外还有十担谷子，他的意思是叫你今后不要再造他的反了。”我看了看布包，心想，这不明明是拿钱收买我吗?难道我造反就是为了这一百块大洋和十担谷子?我冷冷地说：“才给一百块大洋，也太小气了。师弟，你去对张召泉讲，他就是给我一千块大洋我也不要!我要的是所有的穷人都有饭吃，你问他愿意吗?”吴仁江只好把那大洋又带了回去。张召泉对我收买不成，就勾结几个土豪劣绅，要到县里去告我，并放出话说，县里的通缉令马上就要下来，要捉我去坐班房。威吓对我没有用，我仍和穷弟兄们跟他们做对，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各种斗争尝试，我那个“劫富济贫”的想法不但无法实现，反倒落了个被通缉捉拿的下场，很多穷兄弟也都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呢?我和张勉之、张赖勋等在一起议论，认识到我们的斗争都是分散的，一盘散沙，形不成力量，应该想更好的办法。张勉之说：“听说别的地方成立了‘农民协会’，凡是成立农会的地方，地主就老实多了，穷人也有说话讲理的地方了。”我们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当时就商量，要张赖勋到平江县城去，与平江县农民协会取得联系，就说我们龙门区也要成立农会。张赖勋从县里回来说，平江县农民协会很支持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加紧准备，只要条件成熟了，马上成立区农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进驻平江，平江县的农民运动更加高涨，我们龙门区已完成了成立农会的准备工作。县农会很快派来一名叫陈翰生的特派员，负责指导龙门区的工作。他还带来了一块大印，上面刻着“平江县龙门区农民协会”。我们同贫苦农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在四肯堂祠堂门口挂上了农民协会的牌子，龙门区农民协会便正式成立了。在祠堂门口同时还挂了一块写有“国民党龙门区党部”字样的牌子，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秘密活动阶段，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是为了便于工作。
就在农会成立之后不久的十月二十六日，张勉之秘密地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区农民协会成立后，逐步建立了领导机构和各种组织，分工张勉之同志当农会委员长，我做特派员，张盘清为书记官。我们把地主控制的保安团解散了(当时区保安团长张元臣，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地主，他看到兴办农会，解散保安团是大势所趋，故未加反抗)，区的警察所也由农会直接领导和控制，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把娃娃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农民有了为自己办事，给自己说话的组织，广大受苦大众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这个特派员，身兼数职：是公断农民对地主提出诉讼的裁判员、农民自卫队的队长、儿童团的指导员、农民夜校的筹款委员。
经过一段时间实际的锻炼，特别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我原来那个“劫富济贫”的思想升华了，参加革命的目的更加明确，工作更积极了，天天处理各种事务，有用不完的劲，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三个农会干部，团结一致，许多大事，几个人一碰头就解决了。再加上大批骨干分子脚踏实地地埋头工作，龙门区很快就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农民协会为穷人撑腰，大长了穷人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过去打官司都是老百姓吃亏。“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了农会，穷人的腰杆子硬了，地主豪绅不讲理，欺负农民，农民就找农会来告他，农会就对地主豪绅进行处罚，地主豪绅只得乖乖地认罪受罚。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农会决定没收地主的田契。地主把田契看成命根子，llljliNJli从地交出来呢?他们想方设法软磨硬抗。有的把坏田的田契交出来了，却把好田的留着；有的只交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田契藏起来；有的就是一张也不交。我们就发动儿童团到地主家去要田契。有些顽固的家伙硬是死活不交，儿童团可不听他那一套，用一根绳子往地主脖子上一套，拉着就走，到了农会，农会当然不听地主的，地主就只好向农民协会求情，说好话，交出田契才算了事。恶霸地主张召泉是个死顽固，横竖不肯交田契。儿童团就把他捆起来，拉到街上，拴在卖猪肉的屠杠下示众，什么时候交出田契来，就什么时候放他回家。张召泉的名声一下就臭了，只得乖乖地交出田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溜回了家。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又粉碎了大口乡一个姓吴的地主挑起的闹事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农民自卫队的建设，保卫了农民的胜利果实。这些为农民撑腰，打击地主豪绅气焰的活动，使得劳苦大众扬眉吐气，他们更加拥护和热爱农民协会了，会员人数不断增加。一些在地方上念书的学生也跑了来，要求登记加入农会。龙门区农民协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和壮大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运动，像翻江倒海的大波，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使贫苦农民看到了希望，看清了前途。也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人的命，天注定!”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愚昧统治的精神枷锁之一。不打破这些迷信思想，不砸碎精神锁链，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我们对群众说：“千百年来，我们给庙里的泥菩萨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有谁见过菩萨保佑过一个穷人?”“年年岁岁拜土地公公、土地奶奶，辛辛苦苦打来的粮食，还不是要往地主的粮仓里送?”“灶王爷爷天天享受我们的供奉，我们的锅里还不是没有米，我们的碗里还不是没有饭!”农民认为我们讲的有道理，知道了这迷信是骗人的把戏，是封建地主阶级迷惑人民，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农民与迷信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勇气更大了。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但这支力量千百年来却被封建统治者压抑着。妇女们没有做人的权利，不能享受同男人一样的平等、自由，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农会把解放妇女、发动妇女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提出了“女人放脚”、“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等口号。一些年轻的妇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家庭的阻拦，砸碎身上的枷锁，勇敢地剪短了头发，活跃在农会的一切组织里，和男人一样开会，商量打土豪等大事，显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力量。
我们对于群众坚决反对的事，采取了积极支持群众的态度。比如赌钱和抽鸦片烟往往是家庭纠纷造成犯罪的直接原因，有人因赌钱和抽鸦片烟，弄得家破人亡。我们采取行政措施：“严禁开设赌场、烟馆。违者从严处罚。”这样做后，说农会好话的人逐渐多起来了，那些七八十岁比较封建的老人，亲眼看见农会制止了赌钱、抽鸦片烟，也都伸出大拇指夸农民协会好!龙门区的农会得到巩固后，我们又先后指导批准成立了下属六个乡的农民协会。由于工作多了，区农会也增加了七名干部。正当我们的斗争如火如荼向前发展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我在乡下工作几天后，回到了区里。张勉之对我讲，县里来了一个人，要我们不要抓农民自卫队了，不许共产党员当自卫队长。我一听这事不对头，心里直冒火，但是还是压着气说：“这是谁的主意?”张勉之说：“那个人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上面的指示。”我听说是上面的指示，也不好硬顶，但脑子里想了很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地主豪绅早就闹翻天了。我没好气地问：“共产党员不当自卫队长，那这个队长让谁来当?”张勉之对“上面的指示”也不满意，他和我回忆起了一九二五年那一回被保安团缴枪的教训，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个自卫队的领导权不能交，你还是当这个队长!”听了这些话我刚才的那股气消了，但又有些不放心地说：“那个人怎么交代的?”张勉之笑着说：“不管他，你只当作不知道，那个人有我顶着。”从此，局势越来越紧，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
不久，长沙的许克祥也发动了“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开始了。国民党右派的军队开进了平江县，被农会斗过的土豪劣绅，又神气起来，对农会进行报复。敌人手里拿的是洋枪洋炮，而我们大多数人的手里是大刀、长矛，凶残的敌人对农民协会开始了血腥的镇压。许多优秀的农会骨干被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农民也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农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张勉之同志被敌人抓了去，在大街上被砍了头，他在就义前，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的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被敌人镇压了，广大的劳苦大众再次陷入了饥饿贫困之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暂时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在广大农民心中点燃的革命火种是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扑不灭的。龙门区的农民运动后来与浏阳、湘乡等地的农民斗争联为一体，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一部分。我和张抑强一起参加秋收起义后，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到达文家市，后来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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