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并决定毛泽东同志来湖南领世。导秋收起义。在湖南省委召开的长沙会议和毛泽东主持的安源会议上,要我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还限令在九月十一日起义,先打浏阳,然后同一、二团会师攻长沙。
这时,我们派到安源方面探听消息的同志,也急急地赶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向我们报告了这个消息,并说:“毛泽东同志已经到了安源,就要到铜鼓来亲自领导我们三团起义!”听了这个消息,全团人员更加欢腾起来。部队很快就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但是,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同志还没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大家都很着急。原来,他们来铜鼓的途中,被当地的“民团”扣留了。在押解路上,毛泽东同志机智地逃脱了,因此,未能按时来到我们三团。
在等待他们到来的期间,团党委开会研究,认为没接到毛泽东同志改变计划的指示,仍应按期起义,攻打浏阳,同时,决定派我到安源,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三团的情况,并和二团联络,然后转回浏阳布置内应。
我星夜赶到目的地,找到了安源党委,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已经到三团去了。他们还告诉我,二团已经顺利地打下了醴陵。这时,安源党委的同志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我在三团攻下浏阳后,交给毛泽东同志。我把密信伪装成废纸,包了一双鞋子,以免沿途反动宪警检查。我离开安源,走到枫林,遇到几个认识的农民。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听说铜鼓来的部队在东门市打了败仗。县里出三百元悬赏捉你,你还是不要去县城吧!”他们一说完,就急急忙忙地走开了,还一再回头看我。
我想,内应工作对这次攻城关系重大,不能轻率地擅自改变行动,何况他们也是听人传言,不尽可信。于是,我决心进浏阳城弄清情况再说。沿路我又听到不少行人谈话,这才相信我军东门市失败是确实的,便决定黄昏后进城。我到达南流桥的时候,天色还早,就在一家僻静的小茶店里休息,等晚些再走。
我喝了茶出来,还没走半里路,就碰上了叛徒池成竹率领的团防队。他们检查了我的行装,没有发现什么。我正蹲下来收拾东西时,没想到被一个叫邱麻子的人认出来了,他大声嚷起来:“天天捉共产党,都没有捉到一个真的,现在慕容楚强在这儿,为啥不捉呢?”
池成竹一听,忙从马背上跳下来,拉住我说:“你来得正好,跟我走吧!”转身就吩咐那些团防队的队兵拿绳子来。
我说:“老池,你捆谁?”
他傲慢地说:“捆你!你是共产党!”
“你是什么?”我反问他。
“我是假共产党。”
这时,我真气极了,不顾一切地大骂他:“你这叛徒,真是无耻!”他被我骂得恼羞成怒,狠狠地打了我一拳。那些队兵们如狼似虎地把我扭住捆上了。
团防队在前面山头上散开,叫一个姓张的队兵看守我。那个队兵认识我,知道我会武术。他恳求我说:“慕容先生,你不要害我坐牢,现在莫跑呀,如果一打仗,我就放你走。”我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躺在草地上,和他攀谈起来。从他口中知道我二团打下醴陵后,即向浏阳前进,已到达大瑶、枫林,团防队就是前来阻击他们的。
我听了真高兴,突然想起包鞋子的那张纸来,如果被发觉,那就要泄密了,好危险呵!于是我假装解大便,将这张纸撕碎了。
不一会儿,团防队的侦察回来说:“枫林、大瑶无共军,金岗头也没有发现。”池成竹就下命令回县城去。路上,我被看守得很严,逃跑已无希望。
深夜十二点钟,他们把我押到浏阳县政府,关进了牢里。第三天早晨,我在牢里突然听到县城西、南两个方向,炸弹声、步枪射击声响成一片,我高兴得大喊:“我们的队伍打来了!快打开门冲出去!”各牢的人也都喊起了口号,跟着我们几个人冲了出来。
这时,二团的战士大批大批地拥进屋来。我在大门口拉住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他:“团长在哪里?我是三团派进城作内应的,不幸前天下午被捕了,现在有重要的消息报告团长。”他吩咐一个战士说:“团长来了带他去。”
又过一会儿,三团团长王新亚来了。自我介绍后,我跟他到设在伪县政府里的团部去,并把三团在东门市失败的消息告诉了他。王团长见我两腿鲜血直流,就叫卫兵送我到卫生队上药。敷药后,我拄着一根竹杖,又去找王团长,想再谈谈敌人的情况。可是王团长却说:“你去休息吧,太辛苦了!”
我本来早已筋疲力尽,很想休息一下,但看他这样冷漠,就不放心了。为了弄清三团的情况,我决定上街去找地下党的关系。我走出县政府不远,意外地碰上了潘心元同志。他附着我的耳朵说:“三团在东门失败了!”
原来,他和毛泽东同志一同被捕后,也是在押解来浏阳的途中逃脱的。我立刻带他去见王新亚。
潘心元向他详细讲述了三团受挫的情况,并说部队已向铜(鼓)万(载)方向退去。当时,我和潘心元认为二团孤军守城很危险,建议黄昏后撤向文家市,向铜、万边界靠近,同一、三团取得联络。但王新亚不置可否,只说多派人向各方面侦察敌情。
我和老潘没办法,只得去找地下党布置城里的工作。恰好又碰上由永和市来的刘少林同志,他也知道三团受挫的情形。黄昏时,我们三个人又去向王新亚再次建议,可是,王新亚仍不采纳。深夜,张培基同志也由南乡荆坪赶来了。我们四个人详细地分析了二团目前所处的情况,都主张将部队撤到文家市,防备敌人包围。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向王新亚提出建议。他似乎讨厌我们了,连话都不说,仅点了点头。我们几个人虽然着急,但也没有办法。老潘他们到农民协会布置召开群众大会的工作去了。我留在团部,想到目前部队的处境,就像有什么东西鲠在喉头。
吃过午饭,我也想去县农协看看,刚走到北正街,城的东、南、北三面忽然响起枪声。糟糕,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忍着浑身的伤痛,飞也似的向团部跑去。
正巧碰上一连全连人从北街跑来,连长看见我就问:“敌人从哪来的?”我说:“跟我来!”我带着一连跑到天后官的后山上一看,敌人漫山遍野地向天后宫山坡拥来了!我对一连长说:“坚决打下去,掩护部队撤退!”我转身又跑到团部,这时看到王团长带着特务连站在街前草坪上,吓得脸色苍白,不知道咋办。
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王团长,赶快命令部队一面抵抗,一面向西门撤退,你带特务连从西门冲出去!”我跟随特务连冲出西门后,见城里还有许多部队没撤出来,就对王团长说:“快派一个排抢占山头,掩护城里的部队撤退。”而王新亚却惊慌失措地拉着我问:“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北门的枪声响得那样激烈,一连还在那儿阻击敌人,他也不管了,带着特务连一气跑到衙祭山,深夜又到达枫林。
部队刚到不一会,就有几个农民跑来报告说:“枫林团防队有四十多条枪,现在这帮家伙正睡得像死猪一样,我们给你们带路,快快去打吧!”可是,王新亚这时已经失魂落魄,什么话也不说,悲观到了极点。
我和老潘请特务连长检查—刑L数,还有一百三十多个人,—百一十八支枪。我们对王新亚说:“这次虽然失败,但还有这么多人和枪,还是个不小的力量,何况还有二、三团呢!”王新亚听了这些话,勉强振作精神,商量部队的行动。
深夜,部队向文家市前进。路上,听到当地农民说,文家市团防队已登山,叫我们准备打仗。我和老潘认为敌人登山不是准备打我们,而是害怕,准备逃跑。因此,我们主张兵分两路进攻团防队。王新亚起先犹豫不决,后来就死也不同意了。最后,他派刘少林同志当代表,跟敌人谈判“借路”。
刘少林同志去后,我们就劝王新亚利用谈判的机会,沿大路冲入文家市,王新亚还是不同意。经老潘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最后才点了头。部队顺利地冲进文家市,当天到达市东三十五里的岩前宿营。在这里,我们和王新亚以及连、排干部开卜次会。决定部队按原先的计划行动,由我当向导,抄近路,争取在短时间内同一、三团会合。
王新亚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王新亚借口说到蔺家洗澡,带着连排长和特务连连长逃跑了。眼睁睁地看着这支革命队伍瓦解了,我心里很难过,直想哭。老潘说:“难过有什么用昵,快行动吧!”于是,我俩就向铜鼓方向找革命队伍去了。《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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