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天，县委决定将各区的武装集中到县里，加上县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第四团队。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队长是彭光，有一个副纵队长也姓彭。第四团队队长是苏先骏(后叛变)，党代表是徐麒，参谋长是罗纳川，副官长是苏秉芬，李信同志任文书副官。团队以下是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分队(相当于排)。编制是三三制。团队还直辖一个特务连，连长叫朱建盛。部队的装备是杂色步枪和很少几支短枪；服装为蓝色军服，连以上的军官和党代表都系武装带。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是党员，颇懂军事。
七月初，苏先骏从武汉回来，传达中央的决定，要我们部队同平江工农义勇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一个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七月七日，部队和部分公开做党群工作的区级以上干部，在潘心元带领下，从浏阳出发，经古港，沿溪桥、达浒和平江的献钟等地，于十二日到达长寿街。
在此之前，我奉命代表浏阳工农义勇军到平江的虹桥，迎接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同他们一起到达长寿街。两支部队会合后，本应按照中央的决定合编为二十军独立团，但因苏先骏、余贲民争当团长，结果拖延了十多天，没有合编成。
当时，南昌起义日期临近，两支部队的负责人决定暂时不合编，迅速行动前往南昌。出发前，浏阳工农义勇军在长寿街作了整顿。苏先骏自封为团长，部队改成团、营、连建制，任命了干部。营长是汤采芝、张政芳、彭兰珍，连长有朱建盛、谭国斌、聂遇绿等，连党代表有寻淮洲、李运启、孔繁澍、孔繁沧、王俊民等。党支部也作了部分改组。潘心元仍然以县委书记的名义领导这个部队的党的工作，没有另设支书。我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我们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从长寿街出发，经龙门厂、渣滓、修水向南昌开拔。一路上虽然天气炎热，部队仍然是急行军。但到武宁时，南昌已由起义部队占领。起义总指挥部得知我们到了武宁，就由南昌给部队汇来两千元现洋。
当我们到达离南昌只有三十里的涂家埠近郊时，已是八月五日。此时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我们准备绕道安义、奉新，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与二十军会合。
八月八日到达奉新后，才知道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了，因无法同他们联系，便来到高安。由于脱离了上级党的领导，对部队的今后去向和今后如何进行斗争也拿不定主意，大家都很苦闷、焦虑。部队连日长途行军，不但疲劳，而且思想混乱。于是决定在高安休整几天。团的几个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利用休整机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潘心元、徐麒、彭商仁、张启龙和苏先骏等十来个人。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思想统一不起来，对部队今后的行动讨论不出结果。大家对苏先骏意见很大，指出他有军阀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不尊重党，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还批评了他和余贲民争当团长和自封团长的问题。苏先骏不接受，而且还用不干来要挟大家。大家批评了他一顿。最后，潘心元同志提出去找湖南省委请示，到会同志同意，并派李信、邓华松两同志跟他前往，部队仍驻在高安休整。
不久，部队从高安到铜鼓去的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厅(即莲花县)去。但未等部队去莲花厅，江西省委又派仝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我们就开到铜鼓驻扎下来，使部队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后来，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也先后受编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驻修水境内。
为了找到上级党取得指示，我们到达铜鼓后，即决定派人联系和侦察敌情。除原先派出潘心元等同志外，又派出四路。第一路是宋任穷，负责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当时宋任穷是团里的秘书。他完成了任务，带来江西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交给了毛泽东同志，信的内容不知道。
第二路是派到高安侦察情况的于定一等两同志。当时武昌警卫团就在高安。于定一化装成“叫化子”到部队去要饭，被警卫团的人留下当了文书，接触到部队的一些文件，才知道是武昌警卫团。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向团的领导说明了我们部队的情况。警卫团领导很高兴，决定把部队由高安开进修水境内。
第三路是刘建中和周克民，他们的任务是到安源侦察敌情。
第四路是慕容楚强，任务是到安源方向去寻找毛泽东和潘心元的下落，找不到就去浏阳县城了解敌情，布置内应。由于潘心元在长沙熟人较多，不便活动，就留在安源，派李信和邓华松同志去长沙找省委。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参加完“八七”会议后来到安源。潘心元经过安源市委介绍，与毛泽东见了面。以后潘心元又和派来侦察敌情的刘建中和周克民碰上了。刘建中把他俩来安源的任务以及部队的情况向潘心元作了汇报，潘心元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正在部署秋收起义，正准备去你们那里，真是好极了。”随后，他带两人去见了毛泽东，并决定由他俩带路，领毛泽东和潘心元去铜鼓找部队。
一路上，刘建中和周克民化装成小贩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元跟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刘建中和周克民过了浏阳和万载交界的黄坳以后，就不见毛泽东和潘心元，估计出了问题，赶忙跑回铜鼓报告。大家听后十分着急，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夜谁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派人四处寻找，突然一个门卫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大字，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三步并做两步跑出去迎接，大家簇拥着毛泽东上了二楼，他向大家讲了他被扣和脱险的经过。原来，毛泽东和潘心元在黄坳遇上了张家坊挨户团的几个团丁，团丁看他们不是农民打扮，一问，口音也不对，就把他们扣住押往张家坊的团防局。
路上，毛泽东对团丁做了一些工作。走到一处杂草丛生的斜坡地时，便找机会掏出了几十块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们争着去抢钱，他俩乘机分两路逃走了。毛泽东躺在附近一条水沟里，用草遮着身体，团丁才没发现。随后，他从水沟里出来，碰到一个农民。他向农民打招呼、叙家常，那位农民把他带到家中，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亲自送他上了通往铜鼓县城的路才回去。
毛泽东同志的到来，使干部战士都感到有了希望。毛泽东来铜鼓是九月初，具体哪一天记不起来了。他到达铜鼓后，了解了我们团的情况，当天下午就向团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说明了要举行秋收起义，建立政权。同时还具体讲了湖南省委会议和安源会议关于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以及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起义部署等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连忙了几天，开了几个会议，部署了起义行动计划。根据长沙会议和安源会议的决定，将三个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第一、第三两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余责民为副师长，苏先骏为第三团团长。还决定从警卫团调一个营充实第三团，营长是伍中豪。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为第一团、第二团，毛泽东同志在安源时已编就。过去，几支队伍没有统一指挥，这次解决了这个问题。
伍中豪带警卫团一个营来三团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来后，编为第三营。我们原来的三个营合并为两个营，其中一营营长是汤采芝、二营营长是张子清，团党代表是徐麒。中秋节晚上，全团排以上干部在铜鼓城会餐，毛泽东同志参加并讲了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向长沙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和指挥我们第三团攻打浏阳，是中间一路。从铜鼓出发，打下了浏阳的白沙。接着，我们乘胜前进，打下了东门市，使守卫东门的一个营溃退到达浒。占领东门后，我们住在一个教堂里。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亲自召开全团党的负责人会议，部署发动群众，恢复农民协会，打土豪等工作。因为我是浏阳东乡人，决定由我去发动群众。这次会议是在教堂的二楼上开的，正当会议进行时，会场里有人突然从窗子上看到后山上有不少全副武装的队伍在向东门市运动，随后，枪声响了。敌人突然袭击，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火力也很猛，我军处于非常不利的环境。虽然干部战士很英勇，但由于敌情不明，地形不利，加之病号多，激战一阵之后，便向上坪转移。后来知道，这支敌军就是被我军在东门市击溃到达浒的那个营。这次战斗，我们受到不小的损失。第一师第二团，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时把王新亚率领的安福等地的武装和安源矿警队、醴陵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合编成立的，团长是王新亚。按规定，二团沿株萍铁路向长沙进军，在安源旗开得胜。打萍乡没打下，突袭老关、醴陵得手。
进军途中，在羊石山以西遇到何键部的阻击，转而取浏阳，准备和一、三团会师后打长沙。由于团长王新亚进占浏阳后骄傲自满，缺少敌情观念，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使二团受到严重损失，部队散了。以后听说有支部队在岩前一带活动，曾派人去找，没找到。
关于第一团在长寿街进军中失利的情况，是我们三团向上坪撤退的途中，毛泽东同志接到他们的报告才知道的。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由于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叛变，部队在长寿街附近的金坪被敌夹击，损失也很惨重。
三团到上坪后，毛泽东同志召开了会议，决定一、三两团迅速到文家市会师。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余洒度下令，要他“后面赶来”。我们由上坪出发，边走边等，经过四天行军，于九月十七日到达孙家圾宿营。在那里休息了一天，十九日到文家市，一团也于当日赶到。一、三团到达文家市，这就是有名的文家市会师。
毛泽东同志在里仁小学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否定了余洒度等人坚持要部队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二十日召开了部队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会后，部队向江西进发，并到了井冈山，扎下大营，开始新的斗争。《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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