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小心拘谨的态度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是……我正在纳闷，见他缓慢地走来了，又轻轻地对我说：“走吧。”便领着我往码头走。
到了码头上，他又让我等一下。他在寻艘开往汕头的汽轮上，和一个工人咬着耳朵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唔唔地点点头，神秘地看我一眼，接着就把我引上船去，指着舱边的角落说，“就坐在这里吧!”他俩都用同情的眼光向我点点头就走了。我暗暗自忖，他们小心谨慎却满腔热忱，真是令人钦佩、感激。在这样的动荡的年月，他们仍能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可见党的影响的普遍。
汕头的白色恐怖更为器张，到处贴着杀人的告示，反动军官在街上晃来晃去，行人也是惶恐于色。不久前，我们驻在汕头时，被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倒坍的房屋还残存着；市面是凋敝的，呈现着一种恐怖的气氛。
我夹杂在人群中，走不多一会，在一家商店门口，碰到两个我们粮秣处的同志。他们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会意地跟着他们。到偏僻的地方时，他俩惊讶地说：
“哎呀，你还在这里!”
“我是刚到的。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他俩皱着眉头回答我。
“那我们还是应该去找党的关系!”
三人回到街上转了几趟，午后了，一点头绪都没有，都认为要在这猖狂的白色气焰中找到关系，是不容易的，而且这里也非久留之地。这样我们便决计去上海。
他俩凑了点钱买到一张船票，好在人多混杂，三个人便混挤上船。当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汕头。
日本船查票很严。查票时我钻在货舱底下。被发觉了，受到一顿辱打。吃不上饭。有些同情的人，在吃饭时将剩饭藏在衣襟里，偷偷地给我吃。饿一点肚子还不要紧，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们所施给的凌辱，却使人难以忍受。有一天，查票的人把我捆在船沿的铁栏杆上，让风雨吹打我，让阔佬们嘲笑我。我咬着牙忍受着侮辱，抑制着内心的仇恨，心想：总有一天要算这笔账的!
面前是无垠的大海，波涛冲击着船舷，矫健的海鸥驾着呼啸的海风，掠过汹涌的大浪……
一个革命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要经受得住考验!
怀着希望，怀着热忱，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六个月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气焰还没有收敛；“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清党”，在这里继续恐怖地进行着，这个繁华嚣闹的都市，渗透着一股强烈的血腥的气味。
在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始终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人。三人身上早已没有分文，饥饿又袭击着我们。正踯躅街头，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突然听见过路人当中，有湖南口音。这使我想起上海有一个湖南会馆，心里顿时高兴起来。心想，湖南人住湖南会馆，问题是不大吧，也许能在那里见到熟人。打听到湖南会馆的地址，满怀高兴地往会馆走去。
刚到会馆门口，就见一个肥头阔耳的人正往外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很面熟的人。这人名叫聂荣台，一个纱厂的经理，也是湖南会馆的董事，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他曾在汉口请吃饭，我也去了，那时他说过不少恭维革命的话。真是“他乡遇故知”，竟在这里碰上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和冲动，使我无暇去考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急着上前和他打招呼。还没有等我开口，他的脸刷地就挂下来了，轻蔑地扫了我们三人一眼，大声嗥叫：“你们都是共产党，这里要杀你们，赶快给我滚开!”
半年前，革命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殷勤谄媚；现在命受到挫折，我们困难的时候，他就翻脸不认人。这种阴险、两面派的嘴脸，原是资产阶级的本色呵。我顿时气得义愤填膺，立即厉声地质问他道：“这里是湖南会馆，难道湖南人不能住吗?你在汉口请我们吃饭、讲的话，你就忘记了吗?”当着人面前，老底子一揭，他瞠目结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一扭身，踉跄地爬上一辆黄包车溜了。
我的气并没有消，手还在微微地颤抖着，真想一把火将会馆烧它个干干净净!
我们又回到大街上。
黄昏，高大的怪物似的楼房里，忽闪忽闪地亮着灯光，猥亵的乐曲，充塞着这闷燥的空间；形形色色的人群，噪杂声，还有那凄厉的囚车，不时地从街上驶过……黑夜，裹住上海。我们一整天粒米没有落肚，拖着疲困无力的脚步，躞蹀在黯淡的街灯下。青色的短衫背上，已满是斑斑的汗渍，草鞋也破了。我默默地走着，想着：到上海仅仅一天，决没有这么容易就找到党，可是明天，后天……
夜晚，就坐在商店骑楼下打盹，还不时地遭到警察的非难，用棍子来赶。最后，我们不得不在雨篷下蹲下来。秋天的凉风，徐徐吹到我们身上；尽管街头卖夜食的悠长的喊声不断传来，引诱着我们，我们还是在疲乏中酣然入梦了。
天明，又在街上转来转去。没有找到党，象失去了灵魂一样。
午后，我们转到法租界，在街口处突然遇见我在三十六军时的一位党代表。这一下我高兴极了。他见我们这副颠沛的形象，有些怔悸。我没有等他说话，就赶紧问道：“党的关系找到了吗?”
“没有。这里情况也不太好。”他蹙紧眉头说道。
“现在准备去哪里呢?”
“说不定……我最近就要离开这里。”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道：“我这里有十二块钱，全给你们吧!”说完将几张簇新的纸币给了我，就匆匆地走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想要说的话也只好作罢。
有这十二块钱，心里比较踏实了些。在卖剩菜剩饭的小摊上，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在一家小客栈住下，三人还添了点寒衣。
一连几天的奔走，还是没有什么眉目，三人停留上海，终非善策，于是我们决定分手。我只身搭轮船西上汉口。
我又回到了武汉。
长江远远地从西天奔湍而来，武汉雄伟地矗立在江边。转了几个月，现在又回到了这里。看到它，觉得是这样地熟悉，又是这样地陌生，不禁引起我的感慨与回忆：
去年九月，我随着势如破竹的北伐军来到武汉，全城悬灯结彩，龟山上竖立着二十来丈高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巨大铁标语塔，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租界，那时，人心振奋，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
“马日事变”后，我从广水逃回武汉，这里，就已经听不见激昂的歌声，看不见雄壮的工人纠察队，而是萧条、冷落的景象。
而现在的武汉，更是面目全非，江汉关边的“打倒帝国主义”大标语被粉刷掉了，龟山的铁标语塔被拆毁了，都市弥漫着白色恐怖……
在武汉，我终于找到了党，在长江局找到了同志。
数月来的波折和遭遇，更加使我浑身充沛着斗争的力量。
在这短促的艰难的行程中，我得到很多的生活教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广水的火车司机、南昌瓷器店里的人们、潮阳的放鸭农民和铁路工人，和那纱厂资本家的阴恶嘴脸等等，联想起来，使我鲜明地看清了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敌人；更使我认识了党的正确领导与掌握武装的重要。
这短促的行程，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
一九二七年，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年。《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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