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任营党代表。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我得到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消息，看情况不好，就连夜乘机逃走。这时，沿线已被控制，各站都在盘查。
到了广水，天墨黑，盘查的士兵没有发觉我。
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认识不少工人。我便打算去工会。路上远远地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车站这边来，走近时，一位认识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惊讶地问道：“你还没有走吗?”
“刚从柳林逃到这里。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
“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他有些为难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锁紧眉头，面面相觑。我看他们有难色，就说：“那我就走小路吧。”
“那还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靠不住：再说，那要走多久呀!”
大家沉默了一会。他忽然大悟似地说：“单开车头出去!”
这话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干!既秘密，又快。”
我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初夏的夜风，还是透凉的。几个人急急地向车站走，使我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
汽笛“呜——”的一声，车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
车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驰。我想到我们被迫害，作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连性命都难保……”心里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握有兵权在手，岂不干他几下吗?那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
快到花园时，车停住了。那位工人同志好象很抱歉似的对我说：“再不能往前开了，午前我们要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我点点头，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就和他们分手了。
回到汉口，找到组织，诉了诉逃回的情景。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非常不满。由于陈独秀忽视掌握军队，要共产党员不要带兵，要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所以当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倒戈戕杀革命时，就使我们处于几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
这时，反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锁，广东军阀封锁了粤汉路，长江航运被帝国主义和四川军阀杨森封锁了；市面上一些资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停止贸易。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面对着这种局势，我既焦急又气愤，心想，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
经刘力劳同志的介绍，我在贺龙同志的二十军特务营当副连长。这个连有一百多条驳壳枪。抓住了枪杆子，我心里着实高兴。以后，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八一”起义。
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同时，交给我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他们就走了。
送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将急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发白，鸡啼四遍。我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外面忽然跑进人来，气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了，赶快走吧!……”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啪—嘭”的枪声。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出来的这样快，于是急忙穿上便衣，往大门口走，迎面就碰上几个敌兵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我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我就往街里走，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了。
我一口气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刘老板，也见过几面，在大革命时候，表现还不错。
大家都深怕敌人发觉我。上午，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一会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了!”我正在忖量，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办呢?”这爿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大家正在犹豫，我便往楼上去看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真是“急中生智”，我把这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然后缩进身子，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陪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外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而，格登格登的皮靴声响到瓶边来，忽而，格登格登地又踱远了。我心里又紧张，又愤恨。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刘老板上来，气愤地跟我说，他们还凶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了几句，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紧闭城门，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我了解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能久呆在这小店，，便打算出城赶部队。我跟他们商量。店员们搔着头在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路是有一条，恐怕你不能走。”我坚决地说；“只要能出城，什么路都能走!”
“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就决定这样走。
店员赵瑞祥、魏运利等凑了几块钱给我，又送了一套衣服。半夜，刘老板便领着我钻进阴沟。
夜，黑黝黝的。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臭得人恶心。刘老板打着手电，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约摸半小时，走到了城墙外面，趁天亮前的一阵昏黑，我们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他们帮助的话，就和他告别，向抚州的大路迈进。
我回头眺望英雄的南昌城。南昌，我们是要回来的!
撤出汕头好几天了。
我们直属队机关在葵士遭到广东军阀部队的堵击，仓卒迎战，又无阵地，虽然经过激战，终因我寡敌众，被迫连退五十里。在大片甘蔗地里，不便联络，敌人又紧追搜索，情况很混乱，部队失散了。
只我一个人了。去那里呢?路既不熟，土匪又多，而且周围都是敌人，封锁得很紧。难道革命就失败了吗?不，不可能!海陆丰有我们的队伍，湖南也有我们的武装……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们，在未死以前，还是应该想办法找党，找队伍。
空着双手，赤着脚，我不敢走大路，只是沿着路旁的田塍走。身上分文没有，饿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饥，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都是一股酸臭气。这样，走了三天。
第四天，走在一个旷无人烟的大坝子上，太阳已经靠在西山顶了，映出半天晚霞。还是早上吃了东西，现在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继续走；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要点饭吃，在屋檐下蹲一宿，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据老乡说，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
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时近黄昏。眼前是一个大湖沼，远远的山，平静的湖水，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转过一垅甘蔗地，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一只小船泊在湖边，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看见他俩，心里好象有些着落，就在湖边坐下来。等他将鸭群拢在竹篱笆内以后，才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被打散了，想借住一宿。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问道：“你是读书人吧?”
“是呀，在军队里当文书。”我这样回答，既不暴露身分，又合他的臆想。
他点点头：“好嘛，你坐下来歇歇吧。”然后在临时垒的陶灶前，一面加柴火，一面对我说：“现在路很难走呀!土匪很多。”
“不瞒老伯说，我的钱全给抢光了，只剩一个光身人啦!”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年头，你是过路人，有钱不要放在身上，埋在地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把一点钱给他，请他搭救你。等风声好一点，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再拿一些谢过他，他就可以送你出去；不这样，你有钱命也难保。”他说得很淳善，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
饭好了，一只小钵只焖了那么一点饭，他还再三地让我吃，我婉言谢绝了。其实，我饿得头都有些发晕。推让一会，他指着一碗锅巴说：“走了长路，不吃行吗?”我拗不过他的盛意，就吃了几块锅巴。
晚上，三个人睡在船上的一块窄板上，我们又聊起来。他问我：“家里还有老人吗?”我说有。
“你怎么不回去呢?世道这样乱，家里又有老人，还是回家吧!”话里充满老人的慈爱和怜惜。我表示很感谢他善良的劝导。接着，我就慢慢地向他讲：为什么我不回去，为什么穷人总是过苦日子，为什么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过好日子等革命道理。他默默地听着，最后，深情地说道：“你们闹的这革命能成功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从破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慢慢地打开，将仅有的十一枚铜元，攥在手里对我说：“想捉只鸭子给你，你也没法弄来吃，也不好带，这里有点钱，你放在身边吧!”
“不，老伯，留着你自己用，我有办法。”我推辞不肯要，深知老汉这十一枚铜元得来不容易。
“你们为穷人奔走，这点钱就算我的心意吧。”老汉再三地推让，我只好收下。双手捧着这十一枚铜元，我感到它是那么温暖。望着老人那满是皱纹的慈祥的面庞，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我感激的心情，最后说了一句：“老伯，我走了!”转身才走几步，他又唤回我，微颤着手将一顶斗笠戴在我头上：“这顶破斗笠你戴去吧，遮遮太阳，免得人家看出你是外江人。”我拉着他的手，看着他那满含感情的眼睛，是这样充满着体贴、爱怜，半晌我才说：“老伯，你自己保重吧，将来我们会见面的。”他颔首示意，我忍着两眶热泪，默默地离开了他。走着，我不时地回头看望，远远的还见他站在田塍上挥手：“一路要小心!”
经过一夜安逸的休息，又结实地吃了顿早饭，迎着东方泛起的血红的朝霞，我迈开快步，直奔潮阳城。《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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