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继续分两路向会昌疾进。十一军为右纵队，二十军为左纵队。二十军部队由我们第三师担任主攻，由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指挥；一、二两师因刚刚经过壬田战斗，留作预备队。从瑞金到会昌行程八十里，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九月一日拂晓，到达会昌城东北十余里处的一带高地上停下来。从这里直到会昌城边，是一片连亘不绝的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敌人派出重兵，扼守着这些山头。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里发起攻击。
根据指挥部的命令，我们六团在从河边到山腰约两千米的宽正面展开；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座高耸的古塔，那便是我们团与教导团的分界线，他们紧接着第十一军的右翼，构成了对会昌城的包围。当时，我在六团任副团长。我们这个团是整个南昌起义军中最新的一个团队，它是南昌起义前半个月才建成的。
当时，共产党帮助二十军建立了这个学兵团，在大冶附近的石灰窑经过整训正式建团，之后，即开赴南昌参加了起义。这个团除了党派来的一些骨干，绝大部分都是新兵，没有经受过战斗锻炼，就是在南昌起义时，也只是担任警戒，没有参加什么战斗，现在这支刚刚诞生的军队却要经受这样一个大战斗的洗礼了。
我检查完阵地，刚返回指挥所，就看见团长傅维钰同志正在和一位面生的人谈话。那个人个子不高，穿身退了色的灰军装，着双草鞋，背顶斗笠，很随便地站在那里。经过介绍，原来他就是朱德同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在这以前早就听说过他，知道他是南昌公安局长，又是军官教育团团长，是个有名的军事家；这次听说我们由他指挥，原想他一定是个很威风、很严厉的人，谁知却是这样穿戴朴素、平易近人。他很热情地向我打了招呼，问了问部队情况，便对我们说：“这一仗是很要紧的，不打赢就不能往前走，我们一定要打胜仗才行。这次要我来指挥，可是主要还要靠大家……”他的话讲得很慢，还有点客气，但我们却都觉得出他是充满信心的。他讲完话，右手随便向前面一挥说：“走，我们到前面看看去。”我们团部的一些人员跟随着朱德同志，走上古塔左边的一个高山，山下面就是敌人了。
这时，晨雾已经散去，太阳升起很高了，山下的景物清晰地摆在眼前。只见山脚下的平坝子里，敌人东一堆，西一簇，看样子正在集合。朱德同志观察了一下，转回头对傅团长说：“这么好的目标，为什么不打呀?”这旬问话等于向我们下达了战斗命令。
团长向我望了一眼，我立即传下命令，让团的重机枪连上来，并命令各营准备投入战斗。重机枪连上来了，六挺重机枪架在山顶上，一声令下，机枪“嗒嗒嗒”向密集的敌人开火了。敌人遭到这突然的打击，一下子乱了营，扔下满地的尸体四散奔逃，我们部队乘势向左延伸追击。
战斗就这样开始了。遭到打击的敌人很快就集合起来，配合着后面增援来的部队，向我们的阵地反扑。我们各营的部队当即迎头挡住，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便在这重重的山头上展开。
因为右翼十一军还没有打响，战斗一开始，敌人的压力便全部集中到我们三师这方面来。敌人整连整营地向我们阵地冲锋，打垮一批，又上来一批。我真想不到，原来让我一直担心的、我们这个新建的团队作战竟是这样的勇敢，战士们都顽强地坚持，和一次次冲上来的敌人死拼。但是，毕竟敌人太多了，特别是因为我们部队当时都没有配备构筑工事的器具，连把铁锨都没有，不能构筑工事，只好在平地上卧倒射击，战士们伤亡很大。我们把仅有的一点预备队都拿上去了，连团部甚至师部的人员都投入了战斗。营里一次次派人来请求增援，我们只好回答：“没有兵。”
这时，朱德同志还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对当时的情势都有些发急，忙向他请示。朱德同志正忙着指挥教导团和我们团进行战斗。当我们向他谈起团的伤亡情形和各营的要求时，他慢慢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教导团也是一样，打得也很苦。可是，我们这边吃力些，把敌人背到身上，十一军那边就好办了!”这句话使我们一下子醒悟过来，是啊，战斗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为整个战斗着想啊!我们按照朱副军长的指示，继续动员和组织部队顽强抗击。
这时已近中午，八月底正是最热的时候，太阳晒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敌人仍在不停地进攻，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师参谋处长袁策夷(又名袁仲贤)同志负伤了；师军需主任蒋作舟同志牺牲了；营连干部伤亡也不小，一营陈赓营长就在这时负了重伤。前沿有几处阵地已经被敌人攻占了。正在这时，一股敌人突破了前沿，径直向指挥所猛冲过来，要调部队已经来不及了，形势十分危急。
我和傅维钰同志一边组织指挥所的人员抵抗，一边十分担心朱副军长的安全，连忙走到他的身边。傅团长说：“副军长，敌人冲过来了，请你转移一下吧!”“不要慌嘛!”朱副军长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说，“来了就打一下子!”说着，他就走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向弹槽里看了一眼，“刷”地推上一发子弹，卧倒身，就向敌人射击起来。我们都被他这镇定自若的态度所感染，觉得心里顿时安定了许多，而且知道劝说也无用，便都卧倒在他的身边射击起来。
敌人越冲越近，子弹打在我们近旁的山石上，四处乱迸，溅起一股股烟尘。我一面打，一面不断看朱德同志，只见他像个老战士一样，从容不迫地一枪一枪在打，子弹打完了，他就爬到烈士身边，从子弹袋里抽出几排子弹，装进枪里再打。经过我们这一通打，敌人的来势被压制住了；接着各连从侧面对我们展开支援，冲到指挥所跟前的这股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正在这时，通信员带来了消息：师部经理处长郭德绍同志在教导团阵地上牺牲了；教导团方面打得也十分艰苦，有的单位因为支持不住，被迫后撤了。朱军长听完了报告，把手里的步枪一扔，搓着手上的汗渍，对我和傅团长说：“好，我到教导团那边去看看。十一军很快就要打响了，你们这里要全力坚持住!”说完，他又交代了一些坚守阵地的注意事项，便弓着身子冒着密密的弹雨向教导团阵地跑去。
朱军长走后不久，左翼又有一大股敌人冲向我们阵地。因为这次敌人的兵力过多，又来得突然，前沿的部队大概伤亡过大，零落地响了几枪便沉寂了。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指挥所阵地冲来。我打了几枪，突然发现子弹没有了。我连忙招呼傅维钰同志：“坏了，没有子弹了!”一看，他正在那里向枪上装刺刀，看来子弹也光了。他匆忙地向我摆摆手，压低声音向周围的几个同志下命令：“不要乱动!准备好，敌人上来了就拼刺刀!”只有这样了!我把刺刀上上，紧握着枪托，向敌人冲来的方向注视着。
只见一队敌兵正向我们走来。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停止了射击，他们都挺直了腰板，走得很慢。敌兵越来越近，看得更清了，走在头里的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握着驳壳枪，在离我约三四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把手罩在眼上四下看了一看说：“这是我们自己人嘛!”说完，竞扭转身向右后方走了。我紧张地目送这伙敌兵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不由得暗暗好笑，原来当时我们的军装和敌人一样，是一色的灰军装，我们这些军官身上都还扎着武装带。这身军装把敌人迷惑了。
敌人这愚蠢的举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和团长简单交谈了几句，决定趁这个机会整理一下部队，调整一下弹药。我们团的伤亡的确很重，当我们把四散在这长达两千米的阵地上的战士们集合起来一看，活着的不到半数了。同志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但情绪却都仍然很好。我们把部队整理好，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我们刚要重新区分战斗任务，突然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在敌人的背后爆响起来——十一军的部队打上了!这个打击对于敌人是这样突然。被我们吸引过来的敌人迅速将兵力转向后方，我们阵地前面，顿时呈现出一片混乱。正在这时，接到朱军长的命令：向敌人出击!敌人溃退了，我们尾随着溃乱的敌人，向会昌城冲去。会昌战斗和壬田战斗两役，起义军共歼灭钱大钧部六千人，缴获枪支两千五百余支(挺)。
起义军取得了胜利。而朱副军长在战斗中那种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大将风范，更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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