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二日，教导团留守潮州，朱德同志率九军和二十五师驻三河坝，我二十军先头部队分批向汕头、揭阳挺进。经一个多月紧张行军和作战的我们，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高兴极了。每个人都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洗洗澡，理理发，缝补衣服、鞋袜……还希望能在上级筹款后，发点零用钱。可是，由于我军初进广东，敌情不清，立足未稳，部队还是处在紧张的备战状态：无事不准外出、背包随时捆扎好，挖掘工事，搜拢韩江大小船只停泊在渡口，以防万一。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潮州一带的革命火焰虽然被国民党反革命暂时扑灭，但革命的影响依然存在人民的心底，因此当我们进驻潮州后，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又重新活跃起来。“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口号、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宣传队的同志最忙，到处组织小型群众会，街头讲演，到处聚拢着人群，到处呼喊着革命口号。
九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团卫生队长田仙甫同志跑来，急促地对我说：“敌人来进攻我们，部队已全部进入阵地，你和龚凯同志(担架排长)尽快收拾东西，情况紧急时，把那些医药书籍带上到江边找我!”说着背起药箱，带着医生护士就走了。太阳一竿子高时，我们的警戒线上响起了剧烈的枪声，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钟，枪声渐渐稀疏。“嘿!敌人又被我们解决了。”我欣然地这样猜测着，可突然龚排长撞进门来喊：“小张，快走，敌人进城了!”
“这些东西怎么办昵?”“算了!”他拉住我就往外跑。我喊着：“书!队长的书!”回身抓起书包跟他向街上跑去。人群在街上惊恐地跑着，叫着，商家关门上板，乱乱哄哄。敌人砰叭地打着枪，从西门拥进了街道。我俩在人群里一股劲地向江边渡口猛跑。
我们教导团的部队，和各部队在潮州的留守人员都集中在这里。我到处找着田队长，待我到江边，他已和卫生队部分人员以及团部别的单位的同志约二百来人坐了几只船，驶向下游去了。
我急得破着嗓子喊着：“队长!队长!队——长!”“我们到汕头去了，你坐后边的船……”“小张!别急，跟我走!”龚排长安慰着我，拉我去上船。可是人这么多，我年龄最小，才只十三岁，哪能挤得上呢?还好，最后剩下一只载石灰的小木船，龚排长带我和三师师部宣传队的几个女同志跳了上去。前面的部队刚上岸，敌人就追到了江边，我们这只石灰船由于过重，还在江心里摇。敌人朝我们打起枪来，我们挤卧在石灰上，紧张极了。划船的老板却很镇定，他一面狠劲划，一
面说：“不要动，没事!”我们这只船终于靠上对岸，敌人打了一阵枪，无可奈何地回去了。我们部队全部集结在江北岸的山坡上。夜幕徐徐降下，同志们望着失去的潮州城，听着敌人不时发出的冷枪声，激愤地咒骂：“黄绍嬷，这个老狐狸!正面拼不过，竟抄起老子后路来了!”团参谋长卜心田面色非常难看，坐在一块石头上，低着头，一声不响。
天黑以后，忽然从汕头方向射出簇簇探照灯光，光柱交叉着刺破漆黑的夜空。不少同志被这意外的情景所惊动，呼呼啦啦跑上山头，眺望着、沉默着、担忧着：汕头，三师师部，六团，我们的前线怎么样了啊……当时，探照灯只有军舰上才有，我们没有军舰，更没有探照灯，这一点常识大家都知道，大家同时知道主力三师在汕头，现在进攻我们的敌人来自汕头方向，这些都证明：汕头情况严重!既没有布置宿营，也没有布置露营，同志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挤在一块儿，注视着空中那无数正在移动着的探照灯光，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睡，都在默想着我们应该到哪里去?翌日拂晓，哨兵在山头上突然喊：“有一股队伍朝我方向走来!”等队伍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我二十军一师特务营，在揭阳汤坑的战斗中与主力失掉了联系……从他们每个人腰里围着的驳壳枪子弹袋上的拉弹带(有的还一条一条地垂拉在外面)和三百余人的特务营现在只剩下近百人就可以看出，他们曾和敌人进行过多么残酷的战斗。
“主力到哪里去了?”团部副官长激动得面色铁青，眼珠都快冒出来了。“去向不明。”特务营的同志擦擦脸上的汗水沉重地说。这一严重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办?难道……”几十秒钟的时间，都在我们的沉默中过去了。突然，不知谁这样吼起来：“到三河坝去!”“对!去找朱军长和四军二十五师!”部队进行了一番整顿后，立即向三河坝出发。我们这支队伍，一天一夜没有吃饭，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向三河坝前进。走了不到十里地，前面响起了枪声，我们稍松的心弦又一次绷紧。他妈的，又碰上了敌人。
部队马上占领了路边山头阵地，准备决一死战。一会儿枪声停止了，原来是当地的农民武装，见来了队伍打了几枪。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我们是潮州来的革命部队，非常高兴，主动告诉我们，东江地方农民武装很多，大小村庄都有炮楼，有革命武装，也有反革命武装，一般习惯是不愿让队伍进村庄；这里人见枪如命，以往战败了的部队是很难通行的，除非是把武器放下，不然，他可以同你拼命。不过还好，他们愿意沿村接力给我们带路，并派人在部队前面向沿村送信联络，免得再发生误会，这使我们很感激。
太阳偏西，我们到达一个村庄边山坡上的柑树林里休息(这是当地群众指定我们的露营区)。副官长派了两名同志和带路的群众去村里联系。又渴又饥又疲劳的我们，躺在柑子树下，望着一抬手就可摘到的黄澄澄的柑子，舔着干裂的嘴唇，多么想吃一个呀!一会儿，我们团部副官处的同志，领着很多挑有稀饭和碗筷的老乡来了，我们兴奋得跳起来接过饭担子连声道谢。老乡们一面招待我们，一面向柑子树上张望，似乎在观察我们是否偷吃了他们的柑子，可是地上一块柑子皮也没有，树上一个柑子也不缺，群众伸出大拇指，脸上带着激动的笑容和我们谈呀，笑呀!虽然我们不大懂他们讲的客家话，可我们的心融汇在一起了。
在我们出发时，村口上站满了提柑子的老乡，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我们手里送柑子，我们谢绝了。我们虽没吃上他们的柑子，但他们的这种深切情感，着实感动了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我们一直在深山峻岭的崎岖小路上走着。路虽难走，可是每天都能吃到饭，喝到水，几天来都是在安静的日子里度过的。
一天，听说距三河坝仅剩三十里了，我们高兴得都跳起来。可是，紧接着就又传来了撕碎人心的消息：“三河坝的部队撤走两三天了!”原来，在我们失守潮州以后，驻守三河坝的我四军二十五师也和广东军阀展开了激战，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弹尽粮绝，退出了三河坝，向蕉岭方向去了。
我们这支“孤军”——教导团——处境非常严峻，怎么办?不容有丝毫犹豫!这时副官长握起拳头大声命令：“改道，向蕉岭前进!”我们一心要赶上二十五师，每天晓行夜宿，加快脚步，前进着，探听着。我们经过峰市、蕉岭，直到进入福建的武平县境，才探听到距二十五师部队不远了。
当我们距武平县城二三十里路时，只要碰着一个由城里出来的老板就争着问：“城里的队伍是今天到的吗?”“是第四军的吗?”以后我们明明都知道这些情况了，但一股难以形容的心情，还是驱使着我们不停地问下去，路过的老板们只好由队头答起：“是……是啊……今天到的……是第四军的，这些队伍可真好呢……”一直要答到队尾才能歇口。
黄昏，我们终于到了城里，和二十五师的同志们会合了。又见到了朱德副军长，我们见面的时候，互相握着手，激动得满肚子的别后话，就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但我们心里都明白：分别后的十几天，是艰苦的十几天，又是不平凡的十几天，现在无论怎样，我们总算又在一起了!太阳刚露头，我们这支数千人的队伍，在朱德副军长率领下，向江西挺进。
为了食宿方便，部队分成了两路：教导团走筠门岭，二十五师走寻乌。我同龚凯同志随二十五师前进。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中，是有名的常胜铁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自潮州、三河坝战斗失利后，既没有得到休整，又没有物资供应，这支部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我们照旧穿着南昌起义时穿的、又经过长期行军战斗早已被汗污磨碎了的破单衣。
南方大山里的十月天虽然不像北方那么冷，可是风宿露营的我们，在那种夜凉寒露中还是冻得受不了，我们只有抱膝背靠背地挤在一堆，用身体来温暖身体；草鞋穿烂了，长期打着赤脚走山路，脚掌磨得像猪肝肺，又紫又黑，走路走麻木时，还稍好受些，最难过的一关是早晨的出发，经过休息一宿的烂脚，简直不能沾地。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又遇上南方倒霉的发病季节，拉痢、打摆子的天天增多，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眶塌成了黑窝窝。我们又没有医药来治疗，也不大懂得依靠群众，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忍受!只有痛心!当部队到信丰会合时，上千人的教导团，几乎减少了一半，有病、体弱的同志掉了队；意志薄弱的人脱了队。
二十五师在朱德副军长率领下，减员好一些，但由信丰出发到赛泉圩宿营的第一天，师长不见了，第二天，三个团长也不辞而别了。在这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同建制的部队，越来越混乱。一排、一班，甚至于一个人都自由行动起来了。每天都是出发人多，路上人少，宿营时人又多起来……部队出发前，九军朱德副军长照常下达行军命令。可是，到哪里去找接受命令的单位呢?有时通信员只好拿着命令站在岔路口，看到个排长，把命令给他看看，看到个班长也给他看看……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利用一切机会给部队讲话，教育我们。
有一次，在出发前，朱德同志带着非常恳切、激动的神情向部队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的处境确实很困难!可是，我们是工农的革命军队!既然是革命军队，就应该拿出最大的毅力来克服最艰巨的困难!困难吓不倒我们!这次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终究是会胜利的……”他这些话，紧紧扣住我们的心，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动的。
他讲到军队纪律时又说：“同志们，我们是工农的革命队伍，不能因为困难就去冒犯工农群众的利益!”他还常常讲些以弱胜强、由失败转为胜利的小故事，来启发和鼓舞我们的革命信心。部队改变了过去行军从早走到黑的办法，走十里路有小休息，三十里有大休息。而且，王尔琢同志每天出发前，都要照常宣布一下：不准擅自离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等等行军纪律。从此，部队的秩序和纪律焕然一新，大家的觉悟也大大提高了。《星火燎原》
谁在收藏
浏览：93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