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赣东方向进发。除了彭指导员、彭援华和我分配在参谋团外，其他二十七位同志都分配在朱德副军长的第九军、叶挺军长的十一军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
这时，正值三伏，烈日当空。我们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的换洗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像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等都背着步枪，弹带里的子弹都满满的，乍一看，简直看不出她们是女孩子，我们都称她们是“大力士”。我因为身体瘦小，只是随身挂着一支驳壳枪。
杨庆兰当时只有十七岁，是我们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在行军中才入党。她的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同志们对她的勇敢和射击技术都非常羡慕。
还有王鸣皋身体瘦而高，脚是曾经缠过又放大的，可是她也非常勇敢，又能吃苦，行军中数她背的东西多，什么苦事她都跑在头里。
我们的行军生活又艰苦又有趣。起初，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急任务，一天走上百来里路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倒不觉得怎样吃力，因为在武汉军校受过半年的训练，只是天气炎热，走路就苦了些，整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们脚上大都起了疱，脸上的皮肤也晒得像紫铜似的。因为茶水供应困难，汗水又淌得太多，感到舌枯唇焦。偶尔在路旁发现有条小溪，就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忙从腰间取出漱口杯来喝个不停。
晚上宿营的时候，由于白天过度疲劳，不论什么场合都能呼呼入睡。我们有时睡在露天，有时睡在田野旁。假如能找到一块门板或一条板凳的话，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也严格遵守纪律。用了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借用的东西，临走时一定要归还。群众也热情地对待我们。记得有一次我的布鞋穿破了，这晚宿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房东是一个年轻妇女，我和颜悦色地问她：“表嫂，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草鞋？”
她看看我赤裸着的双脚说：“今天晚上太迟了，店子已经打烊了。”
这样，我便回到宿营的堂屋里去了。
我回到住房不久，一个孩子来叫我到他屋去，那位表嫂递给我一双半新的布鞋说：“这是我男伢子的鞋，你试试看合脚不合脚？”
“再好不过了，表嫂，这双鞋值多少钱啊？”我高兴得叫起来了。
“你们革命军是讲道理的，不像国民党反动派那帮强盗，见了我们的东西就抢。”表嫂提起国民党来，咬牙切齿地数落不停，却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经过再三推让，我实在拗不过她的好意，只得将布鞋收下，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双新的线袜子送给她。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表嫂依依不舍地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外。
一星期以后，部队来到了抚水河边。敌人早有戒备，将所有的船只拖走，我们连一只船也找不到了。
当我们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忽然传来命令：“同志们，这儿的河面不宽，水深及腰，大家一起徒涉过去。”
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很快地就一个个“扑通扑通”地跳到水中。我们女兵们呢，虽然动作没有他们男同志那样迅速，但也决不落后。我们手挽着手，由前面一个同志喊“一二三四”，就一同跳到水里。
这时，抚水河人马翻腾，不到一小时，便顺利地到达对岸。
进入抚州城，宣传队四处出动，满城张贴革命标语：
“打倒土豪劣绅！”
“土地归还农民！”
“军民是一家！”
由于我是江西人，讲话时老表们都能听懂，便参加了街头宣传。这时，抚州城内有钱人大都逃离，贫苦的人们都以好奇的心情围拢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听得很起劲，有的一面听，一面点着头，有的指手画脚地说：“女兵讲得倒蛮有道理，穷人要翻身，非打倒土豪劣绅不可。”
在这三天的宣传中，我深深体会到党的政策是深为工农群众所拥护的。
离开抚州以后，我们行军的路线便由平原进入了武夷山区，到处是高山峻岭，整天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
走过一峰又一峰，崎岖的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有的人由于身体支持不住，睡意，为了驱除疲劳，大家都拉开了嗓门，唱起歌来：
“走向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震荡山间，冲破了黑夜的沉寂。
在首长身边的日子
我们因在参谋团工作，在行军时就常常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的称呼）的一些首长在一起。
恽代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武汉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对待同志和学生和蔼可亲，同志们都很爱戴他。从南昌出发以来，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匹马骑，但是他却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自己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还经常指导我们宣传队的工作。有一天，他和我们谈话说：“你们要善于把我们的革命目的向老百姓宣传，使群众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就会得到胜利……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家……”他越讲越起劲，还给我们讲了些俄国十月革命的英勇战斗故事。最后，他说：“你们要牢牢记住，要消灭几千年来的阶级压迫，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来。”这些道理，对于我们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每当我极度疲劳、支撑不住的时候，一想起代英同志的话，就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从南昌出发以来，我和彭援华一直跟随在周恩来的身边。每天，当行军休息时，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下就呼呼入睡了，往往一觉醒来，看见周恩来书记还在油灯下工作，或是走来走去，默默地沉思。
在首长身边工作，得到的教诲比较多。周恩来同志不但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时常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严格要求自己。”一天晚上，我们参谋团几个女同志正在灯下聊天，周恩来书记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身边。大家要求他坐下来一同聊天，他兴致勃勃地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专攻军事，继续深造。”“真的吗？”我高兴得跳起来。“参谋长，你可别忘记啊！”大家都高兴地喊起来，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怎么不真？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上，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过同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
这天晚上，援华和我谈得很多很多。周恩来的谈话，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美好的远景，使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救护工作
我们三十个女兵，经过这些天艰苦的长途行军，不但没有一个累倒和掉队的，而且一个个都把身体锻炼得挺结实。
会昌战斗打响了，我们当中像杨庆兰、谭勤先她们身体特别壮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抢救伤员去了，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祠堂里担任救护。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单是床铺就伤透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一时真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战斗残酷，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受伤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也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但医院的设备条件十分简陋，药品不够，医务人员缺乏，我们虽然沿途学会了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但对重伤员却无能为力。本来有些伤员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但事实上却办不到，我们只好每天给他们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那时天气炎热，一些伤员又染上了流行病，我们的护理工作就更紧张了，简直是不分昼夜。有时忙起来，我们只能在病床前面偶尔瞌睡一小会儿。
就这样在瑞金城内住了一星期。一天傍晚，援华匆匆从外边回来，神色很紧张地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对我们说：“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了，向福建汀州进军，轻伤员有的用担架抬，有的跟我们一同步行。”解散以后，大家立刻进行出发的准备。
九月中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我们陪同一些轻伤员步行，沿着河岸向汀州出发。
行军两天，进了汀州城。城内福音医院的傅连院长，接受了党对他的委托，把全部伤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看到伤员们有良好的治疗条件，我们的心如同一块石头落地。
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二十四日，先头部队已到达汕头。
第二天，我和王鸣皋同志被分配到潮州邮政局检查信件。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左右，正当我们在紧张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由远而近。我们连忙整理好文件，就往楼下跑，迎头遇到老局长，他极力拦阻我们，恳切地说：“外面正在进行巷战，你们大军已经退出潮州，我已叫他们把铁门关紧了，你们女孩子此刻往哪里跑呢？我们邮局是守中立的，你们暂时在这里住一下吧。请相信我，我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俩再三要求局长放我们出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局长怎么也不答应。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和鸣皋两人只好默默无言地坐下来。
傍晚时分，街道上枪声全部停止。局长走到我们的面前，神色紧张地说：“同志，今晚就请在这儿暂歇一宿吧。还有，请你们将‘红带子’拿下，明早我差人送你们到红十字会医院去。”
此刻，我和鸣皋都意识到我们已经跟部队失掉联系。
在不安中过了一夜。天一亮，局长派人送我们到潮州红十字会医院。一个穿短衣的工人把我们引到厕所间，那工人将门打开，我一看，不觉失声地叫了起来：“啊，勤先，你怎么也在这里呢？”
我们三人见面后，互相诉说着各人的遭遇。勤先是分配在电报局工作，巷战开始，她急忙回营，谁知途中遇到敌人，不幸负伤，而后也是由老百姓送到红十字会的。
过了一小会儿，那工友在厕所门上挂了“女厕所”三个字的牌子。
我们三个人在这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有专人给我们送来两顿糙米饭，这样的日子是难熬的，我们都感到莫大的痛苦。
勤先爱说笑，有一次，她用诙谐的语调说：“你们别那么愁眉苦脸呀，古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该晓得呀，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要更能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到了第八天，勤先的腰伤逐渐痊愈，能自由活动了，忽然那工人对我们说：“医生请你们去谈话。”
我们去见了那位医生。这医生约三十开外，看来是同情革命的，他跟我们谈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安慰了我们一番。医生的太太还自告奋勇给我们裁了三套便衣。
三天以后，医生又对我们说：“这个医院收容的都是作战双方的伤员，其中大部分是你们的伤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暂时在这里做看护工作好吗？”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个为战友尽力的机会，也是很难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跟在医生后面，来到伤员的病房。第一间大病房里，住了二三十个伤病员。当我们走近一个伤病员身边的时候，他睁大了眼睛仔细望了望我们，然后轻声地问道：“医官，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我们用苦笑回答了伤员同志的问话，连忙向他点头示意，就在这一刹那，我们几乎流了泪。
从这天开始，我们细心地看护着自己的伤员同志。后来，我们进一步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从潮州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星火燎原》
浏览：152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