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武汉的气候很热。这天正是星期天，我很早就醒了，躺在病床上，盯着墙壁上那单调地晃动着的钟摆，等着军校的同学们来看我。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全体学员，齐集在南湖阅兵场上，听候检阅。天正下雨，我们从军校驻地一气跑了十七八里路赶到检阅场。因为过分疲劳，又受了凉，检阅后听讲演的时候，我眼前一阵昏黑，猛地栽倒了。据医生检查，发现我患严重的贫血症，只好入院疗养。
经过十多天的医治，病情慢慢好转，我的心却渐渐不能平静了。这正是极其动乱的日子。当我们西征攻打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局势的严重，在西征回师以后，形势就更加紧张了。来院看望的军校同学们每次都带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军队；武汉政府的要人汪精卫、孙科之流正和蒋介石眉来眼去……在这瞬息万变的险恶局势下，我却拖着瘦弱的身体，躺在病床上，想起来真让人焦急！此刻，我更急切地盼望军校同学来，希望能得到点新的消息。
下午，褚志元战友来了。她走进病室，刚坐在床边，就轻声对我说：“毓秀，外面局势很严重，汪精卫已经正式叛变。杨队长昨天上午向我们宣布解散女生队。”她接着向我复述了杨队长讲的话，“同志们，不要悲伤，勇敢地抬起头来吧。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只要你们时时刻刻都保有一颗为革命不怕任何牺牲的决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终究会有一天雨过天晴，蒋介石会被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会被我们中国人民赶出去……”
我呆呆地望着志元那悲愤的面容，讲不出话来。
志元叹了口气，继续说：“现在全校同学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这些女兵又大都是无家可归或者有家归不得的人，这怎么办？……”
我问志元：“你打算怎么办呢？党有没有指示我们如何撤退？”
“彭指导员和援华等同志已经随叶挺的部队到南昌去了，其他同学有的准备到苏联去学习，有的转入地下工作。我这不争气的腿寸步难移，没什么办法好想，打算先回南昌，准备明天就动身，今天特来向你辞别。”
我们就在相对无言中分别了。我目送她出了病房，看到她的背影，我的内心泛起一种难言的隐痛。
在痛苦中又熬过了几日。七月下旬的一天，女生队同学陶恒馥大姐又来看我了。我一见着她，就看出她脸上是那样紧张，我的心不由得“扑腾扑腾”地跳起来。
“局势更严重了，国民党开始屠杀我们了！”她一进门，机警地看了看左右，附着我的耳朵说：“在汉口，已经可以看到人头悬挂在电线杆上……”说着，她竟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往后，”毕竟还是她先开口，“……都要改变了。我已经接到军校党组织的指示，明天就要动身到上海去，然后去苏联学习。这些天，学校正在到处抓人，同学们大都走了，你出院后决不能再到军校去，你可以到汉口我姐姐家里去待一个时期再说。”
“再见吧。”她向我告别的时候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坚强地生活下去，战斗到底。有一天，我们会在胜利的欢乐中重逢……”
又走了一个亲密战友，我的心更加沉重，这一夜，几乎没有合眼。最后下定决心不管身体如何，我一定要离开武汉，赶上革命队伍。又过了一天，当胡公冕同志来看我时，我便恳求他帮我离开武汉。他让我自己设法离开这里去南昌，并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送了我一些“国库券”（武汉政府发行的钞票）。
第二天，我匆匆地办好了出院手续，便住到陶恒馥的姐姐处，她为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船票，又送给我两套便衣，直把我送到船上。经过九江，七月三十一日，我到了南昌。
在南昌，我住在高安客栈，凑巧褚志元同志也住在这里，她告诉我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我们的指导员彭漪兰同志和军校好多同学都住在南昌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去看她们。
当天晚上，我和褚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证实：“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黎明，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第一面红旗在晨曦中升起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总指挥部的屋顶上。
“让我去吧！”
八月一日的早晨，南昌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
我怀着立刻要参加战斗的激/情，迎着那招展的红旗，跑到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前敌指挥部去看彭指导员。
沿路上，我看到南昌城完全变了样。满街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街道上巡逻的武装部队都是颈上挂着红带子的起义军，他们那威武的雄姿，整齐的步伐，一望而知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看着这一切，我高兴极了。
彭指导员一见到我，就异常兴奋地谈起起义军的情形，并且告诉我：“起义军八月五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我听了这消息，立刻恳求她：“指导员，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喽！”
她热情地说：“我马上带你去见周恩来同志，他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
见了周恩来，彭指导员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且替我说了几句恳求的话。
周恩来书记朝我望了许久，笑了笑，然后又摇摇头说：“不行！这次行军，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如果半路上病倒了，那可不是好玩的。”
听到这话，我真像冷水浇头一样，非常失望。但我决不就此罢休，还是再三恳求周恩来：“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无论如何请你答应我的要求！参谋长（我们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称呼），你千万别小看我们这班女兵啊！”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语气缓和了些，但他还是不答应我随队。他说：“既然身体不好，还是稍缓一步吧！留下来干地下工作，不也同样干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呢！”
“不，不！我坚决要去！参谋长，让我去吧！我保证吃得消。”我还是一个劲软缠硬磨。
这样纠缠一阵，周恩来看我实在坚决，才半气半笑地说：“咳，你这个小鬼……好，就一道去吧！”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高兴得立刻跑到旅馆，把这消息告诉褚志元。
褚志元在军校受训期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很困难，后半学期停止了学习。当她得知我将要随军出发的消息，又喜又急，竟抱着我的头哭起来。我连忙安慰她：“别难过，党决定叫你到武汉去搞地下工作，不也一样是为了革命吗？”
第二天，彭指导员告诉我，周恩来书记决定把我留在参谋团里，这几天就帮助彭指导员做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这时，谭勤先也跟随着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过鄱阳湖赶来南昌。计算起来，连同其他同志共有三十个女兵。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军校的同学，少数是来自何香凝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这便成了人民军队里的第一批女兵。《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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