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震华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九月牺牲于汤坑战斗，是我的亲密战友)当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给我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我曾问他：“为什么党不照他的主张办事呢?”他笑着回答我：“权在陈独秀手里，陈独秀怎么会听毛泽东同志的话呢!”我俩相对默然。小刘是和我一道从四军政治部“遣散”出来的，一块儿住在武昌的一个小旅馆里。当时我俩议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办?到哪里去?最后决定坚决要求到军校去。
恽代英同志是武汉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有名的青年运动的领袖。因此，我俩就跑去找代英同志，代英的答复是“想办法”，要我俩等两天再去找他，并约定了时间。恰巧这时，刘力劳同志来找我，并约定介绍我和陈震华同志到贺龙同志部队去工作，因此，小刘一个人到军校去了。刘力劳同志突然于六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到旅馆里来找我，我们俩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而我内心比他更高兴，因为我们是在北伐河南时分离的，已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了。他是我参加革命后对我影响最大的同志，我当时可算是“流落”在旅馆里无所依靠的人，所以一见面，心里话好像很多，但又不知从何谈起。还是他先问我：“今后怎么办?”似乎我的遭遇他已经完全了解了一样。我给他的回答，好像他也早已估计到了一样，他的回答是：“没有话讲，当然只有继续革命。”同时，我也把我和小刘已经去找过代英的事告诉了他。
他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武汉工人纠察大队的大队长，已到贺龙部当警卫连长了，并告诉我：贺龙同志已升为第二十军军长了。接着他就问我：“你愿不愿做军事工作?如果愿意，就来接替我这个连长。”我立即回答他：“当然愿意，但我怎么能够接替你?”他告诉我：“贺龙同志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并且已经决定要我当警卫营长了，只要我介绍，贺龙同志一定会同意的(以后我才知道，力劳同志当时已是二十军军委委员之一)。”就这样，我答应了他，并且感到能和他一道工作，真是心满意足了。当时，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好像力劳已经预先知道农民运动讲习所快要解散了一样，他又问我：陈震华会不会愿意做军事工作?并说：“如果愿意，我也能介绍陈到贺龙部去工作。”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代陈回答：“他一定愿意。”然后力劳和我约定，要我去找陈，并一同在六月三十日到他的连部去找他，再一同去见贺龙同志。力劳和我分别后，我就去找到震华，把力劳来找我要我到贺龙部去、并要他也去工作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他当然十分高兴。
六月三十日上午我就和震华一道去，先找到力劳，随即把我们引到军部的会议室，然后力劳就去告诉贺龙同志，不过三分钟，贺龙同志就和周逸群同志一道进来了，他俩都笑眯眯地和我们握手，要我们坐下谈。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我和震华都小心地等待着他们的谈话，周逸群同志当时是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
贺龙高大威武，但因为他总在笑，感到他更和蔼可亲些，周比贺矮小得多，很沉默。首先还是力劳同志把我们的姓名一一介绍后，就由贺来谈我们的工作，贺龙同志说：“你们来工作，好得很，现在正缺两个副营长……”
力劳插话问贺：“我的工作决定了没有?”贺转向力劳反问：“你不是早已确定了当警卫营长吗?”
力劳回答：“如果我的工作已经确定，那么我就建议罗某某(我原来的真名——作者)来接替我第一连的工作。”
贺毫不迟疑地说：“好!好!好!就决定罗某某当第一连连长，陈震华当某某团某某营的副营长。”并转向周逸群，问他有什么意见，周逸群表示完全同意，然后又问我和陈有何意见，我和陈当即表示服从命令，于是贺就拿着纸笔写命令，并要我们把姓名写给他看。然后要我们立即到职。这第一次和贺龙同志见面，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他是真正革命的，是听共产党话的，同时他的性情是最痛快的。力劳是共产党员，贺龙同志是知道的，警卫营第一连是手枪连，随时都在他的身边，对他的安危有直接关系，而我年轻矮小，身单力薄，根本不像一个武人，但贺龙同志听力劳建议决定我当连长，根本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次日，即七月一日，我和震华分别到职工作。很快，形势更加紧张了。
七月六日下午在武昌举行了就职大会。这个就职大会，是为了唐生智就任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张发奎就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贺龙同志就任第二十军军长而举行的。但是，唐生智根本不到会，很明显，唐生智准备公开反革命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征兆不妙”，大会场中很紧张。我记得贺龙同志态度最坚决，他说：“我一定坚持革命到底!”而张发奎的讲话，口头上是讲革命，但我们知道他已被汪精卫从思想上、政治上俘虏过去了。投降主义者的代表也讲了话，中心是要坚持国共合作到底。当时，坚持国共合作到底的口号，我和好多同志都感到十分厌恶了。我们知道，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就在七月六日左右，有好多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他们来，第一是因为他们在本地不能立足了，第二是这些队伍中的共产党员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而做的工作。所以，这些队伍的到来是完全秘密的。有一天午夜，我连就突然接到命令去一个什么地方迎接过一支这样的队伍，还有一个午夜，我连又奉命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取过几百条枪。这些枪，是工人同志藏起来的，贺龙同志高兴极了，他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了我补充，工农同志显然愿意到我这里来。”上级为了整顿我这个连，把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老排长都换了。第二排的新排长是吴慨之同志，是中共党员。第三排的新排长虽不是党员，但思想是进步的。另外，还调来一个副连长，即唐天际同志，也是中共党员，他们来后，对巩固部队有很大好处，对我也有很多帮助，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
大约在七月九、十日的下午，我们突然奉命出发东行，很匆忙，当时感觉是武汉不能再待下去了，同时也有打回广东去的迹象，离开武汉，我们是被迫的，因此，我们是十分愤怒的。我们愤怒汪精卫，愤怒一切反革命，同样愤怒陈独秀，愤怒投降主义。我连出发，已是黄昏。我们分别搭了几只木船，顺流东下。宿营地是在鄂城县。因为木船走得很慢，我心里有些着急，好像怕发生什么问题似的，在茫茫大江中，我们的船显得太渺小了。小倒没有什么，问题是走得太慢了，很多汽船都追过我们了。
我着急还在心里，战士们就沉不住气了，大家都说：“连长，我们叫一只汽船拖我们走，不好吗?”我说：“那当然好，恐怕人家不肯吧?”大家一致说：“试试看。”我同意了，于是当后面来了一只汽船，大家都尽力地叫喊起来：“同志，请把我们拖上，我们要去赶队伍!”“你们是哪个队伍?”“我们是二十军的。’i“不行，我们还有任务!”“顺便把我们拖上嘛!”没有回答，不理我们了。后面又来了一只汽船，大家又叫喊起来，但是仍没有结果，战士们并不灰心，碰到一只，就叫一只，我也放开嗓子叫，终于叫到了一只汽船。它听说我们是二十军的，就停下来，把我们拖上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因为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在鄂城住了一夜，次日还是搭船到的石灰窑。石灰窑归大冶县管，距县城四十里，通火车，下游十五里就是黄石港。在石灰窑，我们就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贺龙同志作了报告，大意是指出了国民党已经公开叛变革命，已经宣布国共分家，并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因此，他坚决号召大家要革命到底。在干部会上，碰到陈震华同志，我们特别亲热，私下谈到形势紧急，随时都有发生战斗的可能，免不了互相鼓励、珍重一番。
七月十九日晚上，力劳同志到我连来找我个别谈话，他说：“我现在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好吗?”我答复说：“当然好，我不是老早就向你要求过吗?”他又说：“加入了共产党，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绝对服从党的决定，就要绝对遵守党的纪律，还要严守秘密，这些你都能办到吗?”我回答：“我有决心!一定做到!”然后他说：“好!我相信你能够办到，从现在起，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你要记住：今天是你最光荣的一个日子!”当时我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我曾经在武汉两次要求力劳同志介绍我参加共产党，他总是回答我：“慌什么?不慌。”我知道，这是还要了解我，考察我。在石灰窑，力劳亲自找我谈话，主动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当然觉得有着无限的光荣!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石灰窑，永远也不会忘记力劳同志七月十九日在石灰窑介绍我参加了伟大光荣的共产党。
七月二十二、二十三l日，我们部队开到九江，大概住了一两天，在九江，我连副连长唐天际同志调走了，以后知道，唐天际是被调到革命委员会去工作了。新调来的副连长是个留法学生，名叫南觉昆。七月，我军全部乘火车到达南昌，并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部队为什么原因要到南昌?当时我是不清楚的，只记得人们估计是要打回广东去。和我们二十军一起到南昌的部队，还有叶挺同志所领导的第四军和十一军各一部。
同时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到了南昌。我连一到南昌，我就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自己不敢上街，同时也不准战士们上街。大概在三十日，军部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贺龙同志宣布：不准到处乱走。并说：“要把自己驻地的街道巷子搞清楚。”我听到这个报告，更加确信一定会有事情要发生了。我连驻在西大街中华旅社内，二十军军部就驻在斜对面“圣公会”内。
七月三十一l日晚上八点钟，力劳同志亲自到我连召集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他正式宣布：“为了坚持革命，八月一日凌晨要举行起义。你连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军部的安全，现在让战士们休息，十点半作战斗动员。”这样一来，我和干部同志们又紧张，又高兴，心里亮堂了。
起义时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部队的标记，是将白洗脸手巾围在脖颈上，马灯和手电的玻璃上都贴上红十字。战斗动员后，战士们更是十分高兴，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但恨自己没有战斗任务，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军部，大家紧张地等待着，谁也不想睡觉了，都希望起义的时刻赶快到来。
八月一日凌晨二点钟，全市的枪声都响了。大家更加紧张。这时，贺龙同志、刘力劳同志都站在军部的门口，我也站在我们连的门口，街上的部队出现了，颈项上都围着白手巾，马灯、手电筒上都看得见有红十字。十五分钟后，力劳同志命令我连派出一个排去封锁敌第三军军部，原因是攻占这个军部的部队还没有赶到，要我们封锁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跑……于是第一排的同志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敌人的军部。
这个军部离我们连部二百米远，敌人的门是关着的，但敌人从门内用机关枪向外射击，我连虽是用的手枪，但敌人不敢冲出来。又经过一分钟，担负攻占敌人军部的部队赶到了，第一排也就撤了回来，除了第一排第一班班长的一只手指头受了一点伤外，其他并无伤亡，完成了封锁的任务。这个军部的敌人是比较顽强的，地势也比较好，一直打了约四个钟头，最后还是起义部队从侧面翻房子进去，敌人才全部缴枪投降。此时，全城的战斗都胜利结束了。
贺龙同志立即要我和他一道到敌人的军部去查看，当时天刚拂晓，一片朦胧，所以我们进门还要用手电筒照看，走进去一看，有二三十个带重伤的或死了的敌人躺在地上，活着的都当了俘虏了，机关枪、步枪以及子弹箱横七竖八地满地乱丢着，回转身来的时候，贺龙同志说：“要某某团来打扫战场。”
起义后，群众热情很高，街上秩序很好，商店照常营业。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布告也贴出来了，因而也就知道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有：周恩来、宋庆龄、朱德、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邓演达、彭泽民等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种种背叛革命的罪行。
八月二日下午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起义后，贺龙同志担任了起义军的总指挥。起义军的标记是红领巾，我连战士一戴上红领巾都感到高兴，他们都想学穿西装一样地打领结，要我教，我教不来，还是请我们副连长教了。起义后，也准战士们上街了，原来不准他们上街的道理，他们也懂得了。他们说：“为什么不早几天告诉我们要起义呢?”我说：“难道你们不懂军事秘密吗?而且起义前的几天，我也未得到通知，怎么敢乱说呢?”他们都笑了，我又告诉他们：“你们要接受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听话。”起义后怎么办?力劳同志告诉我说：“打回广东去!”并要我们好好向部队做动员工作，并准备随时出发。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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