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一月，解放大西南之战刚刚结束，我们军继续接受了进军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发展的时候，百年来控制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反动派及其在西藏的走狗们，恐惧了，战栗了。他们慌慌忙忙企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妄想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永久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党早就向这些“白日做梦”的人们打了招呼了。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但是反动势力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长期以来，西藏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的农奴社会。人民过着黑暗的农奴生活，生产资料掌握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也就是三大农奴主的手里。农奴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普通的人身自由。统治着西藏的农奴主，为了巩固这个封建的农奴制度，在每一个较大寺庙和贵族家里，都设有监狱，除了最普通的鞭打，还有剜眼、割鼻、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个超过欧洲中世纪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封建农奴制，把西藏人民抛入了苦痛的深渊。因此西藏人民日日夜夜渴望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更加迫切地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前去解放西藏。当时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打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赞助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历来极为关怀，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里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全体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这时祖国大陆只有西藏尚未解放，为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巩固西南国防，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特点，对西藏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示我进藏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作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首长们要求我军很好地担起这个艰苦而重大的担子，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政委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进军解放西藏具有决定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的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布了进军解放西藏的政治动员令，贺龙司令员亲自筹划进军准备。全军部队统一整顿了组织，进行了深入动员教育；大军开进之前，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沿路作调查研究和展开政策宣传，为后续主力部队开辟道路。为保证进藏部队物资供应，军区在部队动员的同时就成立了支援司令部，抽调了工兵、辎重部队和空军部队担任筑路和运输任务。为加强部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各兄弟部队以极大热情，把最好的武器骡马送给进藏部队。为适应高原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队还抓紧时间进行行军、作战、生活管理等项训练，提出“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锻炼口号。……在党的密切关怀和各兄弟部队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我们全军顺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在全国胜利声中，全军热气腾腾，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进军。部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步行了一千多里，来到甘孜。这是我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的地方，红军部队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给广大僧俗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曾任甘孜博(藏)巴(人)政府副主席的爱国大活佛格达，见了我们热情极了，一直把我们让到经堂里，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总司令是好兄弟的活佛，笑声朗朗地说：“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抗日时期，他曾专门派人到青海买了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龛里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津津有味地谈起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那段民主生活，愉快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但当谈到西藏的悲惨现状时，不禁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埃”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当时我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曾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出代表来京谈判，但他们尾巴翘得很高，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撑腰，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我进军解放西藏。格达活佛要求去拉萨劝和，遂率领着僧俗代表多人，打着红旗，一路上宣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和我军严明纪律。反动分子在昌都设下了圈套，他们一打一拉，一面扣留，一面由英国特务福特出面接待格达活佛，要他承认共产党是毁灭宗教的。格达回答说：“我只知道共产党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十几年前就是如此。”就因为这位活佛说了真话，道出真理，被毒死了。此事轰动了全国，激起了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紧接着又一个挑战来了。我们部队行进在康北竹庆地区，周围的喇嘛寺忽然响起了钟声，一群持枪骑马的反动家伙簇拥着穿红袍戴狐皮帽的人，奔上了山岗，吹起了法螺，煽动许多喇嘛群众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不还击，令部队停止前进，带上翻译去和拦路的人谈话，揭穿反动分子的阴谋，反复说明我党的政策。白天风波过去，夜晚又来了一场袭击。战士们像高原虎，从深雪里跃出去，捉来一个穿红袈裟的指挥官。此人一身上层喇嘛打扮，却是个汉人——陈立夫的亲信。蒋介石割据大西南的迷梦行将破灭时，即命令一伙匪徒来康藏勾结上层反动势力，企图建立一块游击根据地，并在昌都、拉萨等地建立了军统分站。据这个改换藏名叫“致清”的“游击司令”供称：一九四九年冬天，就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萨当局的便衣武装护卫之下，从大风大雪里跌跌撞撞地过金沙江来了。给他们在喇嘛寺里布置了任务，要他们利用喇嘛寺的钟声法鼓煽动群众，截断我军的进藏道路。但是我们依靠正确的政策开辟了道路，敌人的阴谋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反共”为名，驱逐住在西藏的汉人。以后，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积极扩军备战，将原有的十四个代本（相当于小团），扩充为十七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美国电台，请来英国教官，调动与训练各地藏军，并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我军。随着我们进军的脚步声，他们更加忙碌起来，通风报信，指挥联络，除将藏军一部分置于阿里、黑河地区外，把号称能征善战又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三、九、十等七个代本和三个代本的一部在昌都一带摆开，企图依据金沙江之险，要我军就此止步。和谈之门被反动派关死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昌都战役。
二
昌都是西藏东部的门户，是我军入藏的咽喉之道，是祖国高原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针对敌人的军事部署，我军根据毛主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指导原则，部队分为两个集团行动。”集团以五十二师、军侦察营、炮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为我主力集团。以骑兵支队和一个步兵团迂回类乌齐，拊敌之左侧背，占领恩达，断敌西退道路；其余两个团从邓柯隐蔽渡江，直取昌都；侦察、炮兵两营担任金沙江正面攻击。南集的团以五十三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主力从巴安(今巴塘)渡过金沙江，经宁静(今芒康)、吞多迂回敌之右侧背，占领邦达，断敌西南面逃往拉萨的退路，并堵其窜往察隅。但在西藏高原上又有它的气候、环境、地形和敌情等种种特殊情形，光敌人布防区从金沙江正面就拉了一千多里。江边到昌都又是七百余里的纵深。如此辽阔地区，敌军地形熟悉，善驰骋。这就使我军会像老虎捕苍蝇，难以捕捉。因此西南军区首长指示：要从外翼作深远的战役迂回，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走得快，就能抓住敌人。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我们命令各路部队以隐蔽行动前进，不露声色。当我担任正面攻击的江边部队打响了，敌人还在梦中。他们认为我军长途疲劳，水土不服等等，飞也飞不过金沙江。他们奏着英国铜管军乐，沿金沙江坚决抵抗。我军从正面把整个敌人的注意力吸住，为分进合击部队赢得了时间。但是时间仍是非常紧迫的，几道门户尤其是西面门户不迅速封死，敌军主力随时有跑掉的可能。因此我过了江的各路部队不顾一切疲劳，猛追，快追！各部队以日行一百二十里到一百七十里的强行军速度星夜兼程疾追。有的边打边追，有的边追边打，有的干脆甩开了敌人插向敌后。高原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空气稀薄，风大阳光强。部队常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线上奔走，越过了雪山草地，冰河急流，森林峡谷，荒榛小道，流沙地带……全军只响着一个声音：抓住它，包住它!不让敌人跑掉!争取昌都战役全胜!
我各路部队在实施千里大包抄的行进展开中，一直牢记着毛主席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要想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在进军途中，我各路部队无论是在大风雪里，在茫茫的黑夜里，或是冰雹劈头盖面打来或大雨淋透全身的时候，从来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战士们饿了，几个人分碗炒面，喝点雪水，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我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人民的经噃、经塔、神山、神树、嘛昵堆等和一切宗教建筑和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和尊重，我军这些行动，在藏族人民面前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祖祖辈辈也没听过见过的“新汉人”来了，躲到深山去的藏胞纷纷回来了。当我军又匆匆向他们告别继续前进时，那些热情纯朴的男女藏胞们尾随在部队后面，有的欢呼“菩萨兵，菩萨兵!”有的主动要求给我军带路，有的修补被敌军破坏了的桥梁道路；纷纷叫回被欺骗和裹胁去与我军为敌的藏族子弟。许多占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头要口阻挡我军前进的“僧兵”，也纷纷倒背着枪回来了。他们说，打这样的“新汉人”，要受神的谴责埃人们看到了真理在哪一边，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我南路部队在澜沧江边的察雅，一次就接受了五百多名被欺骗和裹胁的所谓“民兵”的投诚。在十几天里,共有三千多名“民兵”和“僧兵”携械归顺。反动派原想利用大批“民僧兵” 扭住和拖散我军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在这种形势下，担任金沙江下游防务的第九代本，也在宁静宣布起义了，响应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站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根据我党民族团结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我们对战斗中被俘的藏军官兵，采取了更为宽大的政策，对伤俘给以及时治疗并予安慰解释，对死者按藏族风俗妥善安葬，从我们部队有限口粮里给他们每人匀出一份，他们随军的老婆孩子也享受了同样的优待。特别注意不触动他们身上的“神诰”。对四品以上官员每人发骡马两匹(五品一匹)，并发还私人枪支，向他们进行解释教育，讲解形势和政策。』释放的藏军官兵，每人都发放路费，他们在回去路上和到家之后，积极向群众宣传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称赞毛主席的兵是“ 新汉人 ”， “好心肠的人”。
昌都敌人本以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但是当昌都敌人还在睡大觉时，我先锋部队飞到了。守昌都地区的藏军总司令率领了四个代本和沙王(总督)卫队于十月十八日早晨，急急忙忙离开昌都，企图西撤拉萨。这时已经晚了一步，我西北骑兵支队于同日占领恩达，横越了数百里荒无人烟大草原的先头团，也先后到达类乌齐、恩达等重要城镇，消灭了西逃的敌人。南面门户也很快被封住了。至此我们从四面完全兜住了敌人，十个代本的藏军除少数逃窜外，其余完全陷落在我军部署的大网里。昌都之敌逃到了宗驿山，被大包围套小包围紧紧扣住了，插翅难飞。最后放下了武器，和平解决。
我们深深认识到：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取得昌都战役胜利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而昌都战役的胜利，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步骤。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愈使我们感到“政策就是生命”的深刻意义。
十月十九日，为反动统治者盘踞了多少年的古城昌都升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万众欢呼。昌都战役从十月七日发起，进行大小战斗二十一次，歼敌五千七百余人。这个严重的军事打击，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地起了分化。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感召，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来京谈判，取道昌都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到达北京。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和协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签字的当天下午，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主席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要我们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而努力。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主席指示组织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并决定由张经武同志率领代表团人员，从海上绕道到亚东，先往拉萨安定人心。我和谭冠三政委等带领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并派出先遣支队先行出发。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担负着进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参加昌都战役的云南军区部队已经进驻察隅。
正当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欢呼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定的时候，西藏上层集团中一部分反动分子，却叫嚣起来：“北京签字，我们不认!”替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者也从中挑拨。昌都战役刚刚结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诬蔑中国人民解放自己国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并胡说什么“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还在我军向金沙江边挺进时，美国政府就叫嚷要给西藏反动派以直接军事援助，并唆使国外反动派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挑起一场国际性的民族宗教战争。印度政府于一九五 ○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我国政府，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叹的”云云，公开干涉我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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