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连长、指导员告诉我们说：在这云南边境的哀牢山里，有一群深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迫害的苦聪人，要我们这三人组成的民族工作小组设法找到他们，帮助他们安居乐业，回到各民族大团结的大家庭中来。我们出发前，没法详细调查，只听说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就一个劲往深山里走。
在黑茫茫的森林里，钻了好久，也不见一户人家。丝风不透的大森林里，不见太阳，遍地是淤积的枯树叶，像个阴暗冰冷的世界。我们找到天快黑，也没碰到一个人影。副班长杨克彬说：“住下吧，明天再找。”我和曾益厚同志架起火，烤干了被露水湿透的单衣，吃了点干粮，便在一棵空了心的大树里住下来。可是，很久很久，三个人谁也没睡着。树叶上的水珠滴嗒滴嗒地往下落，就像受尽人间疾苦的苦聪兄弟的眼泪，一滴一滴敲打着我们的心！……
次日早晨，山上起了大雾，森林里更显得阴森凄凉。在茫茫的雾海中，我们又寻觅着前进了。一天又一天，走过一条条峡谷，攀上一层层峭壁，整整走了三天，还是没找到一个人影。第四天头上，我们正打算下山去，突然发现了一个人，正在悬崖上一棵树下采食野果。他个子高大，散披着长发，衣服破烂，腰间像围着一块毛茸茸的兽皮。除了苦聪兄弟，还会是何人！我们兴奋得高呼起来。这一喊不要紧，那人飞身跳下崖坎，霎时无踪无影了。曾益厚说：“追!”副班长赶忙阻止：“追不得，吓得他翻沟跳崖，会跌坏的!”四天的辛苦，总算找到了一点踪影。
我们立刻顺他跑的方向，悄悄地走向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走不多远，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块亮堂堂的天空，亮得人眼都有点睁不开。莫非那里有人家？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霎时把几天来的疲劳忘得一干二净，迈开步子朝亮光跑去，只见有几所芭蕉叶搭的房屋，好像一个小小的村寨。可是一个人也不见。曾听说，苦聪人有个风俗，寨里死了人，马上搬家；家族中的长者说搬家，又会马上迁移。我们三个人，在这空无一人的小寨里，住了一夜，随身带的干粮快吃光了，继续找下去很困难，第二天就下了山。
回到连队，向连长、指导员汇报了情况，副班长有些懊丧地说：“连长、指导员，我们没完成任务！连长安慰说：“不要急，你们辛苦了几天，是有成绩的。”指导员说：“原来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苦聪兄弟不了解我们，这样盲目地去找，不是办法！歇几天，你们分散到傣族、瑶族、哈尼族的村寨去，从他们那里发现些线索，取得他们的帮助，也许会找到和苦聪有关系的人。”按照连首长的指示，副班长去了牛塘寨，我和曾益厚就到了金竹寨。
这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寨子，我们一方面帮助群众搞生产，一方面进行宣传，了解寻找苦聪的线索。不几天，我们了解到瑶族姑娘邓三妹有个姐姐，过去因受不了当地头人的欺侮，跑上山嫁给了个苦聪人。我们立刻去找邓三妹，可是她却一口回绝说不知道。从接触中看出她还有疑惧，对我们怀有戒备，也就不好多问她。我们决定住下去，继续深入地进行工作。半个月过去了，一天邓三妹主动地跑来找我们，一开口就说：“大军同志，我领你们上山找苦聪。”这是她第一次用这样亲昵的口吻称呼我们，而且开门见山地提出领我们去，真使我们喜出望外。她羞赧地说：“你们刚来的时候，猜不透你们对苦聪安的什么心，我不敢说实话，现在摸透了你们的心，走，上山去。”我们把这个喜讯报告给连首长，经过批准，就随着邓三妹，二次上了哀牢山。
她是个三十一岁的老姑娘，不知什么原因未嫁人。打圆包头，爱穿黑蓝色的衣服，会说流利的汉话。路上断断续续，向我们叙说着苦聪人辛酸的遭遇：国民党反动派，总把苦聪说成“野人”，他们的官府派人抓苦聪，他们的兵开枪打苦聪，只要看见苦聪人就叫：“野人下山了!野人下山了!”害得苦聪人想下山定居也办不到，造成他们飘泊不定的生活。…… 邓三妹领我们走进林深处，来到一所草棚跟前。她叫我们在这里等候，她去找她姐夫。等了不大一会，三妹领着她姐夫白大热来了。我们赶忙迎上前去，由于多年幽居深山，加上蓬头垢面和老长的胡子，我们很难看出她姐夫的确实年龄，只觉得他是一个十分苍老的人。他看我们穿着军装，虽然有三妹陪着，还不免有些害怕。经我们再三说明来意，他的神情才慢慢安定下来，并说三妹前几天已经上山来告诉过他了，他相信三妹说的那些话，相信解放军是好人。
这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白大热的草棚里，向他讲说山外面的变化，讲共产党的政策，一直谈到深夜。他听的又是激动又是流泪，最后答应让我们和这里的苦聪人见面。
第二天，天刚亮，白大热的草棚里外挤满了好多苦聪人。有男有女，都带着疑虑惊讶和好奇的表情看着我们。他们的衣服，破烂得不成样子；有的人头发披散，赤着背，下身只围着一块兽皮或破布；女孩子有的还穿着用叶子作成的裙子，偷偷地躲在草棚外看我们。他们每人身上都有紫一块红一块的伤疤，有的化了脓，有的结成痂，连小孩也是。他们过的是原始人“刀耕火种”的生活，不管是夏夜或寒冬，都是靠烤火度过那些阴暗的日子，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火的烙樱。人群中站着个身高体大、腰里围着一块兽皮的人，这人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碰见过的那个采野果的人，他听我们讲了几句话，手一甩，气愤地走了。弄得我们很尴尬。白大热赶忙解释说：“你们莫怪，他叫阿发罢，是个正直的人。是我们苦聪人中的好猎手，打死过三十多头熊。他还不相信你们真心爱苦聪。你们要真心，就在这山里住几天吧!”
从白大热的话里，我们也感到他仍对我们抱有怀疑。当天，副班长下山请示了连首长，经过批准，我和曾益厚同志就在山上住下来。
过了几天，才了解到这一带分散住着三十多户苦聪人。他们最主要的农作物生产是种玉米。只种一小块稻谷用来祭祖，他们叫献祖公。每年春天雨季前，砍倒一片树烧了，随后就用一根削尖的木棒在地上戳一个洞，撒一粒种子。我们白天由白大热和邓三妹带着，跑一架山又一架山，帮助他们劳动，挨家进行访问；晚上同他们一起围坐火旁，给他们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就连那个叫阿发罢的人也对我们开了笑脸。
一天，我们帮他干完活，晚上回到草棚，坐在篝火旁谈起心来。他望着冉冉上升的火苗，向我们说：他们以前拿着山珍野物想到山下换一点盐巴、火柴，都像做贼一样。因为怕国民党的军队抓，下山后，就把东西放在路上，人藏在一边等着。等有人过路，就喊：“救苦救命的好心人，把东西拿去吧，赐给我一点盐巴！若是碰上好心人，就丢下一点盐巴；若碰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员，就大喊大叫：“捉野人，捉野人！这时只好丢下东西，赶快跑。十多年前，他实在受不了老林里的苦日子，跟另外三户人家，悄悄搬到森林边架起了草棚。刚住下几天，黑夜里，国民党地方军队的中队长董小堂，带着兵冲进草棚来把东西抢光了，草棚也烧了，人跑得慢的也被杀了。……我们听了他讲的话，安慰他说：“那些反动派都被打倒了，往后再不会有人叫苦聪兄弟野人了!”他说：“你们的话我都信。”他指着坐在身旁做翻译的邓三妹说：“她什么都说了，你们是道地的好心人!”
又过了些天，副班长领着一伙人上山进行慰问了。来的都是傣、瑶、哈尼各族人民的代表，他们同苦聪一样，都是受蹂躏的民族，世代为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竟然来劝请苦聪下山去祝这使苦聪人很受感动。他们说，共产党是新出的太阳，把哀牢山上下都照亮了。
大约又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常居深山的苦聪兄弟，不愿继续过那不见天的深山生活了，他们结伙走下山来。出山的那天，我们工作组特地组织了各族人民欢迎他们。敲锣鼓，放鞭炮，跟办大喜事一样欢腾。那些能歌会舞的傣族姑娘，穿着花裙，像云雀一样夹在人群中又唱又跳。
人民政府也派人给他们送来好多东西：每人两套衣服，三人一床毯子，锅、碗、口粮、种子和生产工具。苦聪族世代相传的“出老林见阳光”的希望，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实现了。他们定居下来以后，给自己住的寨子起了个名字——新安寨，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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