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指示全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毛主席并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其于四川盆地。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是使蒋介石一百万人马腾翅难飞的一着。为圆满实现毛主席所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必须首先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因之，在军委统一部署下，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邓、贺诸首长指挥下，并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迷魂阵”。
先是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我湖北军区部队，对川鄂边之敌积极展开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重创守敌九十八军，并攻占平利、安康等城。八月底至九月初，集结在秦岭北麓的十八兵团等部，开始向敌秦岭防线实施佯攻，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十月，当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日子，南京人民热烈地欢送第二野战军北上。一列列的火车，从浦口开出，从津浦路转到陇海路。我军到了郑州，人民又在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新华社发出了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讲话的消息。
蒋介石原来就有这样的判断：认为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他认为：在川贵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他判定：“共军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我各兄弟部队从六月开始以来在鄂东、陕南的一系列行动，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原来判断的“ 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它的主力集团胡宗南三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广文兵团控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并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我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地区急进，打算夺取广州，并准备在衡(阳)宝(庆)地区，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这时，我第二野战军的部队，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乘机以秘密和公开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向西南进军了。我四兵团在四野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五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向湘西。随野战军指挥机关行动的三兵团，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四兵团和五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这时二、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在武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们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点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企图。
蒋介石正心神不定，四野在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在此同时，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三、五兵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仍按兵不动。待攻占广州，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后，才开始向预定方向开动。而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则仍佯动，作试探性的进攻。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又进展迟缓，攻而不破，以稳定蒋介石守四川的心理。』装进“迷魂阵”中的蒋介石，这时仍望眼欲穿地注视着川北的秦岭、巴山防线。《星火燎原》
谁在收藏
浏览：168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