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连是营的先头连。进城后，我和连长分开来，他到一排，我到二排。快冲到绥署楼房时，残敌还在顽抗，密集的机枪横扫着。冲在前面的一排，在连长指挥下，扔出一排子手榴弹，趁着烟雾冲了过去。被阎锡山视为“誓死忠贞”的警卫部队，丢下机枪便跑。我紧跟着二排也冲进楼房，向逃敌猛追。追到一个地下室门口，有个敌人正抬头探望，一看见我们，赶紧缩了进去。战士陈勇夫喝道：“快出来，缴枪不杀!”
突然，楼上“叭叭”响了几枪，我命令陈勇夫去收拾楼上的敌人，我提着几颗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脚踢开了地下室的门。里边光线较暗，不见人，只乱丢着一些枪支弹药。奇怪，那个家伙哪里去了？越往里走，越加宽敞。我一边喊着缴枪不杀，一边警惕地往里冲。跨到一个暗室跟前，才发觉门口架着三挺机枪，好多的冲锋枪、卡宾枪、手枪一律对着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一手举起一个炸药包，一手拉着导火索，大声叫道：
“哪个敢动!动一动一个也别想活!”
敌人都认识炸药包，个个吓得往后退。突然，里间屋里响了几枪。我一看，还是先下手为强，趁机把炸药包摔了过去。刚退了几步，轰隆一声，一股气浪冲过来，把我推倒。等我爬起来，只见地下室里一片混乱。我赶忙又喊了一声：“快快投降!不投降再赏你们一包!” “别打，别打!”随着声音，跑上来一个敌人。他穿的便衣，也没戴帽子，慌慌张张向我敬了个军礼，说：“长官，长官!有我们绥署参谋长在，他正要找贵军谈判。”
“谈判什么?叫他出来投降!”
一个穿呢子军服的家伙走了出来，两眼不住盯着我。这时，我上身只穿着一件衬衣（棉军衣在入城以后被火烧着，脱下丢了），棉裤也撕得破破烂烂，露出一朵朵白花。这家伙看了我这身打扮，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装腔作势地问：
“你是什么人?我要跟你们负责人谈判。”
哼!来头倒不小，当俘虏还摆臭架子。我把手榴弹对他一晃说：
“你还神气哩!谈判?我们早已给了你们谈判的机会，你们不识好歹。现在没有什么谈的，只有缴械投降!”
这家伙见我声色俱厉，又在他眼前晃手榴弹，忙陪笑说，他是“绥署”参谋长赵世铃。他们的“孙主任”和“王总司令”都在，早就准备“投诚”哩。听他这么说，我顿时心头火起。这些狡猾的家伙，转变也真快。三天前，我军为了太原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曾派人同他们进行商谈，希望和平解放太原，他们根本不加理睬；就在昨天晚上，他们还下命令死守太原，决心与城共存亡。现在城已破，他们的老窝被端了，又讲什么早准备投诚哩。我说：“少说废话，赶快叫他们出来投降!”
赵世铃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这是我们孙主任和王总司令给徐向前将军的信，请转给他，我们宣布投降了，投降……”
这还像个话，我接过信，命令他们把枪放在一边，人站到另一边。孙楚、王靖国等一伙敌高级军官也都从里屋挤出来，一个个从身上解下手枪、“军人魂”短剑，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
缴完枪，我把孙楚、王靖国的投降书交给赶来的通信员带给连长，转到指挥部去。然后命令俘虏到外边集合。俘虏们蜂拥着出去了，但一会又恐慌地退回来，有的还发出惊叫：
“外边架起了机枪!”
这些家伙，被机枪吓破胆了。我说：“快出去吧，解放军的机枪是不打俘虏的!”他们犹豫了一阵，为了“保险”，又摇着毛巾、手帕当白旗，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地下室。到了外边一数，竟有三百八十多个，除了那三个大头以外，还有十兵团副司令温怀光、三十四军军长高卓之等十多名“高级将领”。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陈勇夫同志顺利地解决了楼上八十多个敌人，正在门口集合哩。我出了地下室走不远，只见好多同志围着一座余火未烬的楼房，愤愤地骂着，上去一打问，原来是那个特务头子梁化之自知罪不容诛，在我军进城以后，同一伙特务畏罪自杀在“绥署” 钟楼里了。这也好，省得我们再开公审大会哩。
太原城里的枪声稀疏了。望不到尽头的俘虏群，正源源地被押出城去。阎锡山统治三十八年的“反共模范堡垒”，宣告毁灭了!（《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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