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就要变成战场，护厂任务更艰巨了。党支部在工会小楼上秘密地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同志们一致地说：党三番五次派周醒吾同志来过，要我们保卫住工厂，现在必须首先扭住这群敌人。周云森同志建议，应该立即召开纠察队员大会，进行紧急动员。
很快，队员们纷纷跑上楼来。昏暗中，看不清人脸，只听见急促的喘气声。我扼要地把情况讲了讲，话还没完，一声声坚定而压低了的声音传进我耳边：
“沙大哥，我们有马同骑，有难同当，只要保住工厂，上刀山、跳火海也不怕!”
“沙大哥，说得对，人在机器在，拆散骨头，也不能让他们毁掉机器!”
听到这些话，我更加感到全身有力。大家的话语虽然不同，但都饱含着工人阶级英勇、坚定的性格。我刚要开口，王阿二同志说：“沙大哥，快说吧，这出戏文唱还是武唱?” 我根据党内的决定，回答说：“这出戏要唱到底，先文唱，后武唱。趁他们（指敌人那个连）心慌意乱，走投无路，我们分头去打攻心战，用各种办法去攻小兵的心，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接着把攻心战的方式，一一说给大家。
队员们领受任务后，个个应声而去。攻心战打到中午，我正要出去了解战果，王阿二匆匆跑上楼来，没进门，他那高嗓音先飞进来：
“沙大哥，好消息，我把敌人的指导员攻破啦，要不要找来见你?”
我一听迟疑了一下。给他们几个人的任务，是去东大门机枪阵地瓦解士兵，他怎么攻到敌人指导员头上哩！我唉了一声，着急地说：“你们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指导员都是些干啥吃的？你能和他唱出什么好戏?”
“我们没找他，是他自投罗网嘛!”说着他端起桌上满满一杯水，一口气灌了下去。拿手背擦擦嘴，滔滔地向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王阿二领着六个队员，借帮助敌人烧饭、劈柴做掩护，跟敌人的机枪班拉上了关系。他编造了一桩故事，装着伤心的样子，向几个士兵说：“唉！兵荒马乱，真叫人伤脑筋啊!”一个士兵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一个表弟，一年前给抓了兵，家里丢下一个老母亲，一群孩子，连饭也没得吃！这一打仗，表弟更生死不明……”士兵们都是给抓出来的，听了这番话，个个伤心叹气，纷纷叙起自己的遭遇。正谈着，突然从背后插进一个声音：“走开! 你瞎谈什么!扰乱军心要砍头!”王阿二一看是敌人的军官，知道大事不好，提着水桶便走。那个军官一步不放，一直追到炉子间旁，低声和气地说：“老弟,请慢走,我有话给你说。” 王阿二站住问他：“你想干什么？”那个军官四处望望，小声说：“你给我套便衣，我给你支冲锋枪。”王阿二看他神色紧张，心下明白了几分：好小子，想换便衣逃走！他把脸一沉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走，见你们长官去!”他连忙赔罪说：“老弟，别见怪，共产党快过黄浦江啦，长官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这个小角色，不想点门路，拚死到底，谁可怜呢！我家就在闸北，有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你帮帮我，永生不忘……”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
王阿二讲完，向我说：“沙大哥，你看他这不是自投入网的一条鱼吗!”
敌人的花言巧语，当然不能轻易相信。我们立刻用各种办法，调查这个人的情况。初步查明，他是五个月前才当兵的。原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因他父亲和师长是朋友，才一跃成了指导员。因此，我们决定向他进攻.王阿二就把他找了来见我.他哈着腰,直称我“沙团长”。原来我们厂曾有伪工会组织的“自卫团”，团长是工会理事长凌仲芳，情况一紧，他夹起尾巴溜了。王阿二说我就是“团长”。我也将计就计摆出“团长”的架子，跟这个指导员谈话。从浅入深，给他讲了些道理，暗示他要找出路，换便衣不是办法。若能自动放下武器，协同我们保卫工厂，解放军来了，会宽大他。又以我个人见解，对他讲了党的政策。他听了不住点头，犹豫了很久，最后，说愿意和连长谈谈。
我又劝导他一番，打发他走后，心里一直不安。黄浦江两岸的枪声不绝，反动派的军队在厂里窜来跑去，吵吵闹闹，很难断定会发生什么事。担心敌人会破坏机器，担心船坞会被炸掉。我正想下楼去巡视一番，王阿二又匆匆跑来，一进门叫了声：“沙大哥，险呐，险呐!”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
“船坞差点给炸毁!”他气喘吁吁地说，“刚才巡逻到老船坞门边，看见两个兵正摆弄这么大的美国小炸弹，往船坞闸门里放。我上去拉着他说：‘炸不得，炸不得／一个小兵眼一瞪，说：‘怎么炸不得，你们想留给共产党!没那么便宜!’他还要动手炸。我急了，吓他说：‘你炸了它，这黄浦江的水会全泛上来，淹了工厂，你们也跑不脱啦／这一吓唬，倒很灵验，他们没敢炸，走了!沙大哥，你看多险!”
听他说完，我也出了身冷汗。船坞是我们厂的重要设备，若让敌人炸了，那可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我鼓励他说：“做得对!快通知纠察队的同志们，要严加守护。”并叫他注意探听那个指导员的情况。
他应声而去了。
一会，周云森同志走上楼来。我问他有什么消息，他兴奋地低声地说：“咱们的军队占领广播电台啦，刚才我在门警老黄那里偷听收音机，正广播呢!”我问他广播些什么，他说：“ 嘿嘿，我一时说不全，等等，我把收音机搬上来。”说罢又跑下楼去。
收音机搬上来，我们关严门窗，轻轻地扭开，立时传出悦耳的声音，正在播送我军的俘虏政策哩。我俩正听得高兴，电话铃丁铃铃响起来。接着传来王阿二的声音：“沙大哥，连长要来见你。”还没等我回话，电话挂上了。
连长要见我?难道说指导员和他串通成啦?见就见，看他搞什么名堂。
不多会，那个指导员和连长来了。这家伙个不高，人挺精。他一进门，眼睛翻巴几翻巴，说：“沙团长，打开窗户说亮话，上海工厂里都有共产党，你敢出口叫我们放下武器，也不是无根无苗。说吧，放下武器给什么保障？”我不知他怀里揣个什么鬼，也不正面回答他，只简单地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他问：“沙先生的话有何为证？”这时周云森同志把收音机一扭：“请听广播!”
这天我军占了广播电台后，正连续不断地对敌人广播。收音机一扭开，里面传出洪亮的声音：
“……国民党军官兵们，你们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快快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对于放下武器的官兵，一律宽待，保障你们的生命和财产，愿回家者发给路费……”
他们听着，愣愣地看着收音机，一言不发。这时我心里着实有些紧张。我入党虽然九年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过无数次的斗争，罢工、游行……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险，可是，像这样面对面和武装的敌人交手，还是头一次。他们想些什么呢?是放下武器，还是翻脸? 过了好一会， 那个连长才有气无力地挤出一句话：“ 好吧，我们回去找排长们商量一下。”
这话是真是假，尚难说定。等他们走后，我和周云森等同志分头迅速作了布置：又选派了几个坚定、勇敢、懂军事的工人，到东大门敌人机枪阵地上去，表面上帮助他们修工事，做饭，烧水，实际上是两大任务：一、准备迎接大军过黄浦江；二、万一发现敌人有什么阴谋，夺机枪，占领江边的阵地。同时，通知全厂的工人纠察队，加倍警惕，防止敌人的阴谋。 等了一夜，敌人这个连也不见动静。他们既不说降，也不说不降。工厂的大门，已被敌人封锁了两天，我们和外边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同志们两天没吃饭了，一个个饿得头发昏。没有办法，只好一杯又一杯往肚里灌开水。周云森同志正和我商量搞吃的，一个队员跑来报告说，他们在江边巡逻，拣到一只被潮水涌上来的鱼船。船上没人，满满一船鱼，已经要发臭了。这真叫“饭从天上来”，我们立刻派人到船上搬来些鱼，纠察队的全体同志大吃起白水煮鱼来。少油无盐的鱼，很难入口，可是大家知道目前正是斗争的紧要关头，就相互鼓励着吃。有的同志说：“不管它好不好吃，先填饱肚皮，敌人不缴枪，好有劲抡铁棍!”
我们这个厂，在上海来说，虽然不算大，但是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上海，是党的摇篮，革命的发源地，自从党在上海诞生以后，不久，这个厂就有了党组织。“五卅”运动前后，全厂共产党员曾扩大到四五十人。优秀的共产党员杨培生同志(一九二七年牺牲)，就在这个厂里。党在上海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这个厂的许多老前辈都参加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后，全厂的工人仍继承着党的传统，不屈不挠地斗争了许多年。一九三九年那次罢工斗争，曾英勇地坚持了五十六天。就在那次罢工后，党的组织又恢复起来，从而揭开了新的斗争一页。抗日战争中，日寇侵占了它，改名为三菱公司江南造船所杨树浦制造工厂，强迫工人制造汽艇、鱼雷和枪炮等武器。党领导我们不断地罢工，破坏机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经常停工。日本投降后，船厂又成了修兵舰和修美国登陆艇的场所，党又领导我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上海著名的“五一”大游行，我们曾冲破敌人的阻挠，撕毁反动标语，走出工厂。……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度过了漫长的黑夜，黎明就要到来了。想到这些，面前就是有刀山，有火海，我们也敢上敢跳。
二十六日夜晚，下起倾盆大雨。巡逻的纠察队员们个个被雨水淋湿，但谁也不肯跑进车间里躲雨。几天几夜没睡了，我巡视回来，坐在写字台旁刚闭上眼，猛然听见有人叫“沙大哥”，睁眼一看，王阿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站在面前。他说：“在怡和纱厂住的那个营长，派人来把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全叫过去了，苗头不对，应该准备一下。”
我听后在想：杨一帆这家伙真狡猾，二十六日上午不是面对面较量过，谈判结果，他同意全团放下武器。现在，深更半夜，又把住我们厂的军官叫过去，想干什么呢？这使我更加不安起来。
王阿二看出我的焦虑，拍拍胸说：“沙大哥，放心好罗！我和一个姓王的排长联络好啦，他要跟我们站在一条线上，营长、连长翻脸，就拉开阵干热闹的。”说着哈哈笑起来。这个同志就是这样，刀压着脖子，他也不会愁眉苦脸。
天快亮的时 候，住在我们厂的那个副 连长来了。他披着 雨衣，斜挎着短枪，向我说： “沙先生，对不起，杨营长有请!”这些家伙，搞的什么鬼呢?为了摸一点他们的底，我故作发怒地说:“你们还想抵抗!解放军已经从四面包围上来了,放着光明大路不走,偏偏走绝路!” “沙先生，莫见怪，我们是不想走绝路的。”他看看旁边没人，低声说，“现在狂风暴雨，浦东又向我们打枪，沙先生，实话说吧，我们是没希望了，枪总归要缴。晚缴不如早缴。可是你先生要明白，杨营长说，你们真的是共产党地下军，我们缴了枪，会有好处；你们若是假的，我们缴了枪，岂不落个人枪两空!”
他这几句话，听得出不是瞎编。不管是真是假，一去便知虚实。周云森同志随选派了几名纠察队员，随后暗中给我“保镖”。
我走进怡和纱厂大门，往旁边小门一拐，顺着扶梯，走进了一个房里。满房坐着四五十个敌人的军官，桌上摆着酒、罐头和花生米。敌人营长杨一帆见我进来，说了声：“请坐!”
这群反动家伙，有的喝得眼红脸白，有的趴在桌边，一双双被酒灌红的眼瞪着我。我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
“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家伙突然恶狠狠地问了一声。
我回头瞪了他一眼：“老兄，你还威风什么！解放军四面包围了，东边到了松潘路，西边到了提篮桥，北边到了昆明路，浦东那边就要渡江，就算你会飞，也飞不出上海了。”这几句话，压得他满脸杀气减了一半，往后退了几步：“你，你……”
“我，我是共产党员!”我从椅上站了起来，挺直身子说。
“沙先生，莫见怪，既然你是真共产党，话就好说了，我们就是想知道你是真是假。” 说着递过烟来。
我说：“那好，你就命令部队缴枪。迟缴不如早缴，再拖些时候，解放军打进来，你们只好当俘虏。早缴了枪，可以作为自动放下武器处理。”
那营长跟着又提出一个问题：“沙先生，口说无凭，有什么证明你们是共产党呢？如果你是共产党，请通知浦东岸你们的军队不要再打枪，你做不到这点，我们决不放下武器。”他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
这时，杨树浦路还被敌人占着。我们和上级党的负责人周醒吾同志接不上关系，就算接上关系，又怎能和对岸我军联络呢！党给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工厂，我在这里和他们磨牙，工厂那边万一出了事，受到破坏，我们即使把敌人的枪缴到手，也顶不上那方面的损失啊！我决定施个脱身计，回工厂去。这群敌人不缴枪，放在这儿让解放军来收拾它。想到这些，我向杨一帆说：“好吧，让我回去打个电话!”谁知，他不让我回厂，说楼底下就是电话间，说着向两个带短枪的家伙一挥手：“去，陪沙先生挂电话。”
这个老家伙，倒真有几手。我看脱身计不成，一时又想不出对策，便大步大步走下楼去。那两个奉命“陪”我的军官，一前一后盯着不放。
我下了楼梯，往旁一拐，走进电话间，摸起电话，胡乱拨了五个字码，故意地大声说： “喂！老张吗?怎么不在!你是小李，快，快去找老张，对，我是沙玉琳。好，快去找，我等着。”
站在电话间里，自己也有点好笑。要是真知道解放军的电话，那多好呢！同志们正浴血苦战，一条街、一幢楼地和敌人争夺。他们又怎能知道，在大上海一个角落里，正发生这样的事呢?
电话间外两个家伙，焦急地直看手表。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怕再拖下去会露馅，突然高兴地对着话筒答：“对，我是沙玉琳，老张同志吗？好消息，这儿有敌人两个多营，愿意放下武器，对，对，请通知浦东的部队，不要再打枪。好，好，再见!”
放下电话，我又大步往楼上走。这时盯我的一个家伙，抢先跑上楼，对杨一帆报告了。杨一帆也信以为实，又让坐，又让茶。事不宜迟，我便抓紧机会，要杨一帆下令缴枪。
“当然，当然!”他应了两声，头脑一转，出了个新点子，提出要把他们当成起义部队看待。
好家伙，事到如今还想讨便宜。我说：“杨先生，你是军人，懂得什么叫起义，什么叫投降，抵抗到了最后几分钟，四面被包围了，还谈什么起义!只有放下武器!”
他看我态度强硬，也就不再提“起义”二字。又磨了一阵，最后看我军已迫近，这才命令就近的部队，集合在英联船厂的广场上，最后放下了武器。
我们初步清点了一下，计有迫击炮二十四门，轻重机枪八十六挺，冲锋枪二百八十多支，手枪、自动步枪和步枪六百多支。人数杂七杂八共约两千多。这时地下党负责人周醒吾同志闻讯赶到,他代表我党我军在敌人缴枪证明书上签了字,算是给了美国和蒋介石一张“收条”。王阿二和纠察队们，全部武装起来。挎上冲锋枪，佩上红袖章，一个个笑容满面，英姿勃勃，在工厂内外巡逻、放哨。
天亮的时候，不知谁叫了一声：“解放军同志来了!”随着这一声欢呼，无数的人奔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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