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野战军担负解放上海的各线部队，沿着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线和各条公路向上海挺进。
卖国贼蒋介石，在他滚出大陆之前，怀着绝望和仇恨，跑到二十年前他在此勾结帝国主义、操起屠刀向革命开刀之地——上海，亲自交给驻上海京沪杭警备总部司令汤恩伯一道血腥的命令：要死守六个月到一年，就是将整个上海在战火中毁灭，也在所不惜。汤恩伯根据其主子的手谕,一方面，加紧对上海市区人民的掠夺和屠杀；颁布了十项杀令,口号是：“ 只要可疑，不要证据，一律逮捕”；另一方面，妄想凭借着在上海外围修筑的纵深达数十里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死守。
五月十二日，上海外围战展开了。进攻浦东的我东线部队，自五月十二日到十六日，连克新尝周浦、林塘、祝家桥、川沙……在水网地带挺进了百十余里，以神速的动作直捣高桥镇，威胁着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唯一退路——吴淞口。敌人惊慌失措，急忙调兵增援，并以吴淞炮台和海面军舰上的炮火左右夹攻，一日反扑数次，战斗空前激烈。但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却像钢刀一样牢插在敌人的腹心上。真如方面的敌人，在我西线兵团进逼之下，不得不从罗店、月浦、刘行、南翔一带，向大尝吴淞步步退却。他们所谓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被我军炮火打得稀烂。不到两个星期，上海外围的一切城镇和据点，全被攻克，迫使敌二十多万人马，龟缩在从上海市区到吴淞口这一狭长地带内。二十四日，我各路大军按照上级预定的作战计划，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那些驻扎在我国土地上的殖民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的外国军舰，都急急忙忙开出吴淞口。但他们不肯就此离去，都停在长江口外，在那里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给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撑腰，好像在观望什么，在等待什么时机。
在东线兵团首长的指挥下，我们军拿下了七宝、泗泾镇之后，在各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担负了解放上海市区的任务。中央对这次战役总的要求是：消灭敌人，保全城市，打一个军政全胜的漂亮仗。野战军领导机关确定了将敌人消灭于外围的战术原则，所以在兵力部署方面，把最艰苦的战斗任务全部交给了北面和浦东方面的各兄弟部队。他们从左右两方面对敌人的退路吴淞口进行最猛烈的冲击，犹如一把巨大的铁钳，向敌人的致命处狠狠扑去，迫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到苏州河以北，以及江湾、吴淞、高桥镇一带，这就减轻了我们解放市区的负担，使我们能更多地集中力量，来应付解放市区的复杂社会情况。
二十四日下午，我军占领了虹桥机场后，已从黄浦江以西和沪宁线以南逼近了市区边缘。兵临城下，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心里充满了激动和自豪。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我们党的诞生地，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全世界的人民将会看到，这座多少年来一直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着的都市，将从此属于中国人民了。
夜间九时，从吴淞口方向传来了全线发起总攻的炮声。在那里，我东、西两大兵团的兄弟部队，将最后切断敌人通往海上的退路。这时，我军前沿阵地上，也立即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我拿起电话打到前沿师指挥所，问：
“部队打得怎样?”
“冲进去了！军长。”萧师长兴奋地大声回答。“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向市里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为我们照着亮呢!……”
接着各师也都先后报告向市区进展的情况。至此，我军南起徐家汇，北抵苏州河，全线突破了敌人防线，进入市区巷战。军用地图上的红线表明着我军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在电话里，我们对各师都特加嘱咐，定要尽快插到市中心去，不给敌人一分钟喘息时间，不让敌人有破坏市区的机会。
在北面和浦东方面各兄弟部队外围战的配合下，苏州河以南上海的主要市区，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至凌晨一点），就宣告解放了。我军进展如此迅速，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为了避免战火对城市的摧残和对市民的伤害，我们进入市区后采取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避免逐楼逐屋、一街一巷的争夺，致使守敌被弄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搞不清哪里是他们的防线了。除在主要街道上，敌人曾以坦克、装甲车向我军反击，掩护退却外，守在街头广尝两旁建筑物上以及沿途用麻袋包、铁丝网所构成的工事里的敌人，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甚至连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辆传送命令的吉普车，也稀里糊涂地开到我们阵地上来。那些被我军甩在后面监视起来的敌人，尽管还守在占为营房的坚固的高楼大厦里，有的是整营整团，有的还配有装甲车和坦克，但在我军神速进展下，已是孤立地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当刘浩天政委率二梯队上来后，这些敌人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二
上海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曾举行过“五卅”反帝斗争及三次武装起义。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这里领导着全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始终坚持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我军进攻上海市区之前，野战军领导机关就转来党中央的电报，指示我们进入市区后要立即和上海市的党组织和党所组织的工人武装取得联系。先头部队进入市区后，都纷纷遇到了上海的党员同志们。他们都是在紧急戒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彻夜秘密守候在街头的。一见到我军，立即迎上来向我们介绍敌情，并给我们带路。
在我军这次解放上海整个战役过程中，上海市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军事行动，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情报，还组织了上海市的工人、店员、学生以及公教人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和工人武装。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英勇的保护城市斗争，防止了国民党的军队、敌特、坏分子的破坏和抢劫。因之保全了上海市所有的工厂、仓库、银行、企业及其他公共建筑。
二十五日清晨，尽管外围江湾、吴淞和浦东一带的敌人还在拚命顽抗，苏州河畔还响着激烈的枪声，城市上空还不时地飞啸着流弹，但在我们刚刚解放了的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在上海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已迅速地恢复了正常秩序，许多工厂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生产，电车、公共汽车也都恢复了行驶，商店照常营业，水电供应从未中断（当时水电厂还都处在苏州河以北敌占区），甚至连苏州河以北敌占区的电话，也照常和解放了的市区畅通。若是没有党的地下组织的强大力量的配合，在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要将上海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城市一下子接管过来，立即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是有极大的困难的。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上海市的党组织还曾不断地协助我们，查获和逮捕了许多敌特匪帮和进行瓦解敌人的策反工作。人民保安队的队员们都佩带着臂章，和我军并肩警卫在街头，维持着市面上的秩序。
城市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与我军全体指战员自觉地严守着我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也有密切关系。尽管同志们经过连日的战斗、追击，极度疲劳，又复细雨蒙蒙，但大家仍不跨进民房，不惊动市民，白天静悄悄地坐在马路边休息，夜晚和衣躺在马路两侧湿漉漉的人行道上。为了不影响市面上的金融秩序，入城部队一律不买东西，不管是香烟还是日用品，甚至吃饭也是在几十里路以外的郊区做好了送到市内的。
我军这种爱护人民、严守纪律的品质，感动了全市的人民。许多人感动得流着眼泪，拉战士们进屋里去休息，战士们婉言谢绝了。工人们、学生们自动地组织慰问队给我军送水、送烟、献花、带路，表演秧歌舞、活报剧。人们成群结队地围看自己的军队，把马路都堵塞了；他们奔走相告，甚至用电话把这边的情况告诉给苏州河以北的亲友。人民对我们热情的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是难以形容的。我们到前沿去的一路上，看到凡是有我军战士停歇的地方，都圈上一群群工人、职员、学生和市民，送烟、端水，说着笑着，一片亲切火热的气象，即使离火线非常近的地方亦是如此。国民党多少年的造谣、诽谤，在事实面前全被粉碎。
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家家户户都打开门窗，人们欢腾地拥向街头庆祝解放。人们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黑暗丑恶的旧世界，跨进了一个光明美满的新世界。城市就这样奇迹般有条不紊地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三
解放上海不仅是一场严重的军事斗争，也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公开拿枪的敌人，而且有暗藏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分子；不仅有官僚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 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这就决定了斗争的要求：不仅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有对敌斗争，还有统一战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虽然我们对许多问题都感到陌生，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军解放沿海大城市可能遇到的问题早已英明地预见到了。在渡江之前，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军提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在上海外围，我们军党委连续召开了会议，对党的各项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所宣布的约法八章，结合着上海市的具体情况，作了深入的学习，反复的研究，并贯彻到全军每一个指战员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当我军冲进市区后，一方面激烈的战斗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随之进一步地展开。这天一早，我们正忙着了解各师的作战进展情况，外面来了很多人要和我们联系事情。据来人各自介绍，他们都是上海市党的地下组织的同志。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敬意接待了他们。但当看到了他们的证明文件后，又不由地一愣，怎么这些组织番号有许多与中央告诉我们的不符合呢?会不会有敌人冒充我们党的名义，企图混进来呢?我们马上警觉起来。我们几位负责同志马上研究了一下，觉得在当前战斗紧张的情况下，华东局负责同志还没有公开活动，我们一时难辨真假，于是决定我们暂不出面，只派一个干部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和姓名、地址都记下来，待查明情况以后再作答复。
不到中午，情况复杂起来了，各部队都送来报告：街头上挂出了许多机关的牌子，什么 “中共华东局行政办事处”、“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以及什么“接收委员会”等；还有些武装组织，什么“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各种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声言要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我们军部附近就曾发现了一伙这样的人：持有武器，自称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我们的侦察科长前去和他们联系，那伙人不但不听指挥，嘴里还不干不净的放肆不羁。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马上派警卫营把他们包围起来，请来他们的负责人，起先他好像还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三句话一问，现了原形，原来是些国民党特务纠合着一批帮会、地痞、流氓之类，企图趁火打劫，进行破坏。这一事件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保护上海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于这些敌人，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于是立即通令全军，凡发现一切不符合党中央指示的组织番号，一律令其交出武器，集中看押在指定地点，等候处理。那些挂在街头的牌子油漆未干就被摘下来。后来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协助下，查出这些人都有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
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这天，上海大大小小几十种反动的、黄色的报纸，像刮了阵黑风似的，也在故意制造混乱。如刊登了一些冒充我党我军对市民发表的公告，说什么上海即将大赦，所有监狱的犯人，不论是杀人犯、盗窃犯，以及像汉奸陈璧君之流的投敌叛国犯，都一律释放，等等。看到这种情形，确使人恼火。但党的政策教导了我们，这是复杂的政治斗争，不能粗暴行事。军党委决定大力进行正面宣传。除对那些报馆提出警告外，并通过我们的报纸和所有的广播电台广泛宣传了我党的城市政策——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侨，没收官僚资本……等约法八章，又把我们翻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张贴到各个街道。
上海是个国际闻名的都市，也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统治、压榨、奴役我国的基地。市内居住着很多外国侨民，其中也有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我们党对待外侨的政策，一贯是基于我们伟大严正的民族立场，“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我们党的这个政策是由于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对一切尊重我国主权，遵守我革命秩序的侨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作到了切实的保护。凡是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却不肯就此结束他们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日子，仍幻想将上海置于他们的势力范围，永远成为他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园，时时刻刻在阴谋蠢动，寻机挑衅。根据部队汇报，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正在通过他们所收买的奴仆，企图拉拢我们的战士，刺探我们的军情和部队番号；他们怀着恶意拍摄有关我军情况的照片；有的不遵守我军的戒严令；甚至有的更恶狠狠地从楼上向我们战士吐口水，等等。但他们这些恶意的污蔑和挑衅的丑行都被我们及时有力地制止和揭穿了。在威武不可侵犯的人民解放军面前，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完全失去了它往日殖民主义者的威风。
面对着这些突然涌现出来的千头万绪的难题，使人感到眼花缭乱。但有了党的正确指示和人民的帮助，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个都迎刃而解了。
当我军进攻上海时，野战军领导机关转来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们进入市区后，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上海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严防敌人乘战时混乱，对他们进行杀害。当时，许多全国知名的爱国人士都在上海。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军党委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如何在紧张频繁的战斗情况下，去查找和保护他们。
在我们就要进攻上海市区的前几小时，兵团部又转来党中央的一份急电，说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上海可能被国民党逮捕，详情不明，要求我们迅速查出他们的下落。这是一个火急的任务，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毛森，正在上海疯狂地逮捕和杀害爱国人士。特务组织专门用来捕人的“飞行堡垒”，不断地将成百上千的人押进监狱。许多学校都被临时钉上铁丝网，改成监牢。每日都有大批的人被押到宋公园、黄浦江边甚至市中心的十字路口上加以枪杀。凡是落到他们手中的人，犹如危在虎口。我军一进入市区，立即查明了许多爱国人士的住处，立即派部队将他们的住宅区保护起来；同时很快接管了所有的监狱和特务机关，许多已经绑好即将拉出去枪杀的人，由于我军的进展神速、特务的仓皇逃遁而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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