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一梯队的战斗任务，于一九四九年三月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
巢无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我们这个军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创建和成长起来的。这一块根据地是我们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夹攻中创造出来的。在这里，每一座山，每一条水，每一条圩埂，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这里，到处都有曾经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群众。我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七师来了!”一听说我们要在这里过江打蒋介石，巢无地区的人民群众齐声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要人有人，要船有船!”他们把千方百计保存起来的渔船从大河小渠里划出来，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甚至全家夫妻儿女，自动报名参加船工队，和我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渡江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长江潮汛的规律、江上驾船的技能、水上作战和滩头登陆……以便渡过长江天险，打到江南去；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因为渡江以后，“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对不熟悉的城市问题，必须从头学起。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度过了和煦的春天，初夏悄悄地来了，石榴花含苞欲放，四月就将过去了。
四月间，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中，我党代表团正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团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长江前线，我军已经完成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全军指战员正严密的注视着对岸敌军的活动，根据新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们的作战方案。我踏上江堤，江风迎面吹来，在我面前出现了一片熟悉的地形。啊！这是无为的大套沟。我们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就是在这里渡过江来的。时隔八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四一年一月，抗日战争的困难阶段，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八万余人的兵力，围歼我奉命北撤经过泾县茂林地区的新四军江南部队九千余人。当时我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工作，随军部行动。我们的部队，在石井坑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里，浴血奋战七昼夜，直到弹尽粮绝，才被迫分头突围。我和军部警卫排的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来到长江南岸，这时我们只有七十余人。蒋介石为了实现他一网打尽我江南抗日武装力量的毒辣阴谋，有意广播了我新四军北上路线，勾结日寇配合行动。在我们到达江边时，日军已经对长江实行了严密的封锁：收走了沿江所有的渡船，天上有飞机整天沿江侦察，江上有巡逻艇不停地活动，岸上有巡逻队往来搜索。幸而在一百步村找到了我们的一个联络站，这里的党支部的同志划着一只木盆连夜偷渡过江，请江北游击队派来了一条木船，把我们接到江北。我们这支不足百人的小队伍以及陆续突围到江北的同志，和江北游击队的同志，后来就成了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当我们在那天黑夜登上木船的时候，南岸的同志们含着深情说：“同志，祝你们平安到达江北!等着你们打回来!”我们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同志们!任何挫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革命意志，革命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仅仅过去了八年又三个月，我们终于打回来了，而且是沿着当年北上的老路打回来了。古老的长江展现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那样滚滚东流的江水；但是，长江两岸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年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一条船，人枪不足一百，在敌人封锁线的夹缝里钻过来；八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几百条船，几万支枪，几百门大炮，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是百万大军，只等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军的铁拳就将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一古脑儿结束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统治，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将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即将展开，我们就要夺得全国胜利。我们应当如何迎接这个胜利呢?面临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胜利，我们应当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伟大历史事变的前夜，毛主席又一次英明地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是多么及时、多么深刻的启示啊!历史上，曾经不知有多少革命战士,经不住胜利的考验!多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然而，我深信历史是决不会重演的。因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缅怀往事，展望未来，感慨万千，回到指挥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电台正在广播新华社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而且留给他们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切情况都说明，敌人并不甘心灭亡，它还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来作垂死挣扎。一方面，搜罗他们的残兵败将，在长江沿线拚命赶筑它的“立体防线”，一方面又发动和平攻势，派代表团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两套手法，一个目的：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保存反革命势力，然后卷土重来。
在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思想指导下，我们全军上下个个心明眼亮，懂得这样的真理：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真正的和平只有依靠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得到。我们要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敌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谈也好，打也好，都要南渡长江，解放全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幻想和平，乞求和平，只能麻痹自己，涣散人民的革命意志。八年前新四军皖南部队失败的沉痛教训，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的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坚决实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不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敢放手地发动人民群众，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造成了我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几乎全部覆灭的严重损失。回忆这一段历史，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少奇同志的一段著名的话：“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我八年前后两次渡江的经历就是生动的例证。
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不过是个幌子，并无诚意，最后只得撕破了和平的假面具，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引退”在奉化从事幕后指挥的蒋介石又发出了反革命叫嚣：“不惜一切牺牲，与共党周旋到底!”
四月二十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了长江前线，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用巨大的红字标题油印出来，从军部传到师部，从师部传到团，传到营，传到连，传到战士们的手里。全军上下，到处响彻着雷鸣般的呼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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