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辉回忆淮海战场决战的尾声

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成千成万的俘虏，像大堤崩溃了一样，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流过来，指挥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塞满了。他们一个个饿得张着嘴、瞪着眼在等饭吃；看见送饭的挑子一来，上去就抢。我们的人手有限，炊事员忙不过来，只好发粮食给他们自己烧饭吃。好在这些尘土满脸、精神颓丧的俘虏们，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一件东西：洗脸盆、去了衬子的美制钢盔、茶缸、熏黑了半截的铝水壶……全都变成了“小锅”。一时广漠的雪原上炊烟四起。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陈官庄东北十四五华里的小庄子上。庄上原有百十户人家，全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得房倒屋塌。管理部门在村头上找了一间独立家屋，作为我临时办公的地方。窄小的屋子当中，摆着一张半旧的小方桌，还有三条长凳。警卫员用高粱秸子生了一堆火，放上个水壶，把屋子烤得比较暖和了。
一个个的俘虏兵，吃饱了饭，解除了顾虑，变得有说有笑了。几个伤兵还跨进我的办公室，说道：“我们吃饱饭了，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通通交给长官吧!”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大包小包的东西。摊开一看,有乌黑卷曲的条条，有带着毛根的块块,有蜡黄带黑的颗颗。这是些什么东西呢？俘虏们见我不认识，纷纷说：
“长官，这是马皮，这是驴皮，这，这是……人肉。伤兵兄弟腿上的肉。”
“我们没有饭吃，空投的全给当官的吃了，他们就让当兵的吃这些……”
听到这些话，令人寒颤，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中直冒。我正在和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卫生处长赵云宏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的官儿，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估计至少是一个将官。我要他们马上送来。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门前的俘虏越集越多，还有难民和学生，形形色色，一眼望不到头。在包围圈中的许多学生的衣服全被国民党兵剥去了，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们一时拿不出衣服给他们穿，便叫人燃起一堆堆高粱秸暂时取暖。一些受国民党军糟蹋过的女学生，捂着脸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哭。这些学生，大部是被敌人从徐州骗出来的，有的是受“正统” 观念的毒害，跟着跑出来的。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
这时我们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清查被俘的高级军官，刚才说的那个“将官”，怎么没送来呢？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押送的人走来。他们见我责问，便指着被押送的俘虏说,他们怕飞机，路上走走趴趴,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叫:“进来！那个自称“记者”的俘虏，喃喃地说：“有飞机，有飞机，先在外边躲一躲吧！那军官慌得连眼前的门框有多高也没看见，一下冲进门来，他的头被门框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疼得他两手抱着脑袋。
这人早已卸去了“将军”的“战袍”，穿着一身士兵棉服和破大衣，脸上和手上都弄得乌黑，很不自然地弯着腰，看起来像个老伙夫。
他立正，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个礼。我看他很狼狈，叫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放到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那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抽出一支递给我，又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他一旁的“记者”，大概被飞机吓昏了头，竟忘记了这是在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那个军官瞪了一眼，“记者”才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把火送到我的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我马上敏感到，这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仔细一端详，发现那军官的鼻子底下有一些残余的胡髭，想是两撇“仁丹胡子”，只因刮得匆忙些，没打整干净。我正要问他们话，电话铃又响了。是民运科长李教清同志从俘管处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增加三个少将，都是自动坦白的。我告诉他说：“不管是什么将，自动坦白就很好，要保证宽待他们，给饭吃，好好向他们讲解我军的俘虏政策。”自然这番话，也是有意让屋子里的俘虏们听的。可是他们装得并不在意。
我坐下来，开始审问那个军官：
“你是哪个部分的?”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我断然地说。
“军需长。”那个“记者”赶忙说。
“叫什么?”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先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一下!”我顺手递给他一本拍纸簿。
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袖筒托起，露出一段雪白的手臂，上面还箍着一只亮铮铮的手表。手表应该戴在手腕上，哪有箍在手臂上的呢？明白了，大概他怕这种高级手表会引起别人对他身分的怀疑。我打趣地向他说：“手表戴在手腕上才方便啊１他尴尬地把表往手腕上拉拉，又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最后才掏到一支派克钢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个“记者”有点替他冒汗了，伸手要替他写。我制止了。
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是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拿出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句，然后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不过，你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除了战犯以外，是一律宽待的。”他几乎把头埋到衣领里去了，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于是我对他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伯韬被打死，黄维兵团被消灭；黄维本人想混走，也还是被活捉了。……
他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的。”
这时，有人把俘虏的一个京戏班子送来请示处理。那些男女演员，大概为了表明自己的身分，竟把五颜六色的戏装穿在身上。当他们从俘虏群中通过时，坐在两旁的俘虏竟高声大骂：“你们这些破烂货，前几天还给当官的演戏哩，飞机空投的东西都给你们吃了。现在不能给你们饭吃!”
演员们挨骂受辱，又说不给饭吃，脸色变得惨然了，纷纷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啊，被拖出来，回不去，只好唱点吃点!”原来这是郑州的京戏班子。当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被围时，刘峙为了骗取功劳，制造了“徐州大捷”的消息；国民党为了欺骗人民，又大加渲染，下令各城市游行祝捷，强迫组织慰问团去慰问。这个郑州的京戏班子一到徐州，杜聿明就弃城逃跑，他们被拖着一起到了陈官庄。当我把戏班子里的琴师叫进来问话的时候，竟使那个 “军需处长”吓得不敢抬头，只顾去拨火堆里的高粱秸，搞得满屋青烟绕绕。直到派人把琴师送出去，并嘱咐好好照顾他们，一般的不能当俘虏看待时，“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我要他好好考虑一下，坦白交代，便从屋里走出来。
这时，门外更热闹了，不仅俘虏越来越多，而且新缴获的美国造十轮大卡车也一串一串地开过来，喇叭嘟嘟怪叫。支前民工大队也用毛驴、大青骡子、大车、独轮小车，装驮着胜利品从门前路过。那些受到特殊优待的京戏演员，吃饱饭后在庄后的休息处大拉大唱起来。看到俘虏太多，细细检查来不及，便叫校以上的俘虏站到一边去。一宣布，站起来一大片，有个矮个子，自动报名说他是少将军医处长，还拿出个十字章做证明。
这一群刚走，又有三四十个上校以上的俘虏被带过来。带领他们的是我们一个女同志。她一边走，一边讲解着我军的俘虏政策。
我回到屋里，继续审问那个“军需处长”。
他还没表示态度，敌机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颗炸弹，满屋都震动了，门外一匹马吃惊地嘶叫。推门一看，许多车辆都在人们的招呼中停了下来。敌机发出怪叫，咕咕咕地乱扫射，这一下可把俘虏们触怒了，便大骂开了。
“他妈的还在耍什么威风，你们要是在地上，也当俘虏了!”
那个“记者”见“高文明”脸色阴沉，对我说：“这个地方，恐怕不大方便吧!”我说： “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我们跟你们打了几十年交道，你们的美国飞机有多大本事，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清楚。”
这位“军需处长”的衣服，简直像一个随身给养库，他一会儿从衣襟的夹层里掏出一袋牛肉干，一会儿又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香烟，一会儿又从衣袖里面掏出东西来，活像一个魔术师。他看见水开了，撕开一袋牛肉干，慢吞吞地嚼起来。这时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边是那些被俘士兵交上的一包包的驴皮、马皮和人肉；另一边却是一袋一袋的美国咖喱牛肉干：这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生活的残酷对比。美帝国主义者用咖喱牛肉饲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却迫使他的喽罗去吃人。
我见这位“军需处长”饿了，便叫人搞来些小米饭，另外端来些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便狼吞虎咽起来，“军需处长”也略略吃了一点，又垂头抽起美国的骆驼牌香烟。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吃罢饭，便叫人带他到庄头上一所独立的小磨房去。他走出门把头深深埋在大衣领里，一瘸一瘸地从俘虏群中走过。
黄昏时分，看押俘虏的战士来说，那个“军需处长”在磨房里拿一块小石头把头砸破了。我走过去一看，他躺在地上，满脸是污血，以为他死了呢，让医务人员一看，伤口不大，只是额角敲破了，那血污像是自己涂的。他的这种企图是不问自明了。
我立即叫人从俘虏中找个司机，用刚缴来的一辆吉普车送他到卫生所去。但那个被俘的司机说什么也不干。他说他要替解放军开车，不再给国民党军官开车；还说，他的老婆曾遭到国民党的军官的污辱。我们说，这不是给国民党开车，是给解放军开车。劝说了好久，车子才开走。
我们把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立即交代“高文明”是谁。这家伙这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浑身颤抖着说：“我交代，我我交代！他……他是……杜，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随即从大衣后襟的夹层里取出一个皮包，从皮包里取出一双象牙筷子，说这是“杜长官”四十“大寿”时一个军阀送给他的，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作证。原来，这个“军需处长”，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战犯杜聿明。为再一次查证，我对照看了敌工部门送来的杜聿明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方方的脸上留着八字胡；眼前的战犯，除了没有那八字胡，头上多扎了一圈纱布之外，相貌完全一样。
我又叫人把“军需处长”带来，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这个战犯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我们派人把他送到纵队部以后，听说，杜聿明在见到我们纵队的首长时还在说什么：过去他们在东北的失败，应归咎于陈诚、卫立煌的无能；而这次他们数十万人在淮海战场上覆没，则因蒋介石听信了刘峙的话，而没有采纳他的“忠谏”。好像他若在蒋介石的地位，国民党就不会得到这个惨败的结局。纵队首长平静地对他说：“你又错了。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本质，决定了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你本人的被俘，也决非偶然。”直到这时，他才无言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