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夜晚，当我们连运动到一个新的进攻出发地后，连长指着前面一道高约两米的土圩子，说：“同志们，那是通向杜聿明总指挥部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的任务，是在明天拂晓，攻占土圩子，配合友邻部队向纵深发展，直捣陈官庄!”连长说着，做了一个杀进去的手势。
决战到了最后关头，同志们分外精神，谁也不累，谁也不困了。大家分散在地堡和交通沟里，干部、战士都抱着枪，不断视察敌情，都在等待着那一句话——“前进!”时间过得真慢啊！不知什么时候，帽檐和睫毛上都结起了霜花。我隐隐约约听到，对面小土圩里人声嘈杂。看来敌人已乱成一团。它们夜间盲目炮击的声音越来越少了。快到拂晓，首先从北面传来了炮声，哦，友邻部队发起攻击了。我们的炮声越来越猛烈，对面小土圩里的敌人急急吹哨集合。连长立刻打电话，向营建议：乘敌人混乱，提前攻击；要求炮火支援。电话还没讲完，对面圩里更乱了，听来总有几千人马在冲撞，一片人声、哨音。这时，副营长带着几个通信员跑来，命令我们立即发起突击。
从我们冲锋出发地到小土圩子，大约是五十米的开阔地，我们发出冲锋口令后，几乎是一闪就跨过了。冲进圩子，借着昏昏夜色，看见茫茫平原上，物资散乱，人马杂沓，成千成万的人在向后跑。我们也就乘势穷追，一个连队一头钻到敌人堆里。四面在呼喊，四面有枪声，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哪里是陈官庄了，只顾向敌人最多的地方猛插猛打。
部队在飞跑着。有的战士看到那么多枪械，顺手拣几支背上，跑几步换一支，跑几步再换一支，最后体力不行了，连长和我向大家说：先不要拣枪，快快前进！战士们有的就把拣的枪扔了，呼叫着向前跑。插到一个野炮阵地，六门野炮整整齐齐排着，旁边的炮弹箱开着，我们也只看了看，让后续部队来收拾；成群结队的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向我们问：“往哪走，往哪走?”战士们向身后一指，又往前飞跑。……
一个跑步十来里路，棉衣都湿透了，越跑越重，而敌人却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正在为难时，忽然后面打来了一群炮弹。后来得知，这是我军向敌纵深发射的，因为我们插得太快，炮弹也落后了。这下好了，成千的放下武器的敌人，自动集合起来，汇成二十几路巨大纵队，直向我们后方推去，像被暴风雨冲刷的污流。零散的俘虏也被卷入了，使这股污流越流越大。我们碰到了插进来的一支兄弟部队，合起来将近一个营。俘虏中带头的人看见我们进来，摇着白手巾，有的拍手，不住地高喊：“欢迎解放！欢迎解放!”我刚向他们讲了几句话，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突然叫住我：“官长，这个给你!”他掏出一支驳壳枪来，外加五十发子弹。有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拖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狼狈不堪。连长问他是个什么官，他说是“司书”。这一天，许多敌军官都自称是“司书”、“司务长”。开始叫人奇怪，后来才弄清楚：在几天以前，所有敌军官都换上了士兵衣服，准备着这一天了。
天色渐明，看看周围，才发现我们正处在一大群帐篷和地堡中间。有军用帆布帐篷，有降落伞搭的帐篷；有迫击炮筒盖顶的地堡，有把汽车翻过来盖顶的地堡……我们走进一顶大帐篷，火堆旁的人见了，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恭恭敬敬地说：“报告长官，这是我们的武器，八十发子弹一发也没有放!”地上果然放着步枪和机关枪，旁边是鼓鼓的子弹袋。他们烧什么吃呢?一看：满罐马血。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报告长官，这里是陈官庄。”一个俘虏兵回答。
哦！原来我们已经插到杜聿明的总部来了。若不是几座仅存的破茅屋和断墙，我还以为这是个墓地呢。
在离此不远的一片平地上，有几百个长方形的小土炕，有些被雪埋平了。揭起炕上的被子看看，全是伤兵，不少已冻死了，还活着的就诉苦求救。
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道几里长的沟，也几乎被尸体和伤兵填满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伤兵流着泪说，他们都是从前方抬到这里的，医院不收，担架兵没办法，把担架扔下跑了。 天亮以后，蒋介石派来了许多飞机，到处轰炸，重磅的美国炸弹、用筐子装的迫击炮弹，从空中往下倒。这时，我们连已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奉命撤出战常一个同志跳上汽车，大声对俘虏们说：“谁会开汽车，站过来!”一下就过来了十几个汽车司机。我们全连立即跳上几辆美造十轮大卡车，一阵风离开了陈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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