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六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把敌黄维兵团全部消灭，由蚌埠北援之敌掉头逃向淮河以南，在包围圈里的杜集团，只有绝路一条了。为了策应华北作战，我军推迟了最后歼灭该敌的部署。这时在淮海前线，传播着一种强大的声波。——我们的电台从十七日起，反复地广播前线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巨大的声浪，直透敌人心脏。接着一个空前规模的对敌政治攻势，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们的前沿阵地，跟敌人相距只不过几十米。这就便利我们利用各种方式，对他们喊话，宣传我军政策，劝他们弃暗投明。开始，敌人静悄悄的，好像在听；不久就一阵骚动，步枪、机枪一齐打了过来，把一个同志手里的喇叭筒也打了个窟窿。这个同志火啦，把喇叭筒一丢，向我说：
“冷干事，不给这些家伙磨嘴皮了!干脆让他们在刺刀下求饶!这枪又不是吃素的!”
纵队敌工部长来了。他指示我们：“不能心急，这是一种政治斗争。既然是斗争，就不会那么轻便。‘攻心为上’嘛，这是兵书上的老经验了。我们要耐心坚持下去，学会把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适当地结合起来。”我们按照部长的指示，第二天向敌人喊话时，把全连的机关枪、六○炮都架了起来。首先向敌人发出警告：“你们要老实点，不准打枪，要动武，我们也决不客气１话音刚落，敌人又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我们立刻还击。一眨眼工夫，敌人阵地上尘土飞扬，机枪哑了。我们乘机再喊：“蒋军兄弟们，以后不要乱打枪了。你们的枪，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老命可是自己的啊！接着就把我军的宽大政策讲了一遍又一遍，劝他们投降过来。白天不方便，晚上来，轻轻拍拍手，我们就明白了。政治与军事结合这法子真灵验。这次喊话，对方再没敢打枪了。
晚上，天墨黑墨黑，我们伏在交通壕前沿，正要向敌人喊话，隐约地听见有拍手声。怎么?真有投降的来了，我也轻轻地回拍了三下，对方又拍了三下，……奇怪，光听见拍手声，却一点也看不到人影行动。我想：会不会是敌人利用这个暗号来偷袭我们!我把手枪掏出来，上了顶门火，又关上保险，叫战士们也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很快，一个黑影出现在眼前。我低声嘱咐身旁的同志，千万不要打枪，等把情况弄明白了再说。那黑影一边拍手，一边向我们交通沟爬来。快到沟沿时，我们好几只手伸出去，把他拉进了交通沟。
这人右手提着一支捷克式步枪，左手拖着一袋子手榴弹，浑身哆嗦，“长官、长官”的连连呼喊不绝，却说不成一句话。我们向他解释，叫他不要害怕，再把他引进地堡。在烛光下，才看清他是一个年约三十余岁的中年士兵，穿着一身破烂的棉军装，手背裂得像松树皮，满脸黑灰，豆粒般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掉。半天，他才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老天保佑，可算过来了!”他歇歇气，喝了杯开水，告诉我们，他是特务连三班的兵，全听见了我们喊的话，句句都说到他心坎上。趁当官的不在地堡里，他壮起胆，装着出来小便，就赶忙爬过来了。他又要了杯水喝，接下去说：“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饱饭了，弟兄们都想过来，心里有些害怕。你们喊话，都想听，可是当官的不让听，连长说都捂住耳朵，谁听枪毙谁，还逼着弟兄们打枪。今天，你们打了一阵子炮，把连长吓跑了……”说着又向我们要水喝。我看他实在饿坏了，便叫人到饭挑子上拿来些包子给他吃。三四十个包子，他一口一个，很快吃得一干二净。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些教育，安慰了一番，找个地方叫他睡睡觉，准备明天叫他也去喊话。
第二天，火力布置好后，我就带着那个国民党军士兵到了前沿。我刚喊出了第一句，只听得对方交通沟里七嘴八舌地嚷嚷：“打，打!”我立即放下话筒，向后面喊了声“预备— —放!”没等敌人打出两枪，我们的排子炮弹又盖过去了，打得敌人叽哩哇啦乱叫。我紧接着喊起来：“你们已经三天没吃饭啦，不要再为蒋介石挨饿受冻了，快过来吧!……”
对方竟答上腔了：“谁说没吃饭，我们吃的鸡蛋糕!”声音皮皮啦啦，像破竹竿似的。接着他还向我们大骂。
我问身旁的国民党军士兵：“你听这是谁的声音?”他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连长，他姓纪。”
我趁此机会喊：“哦!姓纪的啊，我们知道，你是特务连的连长，没吃饭就没吃嘛，何必说吃鸡蛋糕!光吹牛可吹不饱肚子。”
“你胡说！胡说。”那家伙像被锥子锥了似地拚死命地喊着，“我不姓纪，我不是连长!” 我又向他猛攻：“别撒谎了，我早就清楚你是特务连的纪连长。告诉你，对士兵别太凶了，不然，将来抓住你，有你好看的！把他好好地教训了一顿，气得这家伙直叫：“ 打，打!……”
稀稀拉拉响了几枪，又听不见动静了。于是，我就叫那个国民党军士兵把昨晚怎样过来，又怎样受到我们的宽待都讲一遍。只听见那个特务连连长大骂：“妈的，都给我滚回地堡去!滚……”不用说，这是骂那些静心听我们喊话的士兵。我心想：狗东西，你越骂，士兵越恨你，你总不能把士兵的耳朵一个个堵住!
当晚又投降过来三个，其中一个也是特务连三班的。第三天，一下过来十几个，又有几个是三班的。以后，差不多天天都有过来的，天天也都有三班的。先先后后，投诚过来的人，报名自己是特务连三班的就有二十多个。奇怪，这个三班是个什么班！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班二十多个人。我把头一个自称特务连三班的士兵叫来，问他认不认识那十几个人。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我问其中的一个：“你们都是一个班的，为什么不认识?”那人回答：“我补充到三班才两天哩，他怎么会认得１这才弄明白：原来的三班，几天就差不多跑光了，敌人把班补齐，过不两天又快跑光了，敌人又补，一连补了三次。最后从班长到士兵，跑得一个不剩。这个在邱清泉管辖下被认为可靠的特务连，竟在十天之内，被我们喊过来六十二名，差不多占了这个连总人数三分之二。
年底临近的时候，上级又组织了一次声势特别浩大的政治攻势，几乎前沿部队所有的人员都参加了。有向敌人喊话和广播的，有为敌人唱戏和唱歌的，有利用俘虏给敌人送馒头食物的，有用风筝或宣传弹送宣传品和“贺年”片的，有插标语牌、贴漫画的，……天上地下，白天黑夜，应有尽有。为了进一步动摇敌人的军心，让它们过个“热闹年”，过年的时候，我军第一线的迫击炮以上的火炮，同时对敌人军以上指挥所和前沿工事进行了连续轰击。约一个多小时的炮击之后，我们的部队就在装饰一新的“阵地之家”里愉快地会餐过节了。在此前后，每天至少有三百多敌人跑过来投降。开始是单个的，成班成排的，接着是成连成营的，以后，连副团长、情报科长之类的人物也带着部队投过来。事后知道，杜聿明集团从被包围以后到我军总攻之前,投降过来的即达一万多人。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共军的政治攻势，真是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弄得我们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士无斗志，一击即垮。在各个战线上，士兵和下级军官，只要避开了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就纷纷携械投降了……”我觉得好笑，我军所掌握的是真理和正义，自然是不可抗拒的，怎么可以拿“楚歌”来比；在投降的国民党军当中，他们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固然很多，而高、中级军官和那些“卖狗皮膏药”的所谓政治工作人员难道还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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